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陈店:内衣名镇的焦虑
王根旺 王根旺

汕头陈店:内衣名镇的焦虑

处于产业底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离职、被欠薪,老板随时可能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让劳资双方都陷入焦虑。社会转型、产业升级背景下,一个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底端的小镇,急需推动生产方式、劳资关系、维权环境的三重升级。

来源:?潇湘晨报??作者:谭君

处于产业底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离职、被欠薪,老板随时可能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让劳资双方都陷入焦虑。刘双云的焦虑最终化为一把火,吞噬了14条生命。惨剧背后,是社会转型、产业升级背景下,一个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底端的小镇,急需推动生产方式、劳资关系、维权环境的三重升级。

海绵网还散发着高温定型后的余热和异味,用剪刀沿着机器在海绵网上压出的形状绕裁,右手张合八九下,1个海绵网裁好了,再裁1个,一件文胸的制作工序完成,赚1毛钱。

——刘双云每天要这样重复2000次,完成1000件文胸的加工,这样他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

实在的工作量,明确的结算方法,让刘双云不能接受老板克扣他500元工资。12月4日,他多次讨要无果后,点了一把火,导致14名工友丧生。

记者调查发现,“12·4”纵火案只是当地众多劳资纠纷的一个极端案例。而众多劳资纠纷背后,是当地散乱落后、抗风险能力小的作坊式生产,是随意、急待规范的劳资关系,是劳动维权渠道和力度的双重受限。

产业底端

作坊式生产,雇佣童工,生产环境恶劣,利润微薄,这是处于产业底端的众多内衣生产作坊的写照。

“哒哒哒”的机器声,均匀而刺耳,从早到晚,无论走在哪个角落都能听到。

这里是汕头市陈店镇,中国内衣名镇。有资料称,全国60%的内衣来自陈店。不过,陈店生产的内衣档次较低。官方资料显示,该镇规模以上内衣企业仅65家,家庭作坊式工厂有近2000家。

“这些作坊大多都没有自己的品牌,靠承接大厂的订单生存。”一个拥有100名工人的工厂经理说。

12月6日,在纵火案发生的陈店镇新溪西村,家庭作坊已进行了清理。家庭作坊一般位于四层或五层的民居中。一层是仓库和工人吃饭住宿的地方,原先随意堆放的海绵等易燃物不见了。二层一般是老板办公室和其家人住所。这里有监视屏幕,展示着三层、四层车间内的画面。画面里,面容清秀的工人们在杂乱的货物堆中低头忙碌。

纵火案中,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13岁。童工在家庭作坊中并不少见。一些穷苦地方的孩子,小学刚毕业就出来打工。

刘双云1990年代末离开家乡湖南,来到正兴起内衣加工产业的潮汕地区。当时,他只有14岁。他在陈店呆了12年,逐渐成为一名熟练定型工。

一个文胸从材料到成品,有近二十道工序,基本上一个工人做一道工序。刘双云的工作,是机器把海绵网压成一定形状后,他根据形状裁剪去多余边料。

车间逼仄,四五台气压机器发出轰隆声。海绵被加热到200多度。定型工人们,常年坐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海绵散发的异味中,一个一个地裁剪。

32岁的刘英雄做定型不久,但手指已经烫得发黄,幸好,有厚厚的茧。

家庭作坊的利润很少。

以一件市面上卖价58元的内衣为例,厂家的出厂价约1.5折,即8.7元,而厂家从家庭作坊拿货价是7元。这个价格卖出去,家庭作坊每件能赚一块多。电费、房租、设备耗损等费用,作坊和工人的利润,都指着这一块钱。

工人的工资按件算。刘双云做定型,做一件,约赚1毛钱。一个内衣厂一天生产1000件,他的工资就是3000块。

与呆在偏僻乡村贫穷度日相比,这份工作还算可以——如果老板能按时发工资的话。

维权乏力

绝大多数家庭作坊的工人与老板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劳资纠纷多发,让基层劳动部门应接不暇,维权介入止于蜻蜓点水。

在陈店,招工方式很简单。

老板贴张招工单,没活儿的工人当天就可以坐到某台机器下面。或者老板跟手下工人说,叫上你的亲戚过来,然后一个没活干的亲戚就来上班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很重要。陈店镇常住人口近14万,外来务工人员或占1/4。陈店镇文观村二片,很多湖南醴陵人在此聚集。“有四五千人吧”,来陈店十多年的醴陵人杨堂中说。

在陈店,为留住工人,工厂无论大小,都会压工人一个月工资,或者每个月压一点,到年终再结账。

这种方式被工人们默认,但因为没有书面契约,当工人需要辞工,或当老板获得的订单跟不上工人的工作量时,矛盾产生了。

“老板招人时,非常热情,到你家去请。等你有钱抓在他手里,他们就是另一副态度了。”遭遇欠薪的工人杨思昂说。

在陈店,劳资纠纷很常见。

12月6日,纵火案发生两天后,火灾现场依然有人围观,其中一些人专门找记者维权。

“我们老板去年欠我500块到现在还没给。”“我老板说了保底给我1600元一月,结果根本没按这个算。”“我总共被欠了1万多了。”……

陈店镇劳动社会保障事务所是接受工人投诉的机构。记者采访的10名工人中,有3人表示去过事务所,“但每次去就是把情况说一下,解决不了问题”。

12月7日,贵州人杨旭友到事务所投诉。他今年3月在一家内衣厂打工,做到端午节,因家里房子被泥石流淹了一半,他要老板结账,回家修房子。老板给了他300元路费,3000元工资年底结账。从贵州回来后,他没在这个工厂继续做了,再去要钱,老板只有两个字,“没有”。

事务所所长郭明新问:老板叫什么名字?答:不知道;问:老板电话多少?答:不知道;问:厂子地址在哪?答:不知道,但可以带你们去。

郭明新表示,如有老板姓名电话,他们可以打电话给老板,或者叫村委会去找老板。他们所共9个工作人员,每天要受理好几起类似案例,还有其他事,不可能跟着杨旭友去找。

他要杨旭友回去找老板电话。杨旭友面露难色,他没想到搞清楚老板姓名和电话那么重要。他认为,自己只需要确信一点:干了活,就该给钱。

正常维权渠道受限,一些工人选择了最直接和最粗暴的方式。

1988年出生的杨思昂,在老婆的欠薪多次投诉仍无法讨回后,叫了五六个老乡,提了斧头直接去找老板。一场打斗之后,派出所出来调解。他们最终以降低工价、减少四百元左右欠账的方式,拿回了拖欠六年的1000多元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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