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国家的大买卖!
王根旺 王根旺

诈骗国家的大买卖!

一间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两台电脑,三个人,再刻印些假公章,就组建成了一家公司,每天只需坐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一年便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元。这是深圳一伙骗税分子的真实生活写照。

一间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两台电脑,三个人,再刻印些假公章,就组建成了一家公司,每天只需坐在办公室打几个电话,一年便可以赚到成百上千万元。

这是深圳一伙骗税分子的真实生活写照。3年时间竟骗取国家出口退税1.8亿元!深圳公安局近日公开的这起巨额骗税案,揭开了附着在出口退税政策上隐蔽的骗税利益链。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外贸企业一方面勾结生产企业负责做购销合同、做账做册、虚开增值税发票;另一方面找货代公司和报关行做外贸合同,通过配票配货后,经“地下钱庄”完成境外资金入境,取得“外汇核销单”;最后,再由专业报税人员拿着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外汇核销单、海关报关单等资料前去办理退税。

在深圳罗湖和福田区,从事这种骗税贸易的企业比比皆是,通过真实的配票配货贸易单,外贸公司可赚取5%-7%的利润率。照此计算,1亿元的贸易量,可赚取500万-700万元。

骗的是谁的钱?谁又在纵容这种行为?记者调查看到,长长的利益链条上甚至有监管层的身影,而结果除了国家损失了税收外,所有人似乎都是赢家。

据统计,2012年深圳出口退(免)税额总计达到945亿元,为全国最高,目前暴露的骗税案仅仅是骗税团伙的冰山一角,高达17%的出口退税率合理性也再次遭到质疑。

骗税大案揭冰山一角

“谁介绍你来的?”记者前脚尚未进门,文锦渡口岸大楼2层一间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坐着的三个小伙子,操着广东口音,几乎异口同声问道。面对一张陌生的面孔,三人高度戒备。

事实上,在海关大楼的整个7层楼里,就遍布着进出口贸易公司、货代公司和报关行,有的门口甚至没有挂牌,记者粗略统计,大约有200多家。

这些隐蔽的公司,以正当业务为幌子,实则均是为了骗税而就近形成的网络。在这个链条中,作为中游环节的外贸公司为骗税核心团体,左手通过从上游生产企业购买增值税发票,右手再从货代和报关公司购买真实货物出口单,最终通过地下钱庄完成资金出入。通过这种配票、配货、配资金的方式,获得出口退税。

为保险起见,他们只接受熟人介绍的业务。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大多来自广东潮汕地区,以亲戚、老乡为纽带,对陌生人则十分警惕。海关大楼的1层和5层里,空出的好几间办公室,便是最近被深圳公安局捣毁的骗税团伙“老窝”。

刘继华是被查处的骗税核心人物之一。据公安局侦查,从2008年到2011年底,以刘继华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控制了17家生产企业和8家外贸公司,虚开发票遍布福建、江苏、甘肃等多个省份,虚开增值税发票7787份,票面金额高达12.8亿余元人民币,骗取国家税款1.8亿余元。

“很多人都做这个,做生意不赚钱,又很辛苦,这个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就好了。”被逮捕的刘林峰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中介,正常业务是帮助一些有货物出口需求的公司办理运输、报关等手续,赚取中介费,但刘林峰会将这些货物信息卖给外贸公司。

令刘林峰始料不及的是,他服务过的一家外贸公司财务漏洞百出,最终在国税局例行检查时被发觉。然而,大多数做账稍微隐蔽一点的,都可以相安无事。

据办案民警深圳经侦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超晔介绍,深圳目前有2万家货代公司,上万名从业人员,而空壳的外贸公司比比皆是,中小外贸企业大多靠出口退税赚钱。

超长的利益链条

从上游生产企业,到中游贸易公司,再到下游的报关行、货代公司,均是出口退税这条利益链上的蚂蚱,通过相互配合,共同来分食最高17%的退税率。

刘继华们玩的是服装行业,而从收购其原始材料棉花起,整个贸易就开始作假了。

举例来说,A从河南周口农民手中收购棉花,但农民没发票只能写收据,价格高低随意写,A拿收据去税务机关抵扣,开出棉花的发票,税收成本大约3%,B则从A处收购棉花后,加工成纱线,征税约5%,外贸公司再以6%-7%的成本,从B手里大量购买增值税发票。

在福建石岩、晋江,这种纱线原材料企业买卖增值税发票异常猖獗。

原本从纱线到服装,中间还需大量的工序,包括染色、绣花、配料、加工、运输等多个环节,这部分所占服装成本恰恰是最大的,但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外贸公司要从这些生产企业购票,则很麻烦,也很难找到票源;因此,外贸公司提供的一张服装发票,纱线的原材料发票就占九成,其它环节票据基本上缺失,而这个明显的作假痕迹,一经检查则易暴露。

在外贸公司拿到发票后,要做成出口贸易退税,还需有货物单相配,由于报关行和货代公司掌握了大量的真实货物单信息,为了赚钱,他们便将此信息转卖给外贸公司,通常货物单总价控制在10万美元以下,以免被海关检查,而一张八九万美元的货物单转让价值仅为5000元。

由于一些小企业不具备申请出口退税条件,货代中介便利用这个“可乘之机”在帮小企业报关时,把这些货物的真实信息,层层转卖给专门从事骗税的外贸公司,报关单上写上外贸公司的抬头,移花接木后,则成了外贸公司的业务单。

坪山保税区报关员小王告诉记者,这在圈内已是公开的秘密,报关行经常会将一些报关信息在网上发帖转让,一个货物单,可能会经多家报关行买卖,层层加价后,最终接洽上外贸公司的骗税分子,业内俗称“炒单”。

据李超晔计算,扣除买发票的成本6%-7%、报关和货代找单环节花费3%左右以及找地下钱庄出资的手续费1%-2%后,出口退税率最高为16%-17%,一张贸易骗税单,外贸公司可赚取5%-7%的利润率。

据了解,骗取出口退税的手法有多种,除配票配货是挪用真实的出口贸易外,还包括以少报多,以次充好,货物空转等虚报贸易货值手段,产品又主要以服装、电子产品和家具为主,但不论何种方式,报关、货代、物流等角色都会相互配合。

谁在放纵骗税行为

深圳作为外贸出口最多的城市,退税额位列全国首位,同时也成了骗税的重灾区。

2012年深圳共办理出口退(免)税945亿元,同比增长7.28%;其中,生产型出口企业退税423.79亿元,同比增长4.40%;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254.21亿元,同比增长9.14%,幅度明显高于生产型出口企业。

分区域看,外贸企业仍保持在罗湖、福田两区扎堆经营的格局,两区外贸企业退税占全市总额的87.93%,而外贸企业出口退税中六成退税额是由中小型企业完成的。

“从这组数据和分布特点来看,可以反映出骗税的份额有多大。”深圳一家小型外贸企业老板郭珊告诉记者,通常做正常贸易的中小型企业是没必要去退税的,因为进货时不用发票,供应商会直接减价,何必再去麻烦退税。

整个出口退税的环节,虽然有海关、外汇局、国税局等部门监管,但漏洞却始终难以补上。

“监管机构只要仔细检测税票就可看出来,但真正查出骗税的有多少?明眼人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小王说。

而某些地方政府的背后默许,也是骗税得以存在的因素之一。由于深圳的外贸单较多,外省企业纷纷来深圳找单,记者曾亲眼见到,辽宁省一家企业主飞赴深圳与罗湖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洽谈贴息率。

“比如辽宁一家公司在省内的出口总量实际只有100万,但他希望做到1000万去退税,怎么办?到深圳找一些不需要退税的小贸易公司,将他们900万元的出口贸易单以辽宁公司名义出口,这样一来,辽宁公司1000万的任务就完成了。”操作此业务的深圳某物流企业经理于先生介绍,辽宁公司不需要一家家去找小贸易公司,只需找到一个代理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即可,给代理公司一定的贴息费用。

辽宁公司当时对记者直言,这种方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企业做高进出口贸易数据,同时能给当地的官员带来政绩。除了国家被骗税有损失外,其余主体均是一个多赢的格局。

争议出口退税政策

面对骗税分子盛行的乱象,出口退税政策备受质疑。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钟坚提出,何不取消出口退税,直接降低企业源头的增值税?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则认为,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时,企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企业靠出口退税才能生存下去,一旦取消或大幅降低,将引发企业倒闭、人员失业。

而在李超晔看来,骗税的毒瘤在于有报关行和货代公司的配合,要堵塞这个漏洞,除非取缔这两个行业,但现实却不可能,因为真实的货物出口,必须找这两个公司来运作。

李超晔认为可行的办法是,降低5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率,这也是骗税分子所能赚取的利润率,如果去除利润空间,骗税分子将无利可图。

另外,在制度上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般的中小企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只有升级为一般纳税人后才能开增值税发票,但两三个人的外贸公司,不需要任何生产成本,一两百万就可开展业务,却被允许开增值税发票。

“应该取消外贸公司开票资格,直接由生产企业自己开票。”李超晔说,这样可以杜绝外贸公司骗税。

钟坚认为,中国一直倡导出口转内销,但内销无法拉动,大量产能过剩的行业,还需出口消化,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连续上涨几年的情况下,价格已经不具备优势,企业利润被无限压缩,若能在原材料环节开始减税,减少成本,利润也能相应增加,出口退税不一定让企业受惠,反而让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企业从中渔利。

事实上,从2006年起,为改变企业增长模式、提高竞争力,减少大额贸易顺差,我国曾多次降低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人民币升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企业出口获利能力明显下降,就再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仅2008年8月至2009年6月间,就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恢复到了最高值17%。

“现在,可以分行业慢慢降低退税率,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时间,而国际上对中国政府补贴出口企业争议也较大,称中国倾销,对这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则可适当多降一点。”林江说。

外贸 出口退税 海关 诈骗
赞(...)
文章评论
匿名用户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