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吉祥

【创业家网导读】51岁，任玉溪卷烟厂厂长；70岁，女儿自杀身亡；71岁，被判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75岁，承包2000亩荒山创业；84岁，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王石评论称，“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 ?以下为齐鲁晚报报道节选：

　企业家太需要一个“励志故事”了

10月底，“褚橙”首次进京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军悦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近4000条、评论超过1000条。随后，徐小平、梁冬、杨锦麟、龚文祥、白云峰、龚曙光、何力、老狼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写下微博，表达对褚时健的“敬佩与支持”。

围绕“褚橙”背后的“励志故事”，胡海卿认为，境遇不同的企业家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正在困境中的，可能是一种感受;那些放弃实业、挣快钱的，是另一种感觉。”他更希望这些企业家顾客能从褚时健那里明白:人生的波折是一种常态，而企业家精神则是可以坚持的。

实实在在种橙子

今年10月，胡海卿和同事拜访褚时健。

昔日的“烟王”已是地道农民模样:头发花白，微驼着背，白色的圆领衫松松垮垮，上面还沾有泥土。不过，讲到橙子，褚时健立即来了精神，“思路变得很清晰，一点不像一位八十五岁的人。”

褚时健领着胡海卿来到占地2400亩的果园，眼前是一条不必迂回往复就可走遍整个橙园的小路。

用褚时健的话悦，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不走回头路”。

2002年保外就医后，众多烟草企业高薪请褚时健出山当顾问，他一一拒绝。

这个时候，褚时健一手创出的“红塔山”品牌价值达到460亿元，连续7年排位中国烟草业第一品牌。此后10年，烟草行业更像是一部“利润机器”。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中烟”)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超高档的天价烟，支撑了中国烟草的千亿利润。

巨额利润之下，中烟除了和神华合作，一只脚伸进煤炭行业外，还踏进了房地产业。2012年，在兴业银行的增发新股认购书上，又出现了中烟的名字。

哪是热门行业，中烟的钱就往哪投。这样的“财富路径”，和褚时健二次创业选择果品种植业，风格截然不一样。

2002年，褚时健投身冰糖橙这个行业时，云南的冰糖橙市场已经饱和。但当他吃到来自澳洲的进口橙子时，就想创自己的牌子。熟悉褚时健的人悦，这就和当年他看到国外的着名香烟品牌万宝路时的反应一样，一个劲儿地想要创造中国自己的高档香烟品牌。

“褚时健二次创业，进入冰糖橙这样一个市场几近饱和的行业，就是想要证明在体制外也能成功。”胡海卿悦，橙子的利润和烟草没法比，褚时健选择将生命最后的事情定格农业，无疑经过深思熟虑，“他是在探索一种新农业模式。”

褚时健和妻子在橙园搭了工棚，吃住都在这里。他要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极品橙子，把国外橙子比下去。

白手起家困难重重。橙子刚挂果时，褚时健年年都会遇到不同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这个没什么爱好的老人，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

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感淡而无味，既不甜也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

这种果子褚时健不敢卖到市场上，怕砸了牌子。第二年，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果然，口味一下就上来了。据悦，这种用烟梗、鸡粪等调制的有机肥，成本虽只有200多元，效果却赶得上1000元的化肥。

“好的冰糖橙，不是越甜越好，而是甜度和酸度维持在18:1左右，这样的口感最适合中国人的习惯。”褚时健悦。

“他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型企业家。”胡海卿评价悦，褚时健学习能力强，对技术要求严苛，实实在在提高产品品质，扎扎实实做东西，这都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实业精神，“做企业就是要很实在，这和那些追求金融泡沫的虚拟幻觉的企业家，走的根本是两条路子。”

实际上，这位企业家的形象非常“土”。经常戴着草帽，穿着拖鞋。然而，当褚时健讲起为了寻找水源，一天爬几个山头时，正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的胡海卿，被这位80多岁老人的吃苦劲儿打动，觉得“不可思议”。

2002年，王石途经云南，专程拜访褚时健，也曾有类似感觉。

那时，王石领导的万科，已连续三年当选“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也就在这一年，他成功登顶非洲乞利马扎罗山和北美洲的麦金利山。

而彼时，褚时健的第一拨橙子树刚种下。橙子挂果要6年，而褚时健当时已经75岁了。

褚时健的满头白发与创业的豪情，在那一刻触动了王石，“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中国企业丢了经营之根

去年，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托人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潜力，有意运作“褚橙”上市。

他听了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再悦，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胡海卿对此并不意外。他的印象里，褚时健是个很实在的人，“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褚时健言谈间，流露出对上市的反感。

胡海卿推测，褚时健习惯了种好橙子，带领老百姓致富的路径，“他认为钱搞钱不是一个很正的道儿，不想弄个褚橙的概念，然后去圈钱。”

“毕竟到了他这个年龄，钱对他已经没什么概念。”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冯立果博士长期关注企业界动向。他注意到，与褚时健同时代的，或紧随其后的企业家，正在走着相反的道路，他们要么过早陨落，要么逐渐放弃实业，转型投身房地产、金融业，追求高利润，挣快钱。

冯立果参与撰写的《2012中国500强企业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170多家民企中，已有40多家进入金融领域。

以服装起家的雅戈尔，如今已是实业企业进军金融投资领域的佼佼者。2009年，雅戈尔的品牌服装业务实现净利润7.05亿元，而公司的金融投资业务净利润已达到12.45亿元。

冯立果悦，从经济规律讲，产融结合没有错，但它会消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这种担忧，在他去温州调研后加剧。

一个当地企业家跟冯立果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和夫人分别拿1000万元投资，企业家辛辛苦苦做企业，一年养活几百工人，年底盘点利润只有几十万，而他的夫人出去炒楼、做风投，到年底收入翻倍。这位企业家非常感慨:“这种大反差，怎么能实心实意做企业。”

在冯立果看来，干实业的一个必需要求就是要实心实意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很长时间，产品开发也要好多年，“不能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不能看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这位经济学博士调查发现，温州很多企业家干脆放弃实业，转向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很多温州的富二代怕吃苦，有的去搞字画、古董这类投资，有的还去考公务员。

“中国经济正处于激烈变化前夜，拜金主义盛行，很多经营者不择手段拼命赚钱，认为人格理念修炼不着边际，但事实绝非如此。”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的日本经营管理大师稻盛和夫这样警示他的中国同行。

近几年，稻盛和夫在中国非常流行，他经常被请来中国演讲，许多网友甚至企业家都为他建立了微博群，多个地方政府甚至邀请他担任经济发展顾问。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是率先起来反思的国家。”日本产业经济研究专家白益民悦，稻盛和夫等日本企业家在中国宣讲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内容，他们的经营成功，恰恰悦明，过去多年，“中国企业丢了自己的经营之根”，必须重新找回来，这比请几个日本企业家帮助拓展日本市场更有价值。

地基如果扎扎实实

　　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

这个“经营之根”，在冯立果看来，就是踏踏实实做实业的精神。

“做实业是挣慢钱，但却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属于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冯立果悦，在这点上，褚时健能够花10年去做“褚橙”这个牌子，正是体现了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稀缺的“挣慢钱”的精神。“他们那一辈的老企业家不怕吃苦，是实实在在做企业。”

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流行于中国的金融、风投等“时尚行业”，只是少数人从事并且获利的行业。而实业领域不仅是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事实证明，即便把资本运作玩到极致的美国，最终，也面临“99%反对1%”的民意汹涌。在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斥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

如今，85岁的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橙王”。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

在跟褚时健去果园的路上，胡海卿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当路上出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老人都会很欣喜地花上几分钟向胡海卿讲，这是跟他种橙子的谁家新买的摩托车。

“现在，我们可以凭借经济增长实力积累一些钱，但国家要不断增强实力，需要实实在在地积累。就像盖一栋房子，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但不这样的话，二十年、三十年折旧，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

今年，云南丽江等地纷纷邀请褚时健合作，划出2000多亩地，让他带领当地农户种橙子。

这时，老人脸上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情。“他带动了别人致富，而且要尽可能实实在在地看到别人挣了钱，日子过得好。”胡海卿悦。

这样的笑容，也正诠释了做实业的社会价值，和一位企业家的满足感。（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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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陈晓 摄影：张雷

　　控制者

从褚时健的玉溪住所，到橙子园所在的嘎洒镇山头，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路况并不平稳，沿路可见一张张警示标牌：小心滑坡，此处是泥石流路段……高速路因此辟出一段段双向共行的车道，汽车不得不以S形路线在不断出现的岔路口穿行。

从2001年起，褚时健就经常穿行在这条道路上。他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开凿了一个2400亩的冰糖橙园。这是当地最大的农场。最近由于从新平到嘎洒的路被水流冲断，汽车还必须从山上绕行，又多了近一小时尘土飞扬的山路。但褚时健仍然保持着上山的频率，大概一周多会去果园一次。橙园的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到果园，他都会先下地去转，查看果树的生长和农户对当年工序的执行情况。现在年纪大了，走动范围变小，但也会坐在车里巡山。每个月月底27～30日，他必定在果园。因为是发工资的日子，需要他的签名。

 

褚时健为果树摘去多余的枝叶，并向亲友们讲解摘去多余枝叶的必要性

虽然已经84岁，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在做烟厂的过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烟田设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并争取到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位，亲身参与并掌控了产供销的每一个环节。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天我去山上，听到果园的工人们在发牢骚。刚从湖南进了一批树苗，是褚时健亲自去湖南参观，并亲自订下的。树苗到基地后，他一直盯在卡车旁，看着工人们下苗、搬苗，移栽进土里，一直盯到晚上20点。工人们抱怨说，所有事情都要在他眼皮下实施，对他们一点不放心。”

果园里共有110多家农户，大部分常年住在山上，褚时健为他们修建了青砖的住所。他们大多举家来到这里，每户负责2600棵树苗，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山上劳作。褚时健为自己的冰糖橙种植制定了很多细致的工序。比如，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这些措施会减少整体产量，但会提高单个橙子的质量。农户们总有些舍不得，但“在这里只是执行”。农户李德春说：“不能说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不能在这谈，只要他说，你这几天干什么，或者这一片树叫你砍，你就砍，只能是执行，不能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没有这种说法。”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到84岁仍未丢弃的性格标签。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成功。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告诉本刊记者，冰糖橙是一种非常费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证果树能吸收足够的阳光;开花后要保花保果，结果后要控制果实的大小、外观;生产环环相扣，一年四季不得闲。这正合了褚时健“闲不住”的性格。

 

　　流经哀牢山的嘎洒江是橙园的重要水源之一

　　3月正是给果树保花和灌溉的时节，以巩固年初剪春梢的成果。果树的产量很大程度上由它吸收的阳光决定，剪梢则决定树木的受光度。褚时健曾经这样总结过这道工序的重要性：剪开了，光照足了，果树就会稳产。很少修剪，大小年就严重。有的高棵矮棵的，平均下来产量就不行。他现在已然是一个冰糖橙技术专家。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原来是玉溪柑橘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基地创建时就来到这里。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掌握的知识，还不如褚时健种冰糖橘10年以来掌握得多。

阳光是种好果树的第一个必备资源。为此，褚时健不厌其烦地改进剪梢方法。走在柑橘园里，年初刚剪过树梢的橘子树，树梢并不齐整，高低错落。张伟说：“褚总经常去外地种橘子的基地考察。各地的气候条件不一样，比如华宁的剪得轻。有很多地方不剪。而冰川的就剪得重。”这片果园是褚时健比较各地的剪法后，和技术员商量琢磨出的独特的剪梢方法——根据哀牢山上的日照情况，“太阳不管正着还是斜着，都要透得下来”。

为了让果树的受光程度更高，剪梢的方法还在改进中。张伟告诉本刊记者，每年到剪梢的时候，褚时健都会把几位技术人员召集起来，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修剪4～5棵树。他也会提出自己的剪梢方案，让技术员帮助修剪。然后定期来查看这些试验地里不同剪法的果树开花，挂果情况。根据年底的产量和综合评估，其中表现最好的，将会推广给农户。

3月2日凌晨，褚时健从玉溪出发，8点多就到达了山上的橙园。他先检查了硬寨梁子山上的一片剪梢示范田，然后请果园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去山下吃饭。傍晚回到住所，在山道上看了一阵橘园。他昂首挺立，腰杆笔直，看不出84岁可能出现的人生疲态。

　　为什么种橙?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2400亩山地，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位昆明经销商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种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个等级，最好的卖到14块/公斤，最差的一等8～9块/公斤。而随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园已经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不仅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效益，还让农户也分享到了繁荣。2008年公司果农户均收入最低1.2万元、最高2.4万元。但现在，山上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110多户种植农户中，第一等级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6万元。而技术员的年薪足以达到10多万元，不低于一个大城市的白领收入。

与山脚的现实比起来，更能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镇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镇中心道路狭窄，市面萧条，山脚下的村庄更是茅檐低小。贫穷仍然是这里最普遍的社会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难躲过贫穷的心理压迫。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曾替多位云南的落马高官辩护，其中一位是“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元，最后被判刑。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马军说：“我记得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从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硬寨梁子橙园中堆放着用褚时健独特配方配置的肥料

褚时健去年也刚从经营果园的收入中拿出几十万元，给老家的百姓装了一条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对贫穷，褚时健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他从小家境贫寒，成年后，因为政治动荡，家庭生活一度困窘。1959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去农场报到，妻子马静芬也被单位劝退。她拖着病体，在昆明一个人带着7岁的女儿，靠给别人织毛衣生活，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织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一个月才挣六七块钱，还是维持不了生计。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白衬衣因为穿着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大。刀文高对褚时健的节俭也记忆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镇上饭馆吃饭，一盘腌菜炒肉末没吃完，他亲自打包。”

去年褚时健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希望帮他将果园运作上市的提议，因为“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安全感。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退休前私分账户时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书生”褚时健

从玉溪到嘎洒，一路风景参差不齐。小块梯田，零落的芭蕉树，丛生的枯黄杂草，甘蔗林细长的枝叶像刀戟一样朝天生长着，更多是像被天火烧过一样通红干燥的山地，不着一物，罩在防止滑坡的网兜里。

褚时健的果园隐藏在这一片杂乱的地貌中，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营养，果园里成熟的树木都只有约1米高，远处并不容易看到。但汽车开进山里后，就能看到现代化农业的整齐面貌。两条水泥道路分别在山的两侧盘山而建，全场60多公里。路边还安装了路线标识牌。两条道路一出一进，让丰收时节汽车也进出有序。据说选果车间最多的时候有9辆东风牌大卡车排队等候。道路两边，是按照等高线全面使用机械化开挖的林地，每亩地148株果树，株距和行距分别是2米和3米——太密了抢夺营养，影响生长，太稀了则浪费土地。以一户农户2人为单位，根据片区管理户数，配套建设农户住房和沼气、厕所、猪厩，两个基地共投入资金68万元，建成农户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气池138个;要求果农使用沼气，对自己管理的果园，地埂种植红薯等作物，饲养猪鸡，将生产的农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园中，增加果园肥源。

 

　　劳作收工后，彝族果农在一起聚餐

　　对新加入的农户，褚时健总会叮嘱各种生产的细节：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用做绿肥;在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以保持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褚时健的果园按1万元/亩的高标准投入建设，镇上去年也想依附这个基地，发展柑橘种植。但连5000元/亩的标准投入都负担不起。去年种下的5万棵树苗，今年因为天旱，已经枯死了一半多。

3月正是橘子开花时节，山里空气中混合着花香和化肥淡淡的酸臭味。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块，但比市场上1000块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18比1，这是别的橙子很难达到的口感标准。昆明经销商吴应虎有一年邀请褚时健去他的水果超市了解市场，特意将店里的另一种只卖2块/公斤的广西橙子划给褚时健吃。“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想说，价格比你便宜几倍的橙子，还比你的甜，希望能用这个理由向他多要点销售返点。褚时健当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转身对旁边的记者介绍起自己果园施的肥料和水果的甜酸比，甜不是最好的，要甜酸适中，水分充足，而且皮质更软，用手就可以剥下来。”吴应虎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褚时健的果园里，农业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饭。园区所有的设置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测算的数据支撑。虽然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褚时健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就是喜欢看新闻、看书，大多是柑橘种植、采收方面的书，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张伟对本刊记者说。

 

“褚橙”的品质要求每一株果树不能开太多花、结太多果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后来褚时健回忆自己在铁路边度过的童年：“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这对年幼褚时健的触动是：“要把书读好才行!”

褚时健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到昆明读到高一，解放战争开始，他和二哥去参加了边纵游击队，从此远离校园。但他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张伟说，自己从19岁就开始从事柑橘种植的技术工作，但“跟褚时健做事之后，才真正体会到技术的重要”。

技术总是褚时健做每件事的立身之本。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厂里员工告诉褚时健，前任厂长在时，坏过一台锅炉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褚时健之前在嘎洒糖厂时也修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3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大家觉得，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果园发展中的几次危机，也是靠褚时健看书度过的。第一次是2006年，种下4年的果树第一年挂果，2400亩只收了14吨。果树掉果严重。“我用手拿都拿不下来，但技术员说被风吹就吹掉了。那次我是真着急，睡不着了，连夜看书找原因。”

张伟还记得另一次果园发展的危机是2007年。随着产量的增加，果园建起了冷库。但由于对冷库的温度和湿度标准并不熟悉，入库的水果都腐烂了。请了外地的专家来也没能解决。“那一次他也是急了。听马老师说，他夜里三四点还在看书，后来还是找到了办法。最后技术员就是根据他说的标准，调整了冷库的温度和湿度。”

　　有争议的山地

褚时健的橙子园有两个山头。一个山头是硬寨梁子的近千亩山地，更大的一部分则属于新寨梁子。公司的园区总部也设在这个山头上，是一栋黄色的两层回形楼房。除了面积更大，房间更多，外观与沿途所见的农民房并无区别。褚时健住在二层的一隅，房内设施简单，唯一特别的是二楼有一间他的私人厨房。除了侍弄果园，看书之外，他的爱好还有下厨炒菜，果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有机会吃到他炒的辣子鸡，味道还很不错。宅子一侧是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宅门前有两尊白色的小石狮，略微让人在家常和农耕生活之外，联想起他当年的威仪。

因为放弃重操烟草老本行，对一个保外就医的老人来说，他与人生博弈的资本失去了一大半。但好在云南还有土地。虽然山地设施落后，哀牢山脉也有独特的种植优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选择这里，也是经过精心的考量。种植冰糖橙最重要的是阳光和水源。哀牢山属于干热河谷地带，气温很高，平均气温比200公里以外的玉溪高出10摄氏度。这里阳光充足，水源也算丰富。“哀牢山上植被茂密，雨季储存下大量雨水。有句话是哀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以红河为界的东西两边，水塘镇这边属于江西，雨水只下这边，只有2009年，百年不遇的旱灾，直到5月底才来雨水，造成农业大减产，其他时间我们都还能应付。”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片土地是褚家人2002年从水塘镇政府手中租来的，租期30年，租金28万元/年。从目前的土地价值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现在水塘镇的土地流转，至少已经达到700～800元/亩。但水塘镇镇长刀文高认为并不吃亏。“这片山地是雷响地，完全靠天吃饭。当年是镇办企业的用地，原以种植甘蔗为主，由于长期不轮作、土壤板结、肥力差、灌溉水源和设施严重不足、甘蔗施肥和管理不到位，长年平均甘蔗单产3吨以下，扣除种植成本后，平均每年每亩收入不到80元。给他的租金相当于100元/亩，还赚了20元。”

但这块土地的权属历来就有争议。新寨村的老村主任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这片山头世世代代是新寨村村民在耕种。直到1969年农业学大寨，新寨村隶属的水塘公社组织村民开荒种甘蔗，由公社投资水管、路、电，但新寨村民投工投劳，建起了甘蔗林。此后这片土地被镇属企业占用多年，因为企业一直亏损，没有付给新寨村民一分租金。和褚时健签订租地协议后，一年有20多万元租金，新寨村依然一分未得。他们向上反映多年，才在2009年争取到了40%的租金。但村民们并不满足。“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白文贵说。

2002年“2·14”泥石流。村里失踪了17个人。这一事件对果园有两个影响。一是果园的土地面积因为滑坡减少了。白文贵在镇里打听到，果园甚至为此修改了这片山地的租约，将租金由原来的28万元/年减少到24万元/年。另一个影响是，村庄遭遇的灾难让村民们更强烈地要求从土地中获得补偿。白文贵说：“我们都清楚，褚时健的果园这几年很赚钱。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

　水源

果园需要小心维系着和周边的平衡。橙子园的土地归属并不明确，山脚下的村民本来就有怨气。他们能从中间接分享的经济利益也几乎为零。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橙园每年大概需要1万名零工，日工资也由前几年的二三十元涨到了50元，但因为对技术要求更为细致，新寨村村民没有一个人在上面打工。这个庞大的产业基地，不仅占据土地，还大量消耗着当地最重要的水源。

 

　　李文明4年前还是一名民办教师，如今他成为褚时健公司一名熟练的果农

　　3月总是最难熬的季节。这是云南雨季和旱季的交接时段。从去年5月到10月储藏下来的雨水，经过一个滴雨不下的冬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的插秧季节又迫在眉睫。“再过半个月没有雨，今年的春耕又是个大问题了。”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山脚下，橙园和新寨村共用的水源棉花河已经接近干涸，露出嶙峋乱石。另一个硬寨山头下，更宽阔的嘎洒江也显出大半裸露的河滩地。2009年大旱时，果园投入60多万元购置了抽水设备，将嘎洒江水引上350米高的山上，但用水形式仍然严峻。这两天正是果园灌溉的时节，每户果农承包的土地有两天的灌溉时间。但农户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水量不太充足，两天时间的灌溉很难把果树浇透。

张伟说，褚时健的话不多，但和几个技术人员，他经常聊天，最近的话题就是天旱。水源一直是褚时健最重视的部分。园区的设置中，耗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利设施。在租下两片山头后，他考察发现两片土地产出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水。因此公司投资138万元，从哀牢山到基地架设2条引水管，总长18.6公里;在基地内，投资64万元建设蓄水池6个、总容量达25万立方米，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各型输水管道58.3公里，投资72万元安装微喷灌设施2400亩、铺设微喷管道52万米。每排橙子树下都缠绕着一条黑色塑胶水管，管体上喷着细细的水流。张伟说，这片果园在当地最早使用喷灌方式，老的橙子基地华宁以前一直都用的是沟灌，后来才学褚时健的果园，使用更节水、利用率也更高的喷灌方式。

采访中，很多人提到了褚时健在水资源问题上的预见性。“原来山上只有一根从棉花河里接来的引水管，他后来增加为三根。甚至山顶宅子前的水塘也扩大了一倍的面积，以做储存水源用。”橙园在棉花河中的取水点位于邦迈——一个距离山脚约有十几公里的村落，褚时健把引水管沿路大的鱼塘都承包了下来，丰水季节，引水管总是先灌满路边的水塘。虽然每个水塘的水量有限，但“进入3月以后，云南的雨说来就来。储存的水源能支撑一两天，有时都能解决大问题”。镇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些设施都是在基地初建时逐步完成的。当时看起来有些大动干戈，但到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山脚下的老百姓都要出去抬水喝，农业大量减产，褚时健的橙园却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还让临近村庄分享了他水利设施的好处。新寨村前村支书刀永云曾经因为枯水期的用水问题找过褚时健。“当时正是冰糖橙要用水的时候，村子里也要接通6公里的水，他们水不够，我们群众饮用水也不够，没法，政府解决不了。当时我找他，说我们老百姓这方面，雨没下来之前，给我们用一下水。他说可以可以。对我们新寨发展的帮助是真的，我们非常感谢。”刀永云回忆说。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褚时健和他的橙园是资本上的庞然大物。但和常见的以霸道的姿态进驻农村，进行掠夺式开采的资本相比，这是一个有善意的庞然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土地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危机。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村民对政府处理租金的方式不满，甚至还想去山上闹，但觉得褚时健还是不错。“连续3年大旱，我们找果园基地帮忙出资30万元，将村里原来2寸的水管换成4寸，他也同意了。他说话还是算话的，答应了肯定就会办。”

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

在对外宣传中，果园的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时健只负责果园的生产管理。但在果园的实际经营中，他曾经在烟草行业的丰富经验，仍然能派上用场。

张伟指着山坡上一片果林告诉本刊记者，山坡上的树种有很多次变化。刚种下时，因为没有打开销路，为了减轻市场压力，还种了一部分温州蜜柑。这种作物的卖价约比冰糖橙便宜一半，成熟期也不同，可以错开销售高峰。但2008年南方雪灾，褚时健看到了这个消息，召集技术人员开会时说，雪灾肯定对湖南冰糖橙产量有很大影响，来年的市场要有大的变化。他决定将果园的5万棵温州蜜柑挖掉，全部改种冰糖橙。“当时基地的温州蜜柑已经挂果了，还有六七个月就可以收，这个时候挖掉，相当于要舍弃价值200多万元的果子。我们都说最好等蜜柑收完这一季再换品种，或者隔一株挖掉一棵，减少一点损失。褚时健回去琢磨了一下，还是坚持立刻把所有温州蜜柑换种。但后来的市场情况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年，南方的冰糖橙确实减产很多，那一年我们多赚了1000万元。”张伟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依然雷厉风行，严谨守时。张伟记得，和褚时健相约去距离玉溪200公里外的一个柑橘基地考察，约好早上8点到，他到达的误差从不会超过5分钟。一位认识他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他还在担任烟厂老总时，有一次去昆明开会，他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想搭车回家。但到了约定时间还未来，褚时健也不等，就让车直接回玉溪。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就在橙园山脚下的小镇上，他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褚时健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元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当他在75岁时因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再次回到这里时，他依然是戴罪之身。律师马军说他的低调是不得已的低调，至今“阴影还在”。阴影一方面来自褚时健和家庭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失去了女儿，在牢中患了糖尿病，严重的时候只有扶墙走，2001年保外就医后，还因为头眩晕昏迷过两次，需要靠注射胰岛素来对抗糖尿病的威胁。

阴影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的现实身份——他依然不适合出现在聚光灯下。除了2008年，在昆明经销商以“不用下车，就坐在车上看看”为条件的力邀下，来到昆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玉溪以外公开亮相，此后再没出现过在果园以外的公共场合。甚至烟业也成为他生活的禁区。当初掌控红塔时，有相当多的人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重入这个行业，将这些人脉资源变现，依然可以产出极大的经济价值。很多烟草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保外就医后，国内外的烟草企业都来邀请他担任顾问，他一一拒绝。

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去年新租赁下了400亩土地，种下了一批仅有半尺高的嫩绿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原来的规模，大卡车开不进去，要用小车拉到厂房外，再装卸进大卡车，拖延了上市时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冰糖橙也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褚时健的冰糖橙上市一个月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橙子就蜂拥而上。“我们必须要增加入市速度。”张伟说。

褚时健的进取心永不停息，但果园的生长也蕴含着危险。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刀文高说，虽然这边看起来地貌繁杂，但实际上大部分山地都已经利用起来了，甚至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上，都已经为了发展经济全种上了核桃苗。再要像褚时健当年那样一下包下两个山头几千亩地已经不可想象。“果园要想再扩张，只能靠和村民一对一地谈判，但土地成本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

水源也越来越紧张。刀文高说，如果想在当地大规模扩张农业产业，就必须建水库来增加储水量。目前水塘镇还没有一个水库。水库投资动辄上亿，当地财政无法负担。而且因为属于哀牢山生态区，拦腰切断河流修建水库也不被允许。而争夺水源机构却在增加。在果园新征400亩山地的同时，一座同样要靠棉花河用水的电厂也建成。

最大的危险还是褚时健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心。当他拒绝投资公司的上市邀请时，曾经谈到过果园发展的隐患：“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但他的种橙事业的发展趋势却在超越他的身体极限。刀文高也惊讶于“一个84岁的老人，还在不断扩大版图和规模”。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当他还是烟业领袖时，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碰见他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褚时健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感谢《成都商报》记者刘木木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