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乌龟沼泽地”，那就是在沼泽地的环境中，只有乌龟才可以通过。如果是快马，则必将马蹄深陷;如果是泥鳅，则有可能在钻来钻去的时候被阻住前路。
作者：崔晓明
何为“乌龟沼泽地”，那就是在沼泽地的环境中，只有乌龟才可以通过。如果是快马，则必将马蹄深陷；如果是泥鳅，则有可能在钻来钻去的时候被阻住前路。
用“乌龟沼泽地”来描述中国的商业环境，再恰当不过。中国的商业沼泽地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1)中国相对低端的消费意识环境。虽然在法国的奢侈品店里面，在迪拜的豪华商场里，在香港的海港城里，大陆人的消费能力无可置疑，然对于品牌的文化内涵却知之甚少。在中国做市场，若以“专业”行之，难成气候。若以“看似专业”行之，则市场广矣。中国人不懂红酒，何必告知红酒的单宁含量、品酒程序……，只需告知来自法国，波尔多产区，AOC评级即可。在中国的零售市场中，自古以来奉行的无非是八字真言“低价销售，规模经营”。低价销售以取悦消费者，规模经营以在供应链中获取话语权。如果真的讲究百思买式的专业，会死的相当难看。
(2)中国相对宽松的商业法律环境。在中国，很多企业的成功都是依靠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智慧”。也因此，很多企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中国的大小企业中，所谓的“法律顾问”不是告诉企业该如何守法经营，而是如何钻法律的空子。在博弈的世界里，不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最大化。踏实经营、遵纪守法、合规经营、安心实业的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往往连“生存”都是问题。什么样的制度产生什么样的企业。在宽松的法律环境中，只有贴着法律的地皮走才可获利。建立不起对制度的信任，中国的商业社会契约就无从建立。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法律环境曾经是重要的议题，矛盾集中凸显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可以说正因为没有产权的保护，我们才有了曾经的VCD奇迹，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政府在十年前对知识产权的宽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今天却将中国的原创、科研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3)中国相对落后的商业伦理环境。何谓“中国威胁论”?不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也不是日益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权，而是极端落后的商业伦理，因为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这是何其可怕?我们已经从日常的餐桌上了解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化学元素，这是怎样一个神奇的过度。其实像达芬奇家居这样的事件，在中国何止一件两件?在相对低端和消费意识和法律环境中，在缺乏信仰的价值观系统中，只要可以赚钱，有什么不可以做呢?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其实，从另一方面开看，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何其严重?当前的中国社会，信任极端缺乏，交易成本极端高昂。受害者，自己而已。谷歌退出中国，退居香港，是谁的危机?是中国商业环境在世界面前赤裸裸的展示。
在这样的沼泽地环境中，只有乌龟可以前行。乌龟虽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在商业模式、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诸多短板，但是仍能慢慢的、稳稳的，走过潮湿、泥淖、污秽的沼泽地。“类金融”的商业模式，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吧。乌龟龟行，却是在沼泽地中最快的速度。
有一类企业是快马，它们拥有完美的商业模式、优秀的管理团队、先进的管理方式、领先的产品服务……然而它们始终无法走过中国的沼泽地，甚至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为什么?它们专业的消费意识教育了消费者，却在消费者真正觉醒之前死去;它们专业的管理方式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却无法获得体制内的政策支持;它们专业的商业运作方式赢得了尊重，却在博弈的世界里暂时失势。我们创造的商业模式一定是要被人们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太过专业超前的模式将成为教育市场的先驱，栽树惠于后人而已。
还有一类企业是泥鳅，在沼泽地中无视规则，钻来钻去，以投机取巧之方式灵活的应对各种政府关系市场关系。短期内，钻的好，则必顺利前行。但是，与政治(政府关系、政策支持)的过分亲密往往会将自己葬送。今天的大连实德岂不是如此。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对于政企关系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政府对于企业而言“离不开，靠不住”，因此，若过于油滑，与政治亲密无间，往往会悲从中来。过于亲密的政府关系，往往伴随着某个人的得势或失势而影响企业的命运;过于仰仗政策支持，往往因为政府的一句话而兴，因为政府的一句话而亡。
做企业，难；在中国做企业，更难。在中国做企业：应保持快马的意识，明确未来趋势，掌握转型的时机;避免泥鳅的陷落，要懂政治，而不参与政治，亲密有间(宗庆后)；以乌龟的耐性、乌龟的蛰伏、乌龟的冷静、乌龟的低调，谋求企业的生存进而发展。
危机丛生的当代社会里，剩者为王，龟行，亦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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