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过去十年,中国的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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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过去十年,中国的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过去十年,中国的社会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倒退:从市场导向倒退到政府导向;从“民进国退”倒退到“国进民退”;从“发展是硬道理”倒退到“和谐社会”,更加关心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从“建立法治国家”倒退到“稳定压倒一切。”

【导读】张维迎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的社会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倒退:从市场导向倒退到政府导向;从“民进国退”倒退到“国进民退”;从“发展是硬道理”倒退到“和谐社会”,更加关心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从“建立法治国家”倒退到“稳定压倒一切。”但为什么社会和谐最坏的十年和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还会有经济最好的十年呢? 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3年会上,张维迎首次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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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领导力,第二个就是理念。理念呢当然包括每个人的理念,但是在变革期间非常重要的,就是处在领导位置上的理念。那领导力呢,它是指的,是一个掌控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的一种远见卓识,也包括他的技能。这样可以接下来划分,理念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也可能强,也可能弱。所以有四个象限。第一你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很强的领导力。第二是有很强的理念,但是领导力是弱的。第三是你的理念是错误的,你的领导力也非常弱。第四就是理念是错误的,领导力又很强。

应该来说,最好的是第一个,就是好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糟糕是第四个象限,观念很错误,但是领导力很强。我们看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可以总结在这样一个图里面,首先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是最高领导力,他是有很强领导力的人,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的,但是他的理念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邓小平呢,我认为是在第一个象限,他有正确的理念,也有强的领导力。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发现我们一些理念不再正确,但是好在领导力还比较弱,所以还不是特别灾难性的,尽管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下面这个例子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到各种指标,增长率,中国的国际地位等等,都是进步很大,但是我们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呢,我们中国的社会矛盾是越来越突出。但是十多年前,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但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现在的和谐程度比十年前低多了。另外从体制改革角度,无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叫做基本停止,甚至倒退的。那么大家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是停滞了,而经济又取得了最好的增长。这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5年的红利,这个红利包括私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特别是朱镕基时代,国退民进的改革,还有2001年,在江泽民朱镕基手里的,加入WTO,如果WTO,过去中国的十年不可能这么增长。在2001年的时候,中外汇储备就两千亿美元,我们知道是三万四千亿美元,都是加入WTO之后实现的。并且我认为,如果没有WTO,中国过去的十年改革会倒退得更厉害,所以开放对中国改革非常重要。

但是正因为过去十年没有经过改革,所以我们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腐败非常严重。我记得1992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学者讨论中国腐败,他们都非常担心,我说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这个问题不会太大,但是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过去十年,中国腐败的增长速度,可能严重超过GDP增长的速度。由于腐败增长速度很快,所以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在这个情况下,我想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当这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你让人们有很好的道德观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矛盾的激化,可以说是过去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的市场改革所导致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改革的理念和它的领导力。我们现在好多人讲到改革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非常难。好像邓小平80年代改革很简单,没有什么阻力,这个观念是错误的,80年代的改革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阻力包括意识形态的阻力,也包括既得利益的阻力。特区的开放也是相当艰难的,一开放了,就出现走私,也出现了腐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重义经常会拉到北京来做检查,但是呢,他的理念和领导力使他仍然推动了广东的开放。

加入WTO是很重要的过程,因为关税的趋减和好多配制,使很多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危险,但是朱镕基很坚强,那时候朱镕基被骂为卖国贼,那时候朱镕基压力很大。李鹏比较保守一点,在WTO上面,李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争论很厉害的时候,李鹏说,管他的,先加入再说。实际上的话也是有底气的,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就不会这样去做。

我经常举个一个例子就是高考,邓小平一上台以后,管两个事,一个教育,一个科技。教育的第一个事就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教育部部长很不同意,他们就跟邓小平汇报工作,这个高考很复杂,邓小平回答很简单,如果你们做得了就做,你们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给解决了。

大家看到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们的理念大大倒退了,我们从相信市场,更多的相信政府。从相信更多的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所以导致了国进民退。改革前二十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过去十年强调的是和谐,其实关键注意的是过多注意财富的分配。改革前二十年,特别是九十年代注意什么,建设法制国家,过去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实法制大大倒退。所以这些理念,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各种社会矛盾的重大出现。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好,所以出现了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有些官方领导人也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中国模式是完全错误的,它强调的是国家和国有型企业主导。我的简单的感想是,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国家干预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国家企业仍然很多,国有企业仍然很大,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

所以未来的改革,我们要有总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呢,就是建立一个公正、自由、法制、民主的社会,这是大目标。未来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重,而且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市场,这里边我觉得,实有产权制度是最有重要的,在座有很多我们国有企业,我很抱歉我必须批评他。我们现在国有企业,从效率的角度,我想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做很多计量模型,这个很重要,但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知道它,而且我们看看中国的统计年表就知道,在2010年,工业部门,国有资产占的资产的42%,但是的创造的产值是27%,创造的增加值是30%,提供的就业是20%。就是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效率是相当低的。

当然大家,在座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国有企业最多的问题,还不在它本身的效益,而是它带来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使得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国有企业不重要,只要有公平竞争就行了。我可以回答这个事,只要国有企业主导,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至少中国的经验呢证明得非常聪明。国有企业一定是靠特权维持的,而这种特权,名企业家就不可能真正去创造,他们可能要花好多的精力,或者国家分配的资源,他们也没有安全感。

还有一个外部性,就是导致的道德文化,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人们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我们不可能有道德。如果有大学生就业的时候,如果他能找到工作,不是靠他的能力,不靠他的成绩,而是靠某一个关系的话,凭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有很好的正义精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

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观点,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就业,也就是使大学生就业为什么更难了。因为国有型企业创造了不同等级的工作,在国有部门工作叫铁饭碗,比较地位高、身份高。所以凡是大学生,只要在国有部门工作单独就业,不在国有部门不单独就业。我看到好多人托人找工作,我问他,你现在在哪?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一个企业工作,我说那就不是工作吗?他说这个不算工作,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当成一个临时性过渡,这样就使大学生就业变成一个突出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它唯一的原因,还有好多其他的原因,那我觉得从行为意识上讲,这是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未来十年,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降低到10%,我指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GDP当中的比重,而不是它的企业的数量。而且我认为呢,一个经济,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10%,不能叫做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叫做市场经济。

(以上为张维迎在6月8日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201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上的部分发言)

张维迎 改革 理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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