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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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柳传志

我所认识的柳传志,目光远大,勇于担当,不说空话,言出必践。他的责任感表现在,绝不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只考虑联想的利益。

作者:段刚

1993年初秋的一天,柳传志当时的秘书胡广华给我打电话,说柳总在天坛医院附近的口腔医院看牙,他知道这里离你家近,如果你时间方便呢,就过来聊聊。我一听,我没问题啊。马上骑车过去了。

天坛医院旁边的口腔医院离天坛公园很近。我到了以后,柳传志说,我们到天坛公园里面走走吧。我也是多年没有去过这个世界闻名的公园了,当然愿意去了。现在一想,自那次以后,已经二十年没有去过了。

边走边聊。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和柳传志单独谈话,他回忆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包括读书、工作、创办联想,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小亭子跟前,停下来坐着休息。

初秋的天气依然很热,走了一会,有些口渴。柳传志就让胡广华买了三支小豆冰棍,一人一根。我说,您刚看完牙,吃凉的,行吗?他说,没事没事。我又问,您最近不是老在香港吗?为什么不在香港看牙啊?那里的条件要好一点啊。他说,香港条件确实好一点。我这不是为了给公司省点钱嘛。省点是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和柳传志吃饭聊天,除了一次是我买单以外,都是柳传志请客,吃什么全忘记了,唯独记得这一次吃的小豆冰棍。

我提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铺垫有点长。

1993年,是北大方正创立七周年,当时北大方正的总裁晏懋洵在接受我的专访时说,北大方正的目标是,再经过七年的奋斗,到2000年时,做到50亿的销售额。而后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做到100亿的销售额。“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对整体的国民经济有所影响了。”我至今记得晏懋洵先生说这番话时,目光灼灼的样子。

当年北大方正在香格里拉酒店搞了七周年庆典,宣布了2000年的奋斗目标。匆匆赶来的当时的北京市主要领导说,我们能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到2000年北大方正搞到100亿!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和北大方正负责人短暂地沉吟了一下,当场表态,我们马上回去研究,按照领导要求,争取搞到100亿。不久北大方正就把目标调整为100亿。

当时中关村的形势是,四通销售规模最大,约20亿人民币,联想其次,约13亿人民币,北大方正第三,约七亿人民币。

我的问题是:联想到2000年可以做到多大规模的销售额?

柳传志听了我的问题笑了笑,他说,段钢啊,你要知道,我们联想现在是只有13亿的销售额的小公司。这点销售额真不算什么,别说在世界上,就是和香港的一些公司比,也是小公司。而且现在离2000年还有七年时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时候一个风浪就有可能把我们这艘小船打翻,能不能坚持到2000年都很难说。但是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们明年肯定比今年做的好,而且只能一年比一年好。

当时柳传志49岁,意气风发,但是他说出这样一番话让我很意外。我想,2000年并不遥远,我们是可以看到结果的。于是,我对2000年有了两个非常具体的期待:一个是奥运会,一个是联想的谜底。

奥运会的谜底,当年九月份就揭晓了。知道结果后,我当时没什么反应。第二天我回到父母家,我妈妈问我,这次为什么就没弄成呢?我只说了一句,他们不带我们玩——泪水就止不住的流下来。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伤心的一次痛哭。

好在还有联想的谜底。2001年在香港上市的联想集团发布了年报。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27219212000元港币,利润860031000元港币。

1996年夏,在我的记忆里是很闷热的。联想当时的公关负责人陈慧湘约了几个相熟的记者到翠宫饭店,说柳总要和大家聊聊,我赶到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几个人坐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柳传志自始至终一直站着讲话,这是很罕见地。过了一会,一个记者迟到了,柳传志很不高兴地说,你来晚了,打断了我的思路。这又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虽然不喜欢别人迟到,但对联想以外的人,从来没有当面表示过。讲着讲着,柳传志可能觉得说明性不够,拿起一支笔,在身后的白板上写写画画,这更为罕见,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这一次。

我决定要聚精会神地仔细听听。

柳传志说,联想1995年PC销量超过10万台,形势大好,1996年将冲击国内市场第一。联想目前分成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北京联想以PC销售为主,香港联想主要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板卡。北京联想是赚钱的,北京联想的业绩是可以支持香港联想继续成长的。

这些内容大部分我以前都知道,唯一比较有新意的是用北京的业务养香港的业务。我不明白柳传志为什么这么隆重的再说一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听说香港联想1995年的业绩不太好,但是柳传志的讲话里没有涉及。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结束时大家和柳传志告别,陆续走了。他示意我留下来。我就留在最后。等人都走了,他瞪圆眼睛问我,今天我说的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实话实说,没全听明白。

他说,那些没明白,你说。

我问,香港联想95年亏损了?——当时没有互联网,这些信息都要向当事人求证。

他说,已经发年报了,亏了1.95亿港币。

我问,您为什么不说说这个,这才是大家关心的。

他手一挥,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这有什么啊。你放心,我有办法一年之内给它扳过来。

我问,那您今天说的这些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国家鼓励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是一个好政策。尤其是对于缺少资金技术的国企更重要,而且上市之后可以提高管理水平。我不希望因为联想在香港遇到一点困难,影响到国家这个政策!”

明白了!这下我明白了!

1998年10月,联想在深圳搞了一次企业发展研讨会。重点谈联想未来的发展和走向。参加研讨会的有国家各部、委、办、局的相关领导,各个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这次研讨会有两个背景,一是国企改革。很多官员在会上建议联想以并购为手段,重组兼并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加速发展。

还有一个背景。1997年,国家经贸委确定宝钢集团、四川长虹、青岛海尔、北大方正、江南造船、华北制药为首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向每家企业每年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争取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不知为何,联想不在这个榜单里面。因此联想何时进入世界500强也成了这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

柳传志似乎对这两个话题都很回避。尤其是对联想加大并购力度的建议,他非常直率地表示,目前联想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和实力。

会议开得很长也很累。柳传志总在解释什么。终于结束了,晚饭后大家去深圳民族园看演出,柳传志表现得很轻松,他坐在大巴车的第一排,我刚一上车,他就高声喊我坐在他的身边。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期间,我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足球报道。后来甲A联赛的前几年,报社体育部的同事都给我办记者证,方便我去现场看球,我也陆续写过一些评论。这引起柳传志的极大兴趣。

柳传志是一个球迷。是球迷就对八卦感兴趣。当时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再次折戟沉沙,大家都很关注,我就给他讲了一些八卦。他一边听一边评论,当听到一些人事纠葛时,他很坚决地说,这在联想绝对不允许!他还说,我要是当国家队领队,就用管理联想的办法管足球队,肯定可以管好。

我问,联想准备涉足足球吗?他说,足球的政策不明确,俱乐部的产权不清晰,联想作为上市公司,暂时没这打算。

他问我,你做了一段足球报道,有什么体会啊?

我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看足球报道的时候,知道这个记者是不是真懂足球。有些人就是不懂装懂地胡说。

他听了非常兴奋,先从左边回头看看,又从右边回头看看,确认大家都没注意他,才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做企业也是一样。不能听外行胡说!

我马上汗毛一竖,赶紧问,您是指?

他回复了常态,说,你等着吧,出水才见两脚泥呢。这才哪到哪啊。什么并购啊500强啊,你都等着看结果吧!

说完这番话,直到民族园,我们俩都没再说一句话。

我又一次等到了。

2004年12月8日,联想宣布以12.5亿美元整体并购IBM PC业务。2005年8月10日,联想首次发布并购后的季度业绩:在营收大幅增长的同时,原IBM PC业务也取得了增长。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发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联想集团以2007财年168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列第499位。

1999年,财富论坛在上海举行,柳传志出席了。我在上海采访,就给他打电话,他电话里说,明天上午你过来吧,我有一个境外记者的集体采访,你来听听。

我很好奇他怎么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就跑过去听了。其实和接受内地记者采访差不多,也是聊天式的,说一些平常话。但是境外记者毕竟不熟悉,他说的更谨慎,但也没有字斟句。因为插不上话,我在现场略微有点走神。

就在这时,他突然问我,段钢,你说中关村的小企业靠什么赚钱?我当时一愣,没反应过来。他就岔开话头说别的了。

采访完了,境外记者都走了,他留我一起吃午饭。我才发现,原来他到外地出差就一个人去。这次到上海也是一个人来的,没带助手,只是从联想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叫来一个人过来做翻译。

吃饭的时候,他又问我,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答上来呢,北京中关村的小公司靠什么赚钱啊?我了解他的脾气,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他笑了笑,靠技术。靠自己开发技术,然后把技术卖给联想这样的对技术有需求的大公司。只要有好技术我就买,我还可以买公司和整个团队。联想呢,就变成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还要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从资金、管理上支持他们。如果这些小公司成功了,我们的收益就大了。这叫风险投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风险投资。

他往椅背上一靠,很肯定地说,我以后就要做这个了。

2002年4月13日,柳传志在博鳌亚洲论坛做主题演讲。演讲结束以后,走下台来,立刻被记者、听众包围,大家轮番提问,柳传志应接不暇。我在人群外面看着他,看他被人围着忙乱而又无奈的样子挺有意思的。

他也看到了我,叫我过来,然后说,走,吃饭去。他转身对围在身边的人说,你们看,老朋友来了,我们要一起吃饭去了。大家听了,也就散了。

偏偏有两个人死活不走。一个是北京亚当夏娃的总经理文经风,在前一天,他当众向朱镕基总理提问,中国何时开放性产业?当时现场直播啊,轰动一时。现在简直不可想象。另外一位是来自成都的李农。万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李农成为我北大光华EMBA的同班同学。

柳传志再次向他们俩表明,我们是老朋友见面,想坐一起单独聊聊。文经风和李农表示,我们只听,不打断你们聊天。另外,午饭我们请。

没办法,一起去吧。我们来到鸳鸯阁,这里有一个主题为“未来的能源”的午餐会,是由高盛亚洲支持的,有李毅中等发言。

这一次真是老朋友见面,聊的都是轻松话题。我问柳传志,您的女儿毕业了吗?他说毕业了。

1994年柳传志带着女儿和我们一帮人去过一次黑龙江省虎林县和镜泊湖。当时他指着我以命令的口气对女儿说,叫哥哥。然后又转头委婉地对我说,你年纪小,就不叫叔叔了啊。

我又问,您前不久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王利芬的采访,说对孩子要救急不救穷。是吗?

他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

我又说,那我问您,什么是急,什么是穷?

他一听挺开心地笑了,这倒是一个好问题。什么是急呢?孩子刚从国外回来,说北京太大了,没车干什么都不方便。好,这是急。给他买一辆车,但是买什么车我定。过一段时间又说了,回来以后和你们住在一起,太不方便了,想买套房搬出去住。这就是穷。买房我就帮不了了,要自己奋斗。

2003年4月,我面临一次重要选择,我所在的单位希望我脱离原来的业务部门,去做经营工作,我十分犹豫,给柳传志当时的秘书宁旻打电话,希望能约柳传志见面聊聊。没想到时间不长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柳传志是在去机场的路上给我打的电话。他先问了相关情况,然后说我支持你去。你比我当初下海的时候还小几岁呢,肯定行。

接着他又说过了三条。首先,人们总说经营管理,把经营放管理前面,其实应该是管理重于经营。管理就要和人打交道,和人打交道,情商重于智商。其次,不要抱着过去的经历不撒手,过去的就过去了,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好记者好编辑,都不重要了。第三,你会遇到很多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问题和困难面前,一定要咬牙坚持,绝不可以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我顿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就是我认识的柳传志。

2000年初,北京青年报·财富周刊评选柳传志为1999年的财富人物。我在颁奖典礼上说,柳传志是我身边的、触手可及的伟大人物。当时陈东升说,当有企业家被称作伟大的时候,这个社会无疑更加理性。

我所认识的柳传志,目光远大,勇于担当。不轻言许诺,但言出必践。他的责任感表现在,绝不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只考虑联想的利益。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解决问题注重操作性。

如果没有站在柳传志所处的位置、没有他的视野和格局,没有他的思维和经历,理解柳传志所说的话是需要时间的。时间会让一切暂时看不透的谜底徐徐展开。

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最后一页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就是希望和等待。

联想 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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