民办高校 西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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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 西安派

经过艰难创业、野蛮生长之后,西安民办高校有了名份,但仍然面临生存危机。民办高校能否等到真正的教育开放?会不会出现“东方哈佛”?能不能出现营利性大学?

文/田茗(刊登在《创业家》第十一期)

在学校官方网站上,关于校庆的消息只有那天早晨的升国旗仪式,以及一位“知名校友”——成都新得利总经理助理马伟刚的贺电。

今年植树节,这所民办高校昔日的主心骨、学校创始人丁祖诒去世,扔下数万名在校学生、三千亩校园,以及价值十几亿元的学校资产。三年前,丁祖诒因为年满70岁被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辞去院长一职。他为此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不满:“按照教育部的指示,大学校长只能干到70岁。我就问,李嘉诚能干到多少岁?民营企业董事会说了算,民办院校的主权到哪儿去了?”

陕西省堪称中国民办高校最为兴盛之地之一。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1年,该省民办本科院校数、万人以上规模民办高校数均位居全国之首,民办高校固定资产达70多亿元。西翻、西安培华学院(下称培华)、西安外事学院(下称外事)、西安欧亚学院(下称欧亚)、西京学院(下称西京)等学校均拥有学士学位授予权,或者说有了不错的“名份”。西京学院更是获准从今年9月起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

这些学校的创始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年或因钟情教育,或因政府鼓动,或为名,或为利,先后投身民办高等教育。他们有着相似的基因:大多教师出身,搞过教育,下过海,起步于中年;起初定位于高考落榜生的避风港,又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繁荣市场,也大多经历过“校舍租来的、老师聘来的、学生骗来的”野蛮生长历程。

如何继续生存,仍然是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必须面对的命题。当年曾协助丁祖诒打理西翻、后来创办外事的黄藤坦承,民办高校可谓内忧外患。

近年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加上公办高校大举扩招,独立学院异军突起,国外高校到中国抢生源,民办高校的生源受到了多重冲击。

民办高校经费来源有限,主要依赖学费来运作。而很多民办高校的声誉极为脆弱,声誉又与招生、与学费息息相关。西京副院长马成胜对《创业家》记者表示,北大出个负面消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任何一所民办高校都经不起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你会全军覆没,马上面临的问题是,今年一年没有学费收入,明年就倒闭了。”

丁祖诒关于他70岁被迫退休的抱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民办高校的最大风险:政策。和公办高校一样,民办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任命得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哪一天政府出台一纸文件,所有民办高校关门……民办高校自己办学不行的话,还是跟公办高校合办吧?是不是民办高校就没了?”马成胜说。

那些一心想赚钱的创始人,以及对此感兴趣的投资人,还关心民办高校能否公开贴出“营利”标签。2011年年底,陕西省出台文件规定今后对民办高校实行分类管理,民办高校可以选择做“营利性学校”,登记为企业法人。但很多民办高校依然疑虑重重,据马成胜了解,目前没有哪所学校主动申请营利性大学。

在西安民办高校帮,丁祖诒被视为行业老大。他的女儿丁晶接班担任董事长后,表示要继续高举父亲“创东方哈佛”的大旗。圈内外人士其实非常清楚,“东方哈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景”。

上篇:创业

为什么是西安

西安的民办高校创办热潮始于1984年。

那一年5月4日,时任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沉慧俐,在省政协会议倡议创办一所女子大学。当年8月,民办公助性质的西安培华女子大学获准成立,办学层次为专科,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所女子普通高校”。四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北京会见了学校校长王宏基和副校长姜维之。

如今,这所习仲勋陕西家乡的学校已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且不再是一所女子大学—尽管这所学校愿意将自己的历史回溯至1928年的“西安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

1987年,48岁的丁祖诒辞去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一职,创办西翻。与培华一开始就得到高层关注和社会各界支持不同,西翻等民办学校相当草根。当时作为自考助学机构的西翻,与培华还有一大区别:它根本不被列入国家统招计划。

丁祖诒被人津津乐道的版本是,他500元起家,最初设备极为简陋,就是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教室。1988年秋季,丁派出几路精兵强将分赴陕西各地招生。招生的队伍中,有两个年轻小伙子。黄藤,1958年生,西安大学职业教育所研究员。胡建波,1963年生,黄藤的同事。黄藤脑子活,除了去地方上招生宣讲,还参与西翻早期的课程设置。胡建波踏实肯干,细致入微。

一年后,黄藤去经贸委主办的一家民办高教培训学院做常务副院长,胡建波作为帮手也跟着过去了。对于离开西翻的原因,两人至今讳莫如深。

按照陕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原负责人李维民的说法,邓小平1991年的南方讲话掀起了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第二个涌动期。“那时候批学校很简单,条件没有现在复杂,基本上一天一所学校。”李维民说,“领导们的态度也比较积极,不批还叫你批,我们把老同志叫来动员,退休没事儿办个学院。”

这其中就有外事。1992年,经贸委那家学院解散,黄藤和胡建波创立外事。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副董事长。没多久,胡建波出局,至今他一提及此事“就没好气儿”。

离开外事后,胡建波在西安机械化养鸡场租了场地,于1995年创办欧亚,开始二次创业(参见《创业家》2010年第5期“民办大学:‘潜规则’左右商业模式”)。

民办高校之所以在西安蓬勃兴起,除了与当时高考落榜生多的社会大背景有关,还有一些特殊因素。李维民表示,陕西省从人大、政府包括政协,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高校的认可度比较高,“碰到问题善于理解和疏导,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胡建波说,据他所知,陕西2000年把民办教育统计到GDP里面去了,当年GDP一下增加1-2个点,“当年就扩招30%。”

李维民还说,陕西1994年承办全国第五届社会力量办学协作会之后,充分利用会议建立的关系,推荐民办高校走出去,面向全国开展招生宣传。“最高时候70%外省源,到现在基本对半开,省内外各一半。”

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学院院长张君安认为,陕西从2004年才兴起社会资本借公立大学的名头办独立学院的热潮,不像南方一些省份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这也为民办高校的发展留出空档期。

西安的公办高校多,那段时间,每逢周六日,各民办高校的班车就停在公办学校家属院门口。张君安说得明白:“这些教师不归他们所有,但是归他们所用,早期付出了比较低的成本。”

 要场地,要名份

随着自考生不断增多,建独立校园迫在眉睫。丁祖诒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93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得知翠华山下的三线企业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有230多亩、6万多平方米的老厂房准备以630万元转让。

改造破旧不堪的工厂需要再投入1000万元,西翻只能四处举债。教职工里的保守派认为,靠租赁校舍发展毫无风险,奋斗几年便可步入小康,一旦将办学积累投资购置校址,等于用自己的办学结余为国家直接创造财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出台之前,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切资产归国家所有。

但丁祖诒下了决心,他在全院大会上告诉学生们要敢于冒险。会议结束时,全体学生起立,和着电影《红高粱》旋律唱:“院长你大胆地向前走呀,向前走!莫回头……”

1998年,西安思源学院(下称思源)创始人周延波经人指点去西翻考察,偌大的校园里自考新生在军训,喊声震天。他受到启发,原来自考班也能办成正规大学的样子,遂加紧选址。

退休后的李维民有了一个新头衔:西安思源学院院长顾问。如今,在思源校园里,他的办公室临街,窗外能清晰听到老旧公交车发动机嗡嗡作响,吭哧着爬上白鹿原。“当时没有征地,都是租赁,脚下这块地租赁才480块,跟白送的一样。”李维民说。

欧亚在1998年开始第二届招生。胡建波说,他刚投资4000多人的校舍,负债的利息非常高,但招生不太理想,非常着急。而西翻原本打算招3000人,前来报名的超过2万人。于是,丁祖诒让大轿车一车一车给欧亚送学生,结果欧亚招了5000多人。提及此事,胡建波感激不已:“他知道我会成为他重要的竞争对手,但是他还是做了。”

2000年,西京招生爆满,预计招收6000多人,结果来了1万多人。当年11月,任万钧决定扩建校园。到2001年3月,就办完所有的征地手续。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征地一般要几年时间。到了8月,160天建成16万平方米。学校账上没有多少钱,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建筑公司垫资。

这完全是在赌博。“如果没有按时竣工,招来的新生没地方上课,加上这1万新生带来的家长,3万人在长安区,政府会说你这个学校胡整,直接关停”,马成胜说,“还有一种风险,建筑公司把学校建起来了,结果招不来生,银行还不了,建筑公司还不了。那个时候,谁做这个决策是要坐牢的。”

任万钧没有赌输。当时的高考落榜生实在太多,统招大门又关得太紧。黄藤打了个比方:“我们并不是皮沙发,只是搬来一个石凳,让大家歇歇脚,可就是这么个石凳也是费力搬来的,很多人还是坐不上去。”

对民办高校而言,比教学场地更要命的是身份。1996年,经过对当时国家教委的连续“公关”,陕西省终于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西翻等一批“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跨入“准学历高等教育学校”的行列。根据国家规定,这类学校不再进行高教自考助学,但陕西为它们开了绿灯,允许同时招自考生以维系学校规模。

1999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大学扩招。游戏规则变了,这意味着西翻这类学校的生源可能被公办院校抢走。所幸的是,2000年,陕西成为第一个经教育部授权可以由省政府设置高等职业学院的省份,西翻等学校随即戴上高职的帽子。

2003,教育部批准培华成为陕西省第一所民办本科高校。两年后,西翻、外事、欧亚和西京也获准升格为本科院校。随后又有思源等学校加入。

一步步走下来,颇为不易。这也不难理解,陕西的独立学院在2004年刚开始招生就比较红火,引来丁祖诒他们的不满。李维民记得,丁当时打来电话:“兄弟,独立学院这是‘翻窗子’啊,顶着公办的帽子招计划内本科生,老哥要拿到一纸执照苦熬了多少年。”

  野蛮生长

丁祖诒这拨人,创业之初可谓艰辛之至。“咱们很多民办学校原来到北京都租地下室,为了省钱,20块钱一个晚上。”李维民说。

或许因为生存不易,这些学校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尤其是在招生方面。毕竟,招生等于营收。

回想起当初外事每年七八千自考生的规模,黄藤感慨:“教育厅厅长跟我说,‘你赶紧要控制自考的人数啊,不敢再招自考了,会影响质量的。’我说,‘厅长,我何尝不是这样想,但民办学校白手起家,没有经费的积累,能有质量吗?不借这几年还有点儿自考生,过几年想有还能有吗?不用我减,他自己就没了。’我跟厅长说完,再不反对我了。”

西京一位去年离职的教师说,每年高考前,学校都会召开全体大会,主题是招生赚钱。任万钧亲自上阵,在黑板上比画,内容无外乎完成多少任务,学校给你的奖励是多少。“你不招生,不为学校做贡献,学校就会卡你……”招一个计划外学生500元提成,有的老师一暑假招生就赚10多万元。后来“政策”变了,招计划内也给钱,一个学生提200元,计划外提成则上涨至1000-2000元。

这位教师还说,他去招生的地方是贫困县,让他尤其不忍心,“那么高的学费,学不到知识……”自考的学生在学校没有感受到多少学习氛围,有学生对他抱怨,“老师,我来了之后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结果呢,很多学生中途退学。

今年,西京成为全国首批5所获得工程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民办高校。“按理说,以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运营方式做教育走不远,西京却越走越好,我想不明白。”这位离职教师说。

至于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搞一些误导、夸大甚至失实的宣传,更是屡见不鲜。

2004年,西翻官方网站称,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消息,美国五十州高等教育联盟授予丁祖诒“最受美国大学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称号。新语丝网站创办人方舟子指西翻造假,该联盟子虚乌有,相关消息系自费广告。三年后,西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方败诉,应赔偿西翻经济损失15万元及丁祖诒精神抚慰金1万元,理由是方舟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洛杉矶时报》文章是自费广告,该联盟也并非子虚乌有,而是2004年5月注册的公司。

直到今天,“最受美国大学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称号仍旧保留在西翻官方网站。该网站还称“20多年来,我院每年近万名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保持在98%以上”。如果所言非虚,在就业形势严峻、各地甚至鼓励大学生创业的当下,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对于民办高校西安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陕西省主管官员比较宽容。“拿十几年的学校去和几十年的学校比,拿一个没有多少国家资金的学校和有国家雄厚资金的(公办)学校比,没法比。”李维民说。

李维民还透露,在升格民办本科高校的过程中,西翻由于前述《洛杉矶时报》排名事件出现了波折,外事也因为匿名信举报受到质疑。当年,李维民在教育部苦苦等候,“直到拿到最后一家学校的批复文件,我才离开。”

下篇:彷徨

生源问题

今年,西翻、西京均招生约7500人。而几年前,它们都是每年万人规模。

根据一份关于2011年陕西省民办高校战略转型与格局调整问题的研究报告,2008年陕西民办高校在校人数达到峰值—20.1万人,随后逐年回落。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考人数历经十年增长,从288万猛增至2008年的1050万,民办高校也迎来黄金时期。但此后出现过山车式下滑,4年内已减少近140万。

199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岁-22岁适龄人口之比只有3.7%。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6.9%。当然,马成胜说,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还是有空间的。

胡建波则认为,最近几年生源问题应该不大,但从出生人口数量分析,2017和2018年高校适龄入学人口会达到谷底,到时“很多学校会活得很难”。

黄藤撰文称,生源数量在短时期内明显下降已成事实。而且,由于扩招,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选择公办高校。还有一些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过剩,瞄准了中国市场。此外,独立学院同时占有公办和民办两方面的政策利益,形成对民办普通高校新的冲击。

一些民办高校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例如,青岛飞洋职业技术学院今年计划统招3000多人,实际只招到300人。一位熟悉民办高校的投资人说:“在中国,很难找到在结构上收紧速度这么快的行业了。”

 接班问题

丁祖诒去世前后,西翻内部出现了一起小小的风波。

2011年年底,经董事长丁祖诒提议,并经董事会通过,在西翻工作多年的沈久福教授出任院长。这一任命于2012年1月获得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批复。但对于董事长一职,有知情者称丁祖诒最初推荐一位创业元老,临终前却改了主意,决定女儿丁晶接任。

丁祖诒去世后,西翻是否能够完成招生计划都一度令校方担心,而业内也在猜测丁晶是否真正认可父亲“创东方哈佛”的说法。

家族化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早已凸显。2007年,培华校长姜维之以82岁高龄溘然长逝。他辞世8天前,其孙子姜波被学院理事会任命为理事长、法人,兼任院长。

据说,培华这个任命报到省里时,教育厅十分纠结。如果同意,意味着民办教育是可以继承的。如果不同意,又可能对整个陕西民办教育带来致命打击。民办高校到底是家族企业还是教育事业?李维民说,这个课题全国都在研究,“当下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稳定运行,如果赶走创业者家里的人,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

最终,省里研究政策的人同意姜波接任。但前提是,姜波符合接班人的资格。姜波说:“我们不是讲世袭,但是民办教育必须得有传承。”

西京的任万钧仍担任院长。女儿任芳今年40岁,10年前即被任命为副院长,2008年出任执行院长。任万钧71岁了,按照国家规定应该退休,但据说他和丁祖诒一样恋栈。《创业家》记者对任芳几次约访,被她以“不方便”为由谢绝。

至于胡建波和黄藤,也会面临同样问题。胡建波说:“现在民办学校都是让下一代接班嘛,日本也是这样、中国台湾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我认为这种机制挺好。”黄藤则说,关于他的女儿是否适合董事长职位,“董事会讨论,如果说她做最合适,责无旁贷。”

马成胜说,家族化成分在西安民办高校创业初期,起到了事业成功的决定性作用。而接下来也面临规范化的问题,就得有个去家族化的过程。

政策问题

在西安民办高校派,大家都自嘲,赔了是你的,赚了不一定是你的。丁祖诒曾经说:“民办高教投资不是小数目,产权搞不清,谁还敢把钱投进来?”

2011年年底,陕西省政府发布7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将民办高校分为非营利性且不要求合理回报、非营利性但要求合理回报,以及营利性三类。其中,合理回报最多可以占到办学结余的40%。

胡建波至今没有决定选哪一类,道理很简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政府说,你们现在报什么我们才制定政策,我们说,你制定政策我们再报,要不然是你给我下套还是我来选择?如果不要回报,政府会给你补贴钱,也享受免税,但缺点是政府对你的控制特别大,你的预算他都要审批,这个我坚决不会干,没有自主权是不行的。如果不成熟,不要急于把这个政策清晰化,模糊政策可能还好一点。”

创办者们还关心办学的自主权,以及民办高校能否享受与公办大学一样的优惠待遇。对于民办高校收费标准与公办高校一视同仁的政策,他们则颇有微词。黄藤认为,表面上是公平待遇,实质上忽略了民办高校主要依赖学费收入的最基本事实。

  赚钱问题——教育家?企业家?

在李维民看来,民办教育家既要懂教育又要懂市场经济。这方面,任万钧可谓高手。他早年在西安航专教书,1984年做汽车零部件生意,1994年受女儿任芳兴办幼儿园的启发办起西安半坡英文学校,之后与西安怀仁科技培训学院、西安科技培训学院等院校合并,成立了如今的西京。

早在自考辅导机构拼杀阶段,任万钧就明白学生“校比三家”的心态,一举向农行陕西分行贷款5亿元建校,硬件先行。而同期或早期的民办院校多依靠招生收费来滚动发展。

以企业化方式经营学校是一回事情,从学校经营中赚钱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陕西的78号文件出台之前,根据国家法规,西安民办高校赚的钱只能用于滚动发展,多位创始人也对外声称自己搞教育事业不为赚钱。

但姜波披露,很多人已经慢慢偏离航道,“由于法律模糊,甚至想着要移民了,想着后事怎么安排了,企业怎么把钱都洗出去啊。你越是这样,政府越是对你持质疑态度,越要紧紧束缚你。”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民办高校进一步发展都需要资金。而直到去世,丁祖诒没见过任何投资人。有投资人辗转托人联系他,被一句“我们目前不需要融资”挡在门外。

欧亚升格为本科学校后,投资过新东方的老虎基金,以及其他投资人先后找过胡建波。民办高校是重资产性质,资本收益率不高,财务报表不好看,投资人希望尽量把报表做得好看,而报表好看意味着费用增加。“你跟一个费用不受限制的公办院校和费用不太限制的民办学校相比,会处于不利境地;一旦选择营利性,国家补贴又会受影响。我不是圣人,动过心,只不过这条路不好走。”胡建波说。

相较胡建波,外事在融资的道路上走得远一些。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所学校曾引入太平洋文化基金的投资。黄藤坦承:“不是完全靠滚动,靠滚动外事到不了今天。”他同时坚称,融资没有改变外事的办学性质,无论什么样的资金都要以不求回报的方式进入。

但是,教育企业化就要有成本核算、利润分成,与不求回报的理念是冲突的。对此,黄藤只是称:“当然,我们也按国家政策保护投资人的应得利益,这也是必要的。”

两年前,黄藤找到业界某知名VC,希望把事情做大。但是,民办高校扩张所需的资金、资源及团队能力等,比培训机构来得复杂。他没能说服这家VC。一位投资人说,相对于融资扩张,民办高等教育更多的工作是练内功、持续提升教学质量,“我们是只能用资金解决问题的一帮人,可教育又是一个钱解决不了太多问题的行业。”

更何况,目前民办高校普遍面临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如果有恰当的实施细则,陕西的78号文件中关于营利性大学的规定或许可以打破这块坚冰。李维民就曾经撰文呼吁开展营利性大学试点,尤其是针对一些新成立的或从独立学院转制的民办高校,以及“新东方”之类的高等教育机构。

但他同时表示,对一些办学历史悠久、多以滚动发展成长起来的民办高校进行营利性试点要持谨慎态度。这类学校积累的资产大多属于公共资产和准公共资产,要梳理清楚举办者投入的资产、滚动积累的资产和国家投入的资产(含依靠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较难,且在办学过程中这类学校一直按公益性、非营利性学校进行宣传和运作,若突然宣布改为营利性学校,社会形象会扭曲,且对整个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民办高校如何获取回报

根据陕西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非营利性学校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在扣除办学成本、计提发展基金和国家规定的有关费用后,允许从办学结余中按年度取得合理回报,作为对出资人的奖励。奖励申请由学校决策机构提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原始出资额、追加投入额、学费收入和办学结余等情况,综合确定合理回报额,合理回报额可占到办学结余的40%。取得的合理回报继续用于学校发展的,计入新增出资额,并按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学校按企业机制获取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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