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指南路往事
王根旺 王根旺

台北指南路往事

如同北京五道口,台北的政治大学门口的指南路也商铺林立。现在回到那里,我能认得的店铺只剩下十分之一。

文/本刊记者 胡采苹

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北京五道口见证了一个GDP成长率常年超过8%的社会,政大校门口的那条小街也在这20年间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的洗牌。

10多年前我在政大读书时,校门口有一条步行约20分钟长的小马路,名为“指南路”。路上满满都是价格便宜的小吃美食。台湾地区夏天很热,学校侧门口对面的“中泰冰果室”是永恒的“排队店”。台湾人喜欢吃冰,把一方大冰块剉成雪花,有二三十种配料可选,各式水果、珍珠粉圆、芋圆、小红豆、煮花生铺在上头,淋上糖水或炼乳,缤纷颜色的各式甜品随着碎冰融化在嘴里,常有奇妙混搭滋味,最后总要吃到冻成雪人了,大家才愿意离开。

学生生活并不宽裕,所以常常出现“剉冰生日趴”,趴是party的意思。有时同学生日请不起什么餐厅,就拿着一个大蛋糕,请大家在冰果室一人吃一碗剉冰,分食完蛋糕唱完生日歌,就算过了一次生日。台湾地区歌手阿雅在一首畅销曲中唱到:“红豆、大红豆,剉剉剉、剉剉剉,你要加什么料……”说的就是剉冰。

因为有大量外省移民,台北市内就算是一个狭窄的巷口,也常常见到全中国美食大集合,甚至还能出个世界美食汇。例如校门口那条街上,最西边是专卖炒刀削、小米粥、牛肉葱卷饼等北方面食的“红高粱”,往东走几步,有一家豆酥鳕鱼入口即溶的“四川饭馆”,我在那里第一次吃到“鱼香”这种奇异味道。再过去有上海水煎包小摊、广东饭面馆子“富豪饭店”(芙蓉蛋饭尤其好吃)、日本料理、韩国烤肉、大马肉骨茶等应有尽有,路尽头则是一家“滇味厨房”,气锅鸡、大薄片、绍子米线都是一流美味,很多人认为那是政大附近最好吃的餐厅。

北京街头很少见到“自助餐店”,但这是台湾地区校园标配,二三十道热菜整整齐齐排在大餐台上,客人拿着一个盘子,爱吃什么装什么,然后排队称重付账,还有热汤免费喝到饱。这种小店因为便宜,所以人最多,政大外面那条街上开了七八家。

一次班上几个人比赛如何用最少钱吃一顿午餐,大家纷纷到自助餐店买最便宜的蔬菜吃,一餐饭往往能压到十几元钱新台币(人民币3元钱左右),省钱竞赛就在接近10元新台币的范围僵持不下,每天有人刷新纪录。孰料我的一位闺蜜异军突起,用三元钱新台币买一碗白饭(人民币不到6毛钱),淋上酱油,再把紫菜蛋花汤里的紫菜蛋花全数捞出作为配菜,脸不红气不喘地在那家店里吃完一顿午饭。消息一出,全班崩溃,公认找不出更厚颜无耻的办法,闺蜜于是勇夺冠军。只是那阵子我们都不敢再去那家自助餐店,我也有很长时间不认她是我闺蜜。

这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回到学校,在当年的“指南路”上,我能认得的店铺只剩下1/1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被迅速整合进全球化大潮。校园内,教授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理论的老师都是最受欢迎的,商学院学生抢着选修公司全球化、国际商业管理等课程;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学生则力挺那些提倡反全球化、后现代理论、各种左派思想的教授,讲授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达里(Felix Guattari)、马克思、恩格斯的课都很受欢迎。知识分子总是逆反的,201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全球化阵营大将斯蒂格利茨(Josef Stiglitz)的书,是当时我唯一能念完的经济学书。

时代洪流难以抵抗,政大校园外的地貌也就随之翻覆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12月5日麦当劳政大店的开幕。

麦当劳在台湾地区本来是家族生意,知名商人孙姓兄弟买下代理权,在1984年开了第一家店,之后10年内发展出73家店,这些店铺多半开在精华商业地段。1990年代麦当劳决定面向全球大举扩张,美国总公司在1994年收回台湾地区代理权,3年内拓展出的门店家数比前10年开的店还多,达到163家。

麦当劳政大店正是大举展店的结果,速食帝国从商业大街走进人口稠密的小社区,所相中的店面,正是我们开“剉冰趴”的冰果室。开幕那天,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台湾地区左派阵营健将冯建三一进教室,就叫同学们收拾书包,说要去麦当劳静坐抗议,反对全球化浪潮。根据参加那场“抗议”的同学说,大家只是进去绕了一圈,而店员睁大了眼睛问,“为什么要抗议我们啊?”

闺蜜创造省钱纪录的那家自助餐店,与麦当劳相距不远,很快也被日本连锁集团摩斯汉堡选定,改装成摩斯汉堡店,三元午餐记录就此成为绝响。两家快餐店都是一次租下整栋楼打通经营,这不是过去冰店、自助餐只租一楼门店的小手笔可以抗衡;台北虽然很小,麦当劳餐厅却往往开得比北京还大,实力可见一斑。

中泰冰果室歇业后,那条街上的冰品店、自助餐店一一关门,豆花店换成了国际连锁平价服装店Giordano,女生宿舍门口的自助餐店变成了7-11便利超商。星巴克、屈臣氏、Hang Ten一字排开在政大街头,挤掉许多美食小吃。留在学校教书的学长告诉我,现在校园外头已经找不到几家自助餐厅,要吃冰的话,也得过了道南桥,跨到景美溪的另一边,相当于跨越一座北京立交桥的距离才能找到冰吃,这对爱打篮球的男同学尤其是噩耗。

国际连锁店不只攻占政大街区,台北市人口稠密的小区几乎全部“沦陷”。学校、医院、捷运站(地铁站)、百货公司、大型居民小区外的街景变得十分相似,屈臣氏、星巴克、麦当劳、7-11成为街区标准配备,夜市附近的屈臣氏甚至24小时营业。现在北京城里,还能看到许多背后摆着杂货、前面摊着一堆青菜水果的小卖店,但是台北街头已经见不到了。

所有杂货店都被7-11这样的便利商店吃掉,一条街上有三五家便利店是十分寻常的街景。商业地景的迅速改变令有识之士普遍感到焦虑,经济全球化优劣辩论屡见报端。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统计,1995年时全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的销售份额还占整体的36%,到了2001年只剩下28%,目前仍维持在这个水平。

但是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经历大资本集团的一番洗刷后,小生意人纷纷转进巷弄或其他阵地,竟然也依附着主要商业干道,开辟出一片生机。

例如在台北市最繁华的忠孝东路商圈背后,发展出城中最大的一片咖啡店聚落,尤其在延吉街与光复南路之间一片比五道口还大的地块,充满了像北京“雕刻时光”咖啡厅一样,有着文艺范儿布置与布尔乔亚气氛的咖啡馆、蛋糕店、花茶餐厅。店主人们几乎是在比赛自己的装修、美食、音乐品位,十几条巷弄一齐飘出的诗意气质既安静又骚动,在昏黄灯光的夜风中走过,几乎就是《爱在黎明破晓时》里的维也纳了。

我的同事告诉我,五道口万圣书园周边本来很有机会成为一条书店街,因故未果。台湾大学的周边小巷倒是趁势形成一片“温罗汀”书街。在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街路块间,散落着四五十家独立书店、音乐酒吧、美食小店。养育出几代台湾地区左派知识青年的唐山书店一直隐身在靠近罗斯福路的一间地下室,台湾地区第一间贩卖简体字中国内地版的明目书社就开在温州街,带动了许多其他简体字书店、二手书店进驻。我的《资本论》、《马恩选》、福柯《古典时期疯狂史》、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都是在那里买的,实在比台版便宜太多。附近的“女巫店”是台北听live音乐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出了知名歌手张悬。

特色巷弄商圈成为台北近年来最美好的地景,小生意人接着也把网络生意做得欣欣向荣。我的一个男同学家里本来开着鞋店,因为店租太高,改往夜市摆摊,还开了网店,据说网店生意火爆;前阵子他在Facebook上找到我,头衔已经是鞋业集团CEO。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财团法人商业研究院”报告,目前C2C拍卖市场占整体网络购物43.2%份额,足以与B2C市场平起平坐,跟线下市场被打到不足三成份额是两样风景。

即使我再怎么忧虑全球化危机,它的到来其实并没有那么让人难以忍耐。多年来我已经习惯走到楼下就有便利店的生活,忙碌的时候,7-11的确是快速解决三餐的最好地方。刚迁居北京时,我甚至很不习惯找不到7-11的日子。

人会随着时代改变,但也有时代改变不了的地方。台北人住家附近总是有个小小的中药铺,无论现代医学、科学、商业如何西风东渐,人们还是喜欢依赖着中药店,夏天包一帖酸梅汤,女孩每个月吃四物补身,冬天一到,我们时不时就要熬上药炖排骨、十全大补鸡汤。不管台北人变得如何现代化,你总还是能在街头巷尾的中药铺子、小寺庙间,在中秋吃月饼、端午挂艾草、中元节放水灯普渡、元宵节送天灯祈福的时候,在台北人身上看见一丝古老的中国人生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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