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经济活动如能随气候变化作相应的地域性转移就能够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
i黑马 i黑马

激辩:经济活动如能随气候变化作相应的地域性转移就能够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

今年10月末超级飓风“桑迪”肆虐美国沿海地区,曼哈顿下城区大面积断电,此时一个可能的未来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呈现在纽约市居民眼前。气候变化科学依然是一个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领域,但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地球逐步变暖颇具危险性而人类难逃其咎。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警告称:世界正驶向逐渐变暖的未来,截至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会比工业革命前高出4摄氏度。若当真如此,到本世纪末海平面可能会上升0.5米至1米,对数以百万计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居民造成威胁。而其它地区将会面临干旱,更猛烈的风暴和降雨模式改变的威胁。而这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还会累及经济。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简称NBER)最新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有一个一直困扰卡洛斯三世大学(Universidad Carlos III in Madrid)教授克劳斯•德斯麦特(Klaus Desmet)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埃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Esteban Rossi-Hansberg of Princeton University)的问题:是否有办法通过转移经济活动区域来掌控变化的天气模式带来的影响。他们发现约90%的全球生产活动仅占用了全球可利用土地的10%。如果这10%的用地变得岌岌可危,至少在理论上说来,生产活动会迁移到剩下那90%由于气候变化而可能变得更适宜的用地上去。

德斯麦特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教授建立了一个经济体模型,然后不断地用不同的气温增量来测探该经济体,看其作何反应。作为基准分析,他们允许人口根据上述气温的变化自由地迁移。在极端情况下,人口自由的迁移作用不大:高温将全球农业生产率降低至零水平,“这意味人类生命在地球上的终结”。但在较为温和的情况下,气温的升高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农产生产率。经济福利的损失不大,这是因为人口也会向北方大量迁移。气温相对微弱的上升(以该模型的标准衡量),比如说赤道地区上升2摄氏度,北极地区上升到6摄氏度,这样的气温变化到本世纪末将会导致农业和制造业平均区域在地理纬度上北移10度左右——相当于达拉斯(Dallas )到芝加哥(Chicago),或是法兰克福(Frankfurt )到奥斯陆(Oslo)之间的距离。

但是,一旦限制模型中的人口自由流动,那么就会大大加剧经济福利的损失。论文的作者稍加修正了这一模型,将北纬45度设定成一条严格控制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横贯美国北部和欧洲南部,大约10亿人口居住在该分界线的以北而60亿人口居住在以南。该模型表明气温的上升实际上对北半球分界线以北地区有利。北方的农业产出率上升,而北方制造业也享有与在分界线以南地区密集居住的人群进行更多贸易的好处。在这种情形下,南方的经济福利受损,跟气温没有上升的情况相比,下降了大约5%左右。 当然,这一模型是经过简化之后的,但它却展示了限制人口迁移会极大地增加全球变暖的成本。

人口不受约束的迁移显然更有可能发生在各个国家之内。但即便如此,难道人们就能舍弃繁荣地区前往一个较为缺乏活力的地区?比如说,纽约地区的实际人均产出约比布法罗地区高出70%;因此一个市民离开纽约上城区那么他/她的收入可能会大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教授马修•卡恩(Matthew Kahn)也认为这种影响是可以掌控的。在其所着的《Climatopolis》一书中,卡恩教授指出发达地区的生产率通常与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并无太大关联。相反,城市的优势在于能够层层吸引技术娴熟的工人加入其中。纽约在金融方面强大的实力并非源于其所处港口的地理位置,而是其繁荣的企业和工人社区。

卡恩教授认为由于气候变暖,相较于有竞争力的中心地区如曼哈顿中城区,纽约市郊区或是芝加哥,像曼哈顿下城一样易受影响的地区的吸引力将会逐渐式微。受理性支配的工人和企业应当评估洪水或是类似的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并设法搬迁工作地点,提升他们所到之处的生产力水平。此类迁移的成本不会是零。比如说,投资者在曼哈顿下城区的房产会大幅贬值。但是卡恩教授表示随着生产活动从设施陈旧的城市(比如纽约市破败的基础设施)迁移到更为现代化的地区,这可能还是会有益处的。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可居住性发生大幅变化,而这种变化缓慢到足以容许发生相对顺利的地域性调整,气候变化的速度也许也会有所帮助。但是改变可能会来的猝不及防,不会给经济体慢慢适应的机会。

决策者出场

各国政府可能会阻碍这一调整的进程。政府为居住在容易受灾地区的人们提供洪涝保险,诸如此类的补贴会屏蔽价格信号,而这些信号会鼓励人们在还有选择权的时候离开受威胁的地区。假使存在“气候安全”的城市,它们在面对从易受灾地区涌来的移民流时,可能会约束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可能会分流去其它地区,他们可能最终不会迁移到曼哈顿下城区的最佳替代地区,而是可能选择排名第十的次优地区。如果那些从气候变暖中获得好处的人利用政府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气候变化的成本将会迅速攀升。

决策者也能出一把力。德斯麦特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教授认为对碳征税能够提升创新城市的相对收入,这些城市更多的依靠于理念而非自然资源来从事生产活动,鼓励人口迁向更繁荣的地区迁移。科恩教授还对市场失灵忧心忡忡。随着风险的加大一些地区的物业会贬值,这可能会吸引那些正在寻找廉价住房的贫困家庭。这也许会成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序幕。气候变化要求鲜有作为的各国政府证明它们有信心来应对挑战。

资料来源

"Turn down the heat: Why a 4 degree Celsius warmer world must be avoided", World Bank report, November 2012

"On the spatial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by Klaus Desmet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 NBER Working paper #18546, November 2012

"Climatopolis", by Matthew Kahn, Basic Books, September 2010

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

Via i黑马 By 经济学人 译者:坏娃娃

赞(...)
文章评论
匿名用户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