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东家如何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间谍公司:Booz咨询公司崛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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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东家如何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间谍公司:Booz咨询公司崛起史

1940年,即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年,美国海军便开始考虑对德作战计划。美国海军上将们的心腹大患是纳粹德国海军的潜艇,德军潜艇神出鬼没,到处攻击盟军航线,要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更别提要击沉了。束手无策的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只好转向Booz寻求对策,这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咨询公司

1940年,即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年,美国海军便开始考虑对德作战计划。美国海军上将们的心腹大患是纳粹德国海军的潜艇,德军潜艇神出鬼没,到处攻击盟军航线,要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更别提要击沉了。束手无策的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只好转向Booz,Fry,Allen & Hamilton寻求对策,这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咨询公司,他们的知名客户包括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Rubber)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Booz有效地开创了管理咨询业务,从知名学府物色尖子生担任分析人员以及企业客户的待聘人员。Booz的顾问们与美国海军人员一道合作,开发出一套特殊的传感系统,可以捕捉到德军潜艇短暂发出的无线电通信信号,这有助于设计一种攻击战略。在其帮助之下,盟军到战争结束时已击沉或击毁德军大多数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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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项目是Booz与美国政府长期合作的开始。随着冷战开始、加剧继而缓和,再到后来全球恐怖主义取而代之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人员的主要顾虑。在此期间,目前更名为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的这家咨询公司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来自政府的工作。2008年,该公司剥离了利薄的商业咨询业务——名为博斯公司(Booz&Co.)——并成为一家纯粹的政府业务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开上市,大股东是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在截至2013年3月份的财年,博思艾伦公布营收为57.6亿美元,其中99%源自政府合同,净利润为2.19亿美元。其营收的近四分之一——13亿美元——来自美国几大情报机构。随着美国政府过去十年间在情报承包商身上的投入呈爆炸性增长,与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CACI和BAE系统公司(BAE Systems)等对手相比,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博思艾伦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据彭博行业资讯的数据显示,美国2013年大约70%的情报预算都被外包出去;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O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表示,近五分之一的情报人员在民间领域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大多数美国人对博思艾伦有所闻,他们对于该公司在美国情报界扮演着何种举足轻重的角色依然毫无概念。不过,现在世人对此皆知。6月9日,博思艾伦一名29岁的电脑技工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公开宣布,他就是泄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监控人们打电话与上网活动的新闻线人,在为博思艾伦工作期间,斯诺登在一个位于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监听站中将一些机密文件复制到一个U盘,并在近期将此事透露给了媒体,他承诺还要披露更多机密。日前他已从香港抵达俄罗斯。

博思艾伦引起世人关注冲击到其股价表现,该股在斯诺登公开机密后的上午下挫超过4%,迄今还未收复失地。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已呼吁再次检讨民间承包商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作用,并宣布她将寻求限制承包商们获取机密信息的权限。博思艾伦长久以来一直非常低调,在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是其唯一客户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宣扬没有必要,而且该公司很少进行游说。由于情报界的重量级人物纷纷在博思艾伦工作,该公司从来不用担心接不到生意。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奥巴马总统的高级情报顾问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是博思艾伦的一名前高管。该公司的副董事长迈克·麦康奈尔(Mike McConnell)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家情报主任,在此之前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在博思艾伦的2.5万名员工当中,76%的人有查看机密信息的授权,近一半人拥有查看最高机密信息的权限。据2008年的一本书《等待雇用的间谍:情报外包的秘密世界》显示,CIA原副局长琼·登普西(Joan Dempsey)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将博思艾伦称作“影子情报机构”。登普西如今在博思艾伦任职。

斯诺登泄密事件可能会导致情报外包方面出现重大调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向多家情报机构施压,要求减少对承包商的依赖。而在如今自动削减开支的年代,曾经一度碰不得的防务与情报等方面开支也很可能会被缩减。

然而,与博思艾伦以及美国情报机构官员的谈话显示,这些承包商不会很快失宠。即使斯诺登最终会让他的前东家失去生意,但这些生意可能只不过是流向其竞争对手。虽然博思艾伦与其他影子情报机构是作为权宜之计而出现——本来是冷战后瘦了身的情报机构在9·11恐怖袭击后试图重振旗鼓而借用它们来争取时间——但是如今它们已变得必不可少。随着博思艾伦等承包商逐渐依赖于联邦政府,政府对它们依赖则更甚。

斯诺登当初并不是被招作间谍。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电脑技工,高中没有毕业,他的第一份与情报相关的工作就是在国家安全局的一处设施当保安。他在接受英国《卫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因为他的电脑技术,他曾被中情局招进去处理网络安全相关工作。他在2009年离职并转向民间领域,最终加盟博思艾伦。他作为国家安全局承包商职员的工作看来一直是基本的技术支持与故障排除。他是个技术人员。

情报界人员倾向于把外包工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机密性最低而且最卑微的工作:在情报机构割草、清理垃圾和分拣邮件。在机密部门内,即使清洁工也需要安全方面的权限——他们清理的垃圾桶里可能有国家机密信息。这使得这些工作岗位招人尤为困难,因为让获得安全授权的多数人做清洁工无异于杀鸡用牛刀。

懂得电脑技术的斯诺登隶属有专门技能的中间级别。当美国军方在越战期间首次开始大力求助于承包商时,这些工作占了招聘岗位的多数——国防部当时急于招到维修人员,来负责越来越复杂的武器与运输系统。翻译、审讯及处理政府安全授权相关背景调查的人员也处于中间层。CSC和L-3 Communications等公司专注于中间级别的业务。虽然博思艾伦也招揽一些这类工作,但重心却是最高级别的工作:从开发打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的战略到软件设计到为高级官员撰写讲稿的各类工作。从任何意图和目的来看,第三类的承包商都是间谍,而且有些人是间谍首脑。

威廉·戈尔登是一家招聘公司负责人,专门为情报专业人员务。6月中旬,他一直在为填补国防情报局承包商的三个空缺而忙碌。戈尔登说,虽然碰巧这次博思艾伦没有参与其中,但该公司曾填补过类似的数千个空缺。这次的三个空缺中,有两个空缺是马萨诸塞州德文斯堡的高级反情报分析师,其中一个专注马萨诸塞州联邦设施面临的威胁,另外一个专注西南亚问题。这些承包商将会拉网式地筛查情报,从数字窃听内容到线人消息,要像坐在他们旁边的国防情报局分析师一样撰写报告和简报。这两个职位都需要最高机密授权,其中一个职位需要经常出差。第三个空缺需要一位精通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的高级翻译,在毛派叛乱分子活动日益猖獗的印度喀拉拉邦,许多人说这一语言。美国国防部在招一名会说这种语言的人,表明美国在那里有情报活动。这一岗位标明“条件艰苦”。

戈尔登说,他经常看到博思艾伦与其他承包商在全球各地发布的“情报搜集经理”的空缺。“情报搜集经理处于最高级别,决定采用哪些情报,如何采用并决定各类情报的去向,”他说,“他们提供思路、方向与管理。他们基本上拥有全部身份,他们就像是政府雇员。他们唯一无法办到的事情就是批准预算资金或招聘并裁减政府雇员。”

收入待遇的巨大差别取决于应聘者的技能与经验。“这些钱源于情报预算,因此没有太多监督。”戈尔登说。他估计那位马拉雅拉姆语翻译岗位的年收入将达到18万美元到22.5万美元之间。这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艰苦的条件以及叛乱分子的惯常做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招工广告当中没有提叛乱分子通常会先把翻译当作攻击目标。

大规模招聘情报承包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基地组织的袭击导致美国两党在国会一致支持获得更多与更好的情报——相关联邦预算也相应猛增。有大量证据显示这方面的努力挫败了一些恐怖袭击阴谋。情报界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在瘦身,在苏联解体后,情报对政界人士而言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相关预算遭到削减,中情局、国安局以及国防情报局大批人员退休。在2001年晚些时候,找到足够多有经验的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承包商,而其中许多人都是政府在数十年前培训过却在后来裁掉的。“通过承包商人员,我们得以非常非常迅速地扩张,”时任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人力资本副主任的罗纳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在2008年与记者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表示,“在我们忙着恢复情报界的军方和民间人员时,他们可以迅速进来执行任务。”

博思艾伦等承包商被看作是权宜之计,以便让政府有时间招聘并培训雇员。退休的海军少将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讲述了2001年试图发展海军网络战项目的情况。他手下的人员没有一个是网络战专家,因此他培训海军的语言学家们——通常是一些头脑更聪明的水手——来接手这类工作。“海军当时得以利用承包商来强化那些培训人员,同时开发永久性项目。”布朗说。他目前在RSA安全公司(RSA Security)工作,这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的网络安全公司,与政府有很多业务。

不过随着政府情报人员数量增长,承包商的人员数量并未返回到9·11之前的水平。桑德斯在2008年的采访中表示,在为各类不同的情报机构工作的承包商当中,仅有5%是为“过载”预备的。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抱怨说,“情报界的一些机构在转换或者清退一些承包商之后,一直在招聘其他的承包商,从而导致整体人员数量持续增加。”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对此并不认同,称“核心承包商人员”自2007年以来已减少36%。

支持情报外包的人士表示,民间公司成为情报界永恒的一部分有很好的理由。并非每一项任务都需要一名全职的联邦雇员来做。建设一个机密设施或新的数据库是一个短期项目,没有理由只为这个来招聘并培训新的员工。从理论上来说,承包商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因为政府无需在工作任务结束后继续负担人员工资,更不用操心他们的医疗保健或养老基金。对军方而言,这通常是完成额外工作且不会违反人力上限规定的唯一办法。而华盛顿功能紊乱的拨款机制使得这一情况雪上加霜,长期项目所需资金日益通过紧急补充性开支法案来拨款,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导致更难招到长久性的员工。

高级情报官员也透露,民间领域的承包商是技术革新方面的后备力量。当代的“Q博士实验室”——詹姆斯·邦德故事中间谍产品的孵化器——就是硅谷,这里的初创公司在开发可以识别海量原始数据形态与关联的技术,还包括其他电脑科学方面的成就。在接受采访时,博思艾伦副董事长麦康奈尔指出,该公司因招聘他这样的前间谍而闻名,公司也从科技界大量招人。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2008年的一份研究显示,56%的情报承包商提供了政府情报人员并不具备的独特技能。

“在担任国家情报主任时,我绝对希望获得民间领域的优势、创意与行动力,”麦康奈尔说,“这是因为,如果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我就会落伍。全球最具革新能力、最有创意以及最占优势的国家是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自由市场的效率。”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的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等情报承包商甚至置身于商业科技枢纽,而不是设在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延伸至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安局总部的这80公里传统情报机构区内。

即便如此,开支还是会失控制。据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数据显示,每年在一名承包商员工身上的投入通常为20.7万美元,而同类政府雇员的开销只有12.5万美元,这里面还包括了福利和养老基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国安局的开拓者(Trailblazer)项目。这原本是一项筛选并分析国安局每小时搜集的海量电话和网络信息的先进项目,开拓者项目最初预算为2.8亿美元,需要26个月来开发完成。博思艾伦等五家公司参与了这一项目。“在开拓者项目中,国安局在利用业内最佳技术与经验来推进他们的任务。”博思艾伦副总裁马蒂·希尔(Marty Hill)在2002年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当该项目在2006年被关停时,没有达到任何目标,而且相关费用达到数十亿美元。国安局检察长的一份报告发现“承包商人员劳动力费用过高”,不过没有点相关承包商的名。国安局多名声讨项目浪费的员工被开除,其中一位高管在与一名记者通气后被依据《间谍法案》(Espionage Act)而起诉。(相关诉讼最终被撤销。)

美国国土安全部大约在同一时期授予博思艾伦的一份电脑系统合同出现类似问题。三年当中,相关费用从最初的200万美元暴增至1.24亿美元,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在后来的报告中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糟糕的规划与监督。但是,即使在问题暴露之后,如《华盛顿邮报》所报,国土安全部依旧重续了合同,甚至还给了博思艾伦一些新合同,因为该部门断定自己无法建设、甚至无法独立运行这套系统。

批评人士表示,博思艾伦及其竞争对手能够继续获得合同并持续增长,不是因为它们的技能不可替换,而是因为其中的人脉因素。随便说出国安局或中情局或其他军方情报机构的一名退休高官的名字,很可能他现在正在为承包商工作,而且在博思艾伦的可能性最大。随便说出目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的名字,很可能他曾在博思艾伦工作过。麦康奈尔和博思艾伦的其他人忙不迭地指出,承包程序中有防护和监督机制,而且在9·11疯狂的几年之后已成熟。与此同时,该公司倾向于接纳并慷慨支付高薪给那些退休的高级情报官员,意味着它看重他们人脉的价值,而且也让他们在政府内部的继任者把博思艾伦当作他们退休计划的一部分。

承包商支付的丰厚薪水导致公共部门人员向民间领域流动。它们挖走了政府情报人员,导致政府各级人员短缺,并让更多有经验有知识的人进入民间领域,这使得承包商对政府而言更加重要。“现在你会选择进入政府部门两三年,获得授权,然后转入其中一家支付高薪的承包商。”美国科学家联盟政府机密项目负责人史蒂文·阿芙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表示。斯诺登就是这么做的。“你必须要有很强烈的爱国心才能抵御金钱方面的诱惑。”阿芙特古德说。

猎头戈尔登表示,结果就是,政府间谍机构的人员普遍发牢骚说“那些可恶的承包商们知道的比我们还多”。这可能是斯诺登泄密的一个因素——他的电脑技术可能使得他接触到了他不该有权限看到的信息。不过斯诺登是个异数。他处理这些信息的方法——复制信息、发给媒体并公开承认自己是泄密者——既丢了饭碗,而且也可能会因此失去自由,迄今看来都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动机。更普遍的诱惑是利用相关知识,合法地或者在不知不觉间招揽更多生意。

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国会在加大对博思艾伦等承包商以及它们在搜集情报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力度。两党议员表示,斯诺登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并泄露机密信息,说明需要加大对承包商活动的监督。“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个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在军中没有圆满服役而且只有29岁的人居然有权查看我们政府的一些高度机密的信息,”缅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姗·柯林斯(Susan Collins)于6月11日在国会山向记者们表示,“这让我感到吃惊,这说明监督程序确实有问题。相关规定没有得到良好执行,或者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

不过,要调整规定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最高层而言,不管是白宫还是国防部,承包商总是无处不在,”戈尔登说,“实权人物会转身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们怎么实现它呢?’这时承包商会跳出来说,‘我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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