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无需等待“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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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改革无需等待“顶层设计”

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导读: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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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多人在谈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您怎么看这个所谓深水区?

张维迎:深水区无非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但是,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我们现在老以为以前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但当时领导人的领导力和理念很坚定,而且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问:大家都对今年的三中全会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也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直疲弱,并非改良时机。您是如何看的?

张维迎:我们的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自此之后,这个体制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个三中全会总要出点新东西。客观上,一中全会是安排党内领导人,二中全会是安排每届政府的领导人,人事问题忙完了,就到三中全会了,三中全会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工作布局。我相信三中全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新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中央全会说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说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没得到正式认可,官方文件还不能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说法。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中央说出来了,那就是说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来观望的人也就不再观望了,跟着干就是了。

好比说私营企业的发展,1988年之前宪法都不允许,是违法的,但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私营企业,到了1987年秋,十三大党的文件承认私营企业是对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然后1988年春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这个过程类似于是从社会上迸发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被体制束缚,正在挣扎,每个文件出来,就松了一个套,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人们的期盼。所以这个文件写什么很重要。

今天的文件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过去十年来,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说什么和做什么,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我们嘴上一直在讲改革,但行动上一直在后退。所以我现在对他们说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做什么。

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是不可能的。

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比如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的体制?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计划者有能力预测到所有的经济问题,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无数个体中产生。如果中央领导人能把所有问题都预测到了,那我们搞计划经济不就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多人在吵什么深水区啊,实际上是为不改革提供借口

问:那么经济疲弱是否会影响到现在的改革?

张维迎:这恰恰是改革的契机。领导人必须坦诚,坦诚包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包括承认我们是要面临一些困难,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困难是多年积累的,为了我们的长远发展,要做好忍受一些痛苦的准备。好比说大夫给你动一个手术,即便只是给你拔一个牙,他都会提醒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得麻醉一下。

我们现在好像没人愿意自己说有任何不舒服,好像增长速度下滑就是自己的失败,政治上没法交代,所以就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话也许以后灾难更大了。如果经济下滑,恰恰说明必须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要下滑得更多。只有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释放出企业家精神,让人们更自由地去创业,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安全、更公平,我们未来才有更好的前景。这是必须要开诚布公地讲的。

上世纪80年代,政府领导人告诉大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得调整结构,必须改革体制,为此,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投资要退后。当时好多人都有冒进心态,但领导人担心的是速度太高而不是太低,因为为了维持速度就得不断地增加投资,结果是经济结构会越来越恶化。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就开始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后来发现速度反而上去了,想压也压不住,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坦诚,不要假装没有病,更不要把说我们有病的人说成是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如果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坦诚一些,不要那么爱面子,不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我们今天的病就会轻得多。在我的记忆中,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大搞投资的事情2009年之前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我们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天然的投资冲动,你压它都很难,你鼓励它就一定冒顶。

问:您在欧美同学会上有一个讲话,您当时评价了朱基时代国退民进的经济改革,那您觉得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张维迎:整个改革前25年,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有比较好的理念和很强的领导力。改革是要冒险的,改革也是有一定的痛苦的,如果你不想冒任何险,不想忍受任何痛苦,你就不可能改革,但这样也不是就没有痛苦了,而是你更加痛苦。

问:这么多年其实变化挺大的,从那时候相信市场,到现在大家更相信政府了。

张维迎:所以你要有所行动,行动才能产生方向感,产生信心。我的建议很简单,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接收一些国有企业,比如银行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工商银行的股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在市场上拍卖,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银行已经有美国的战略投资者、欧洲的战略投资者,到今年还不能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吗?你只要有这样的举措,人家就有了方向感,企业家就有了信心。听其言而观其行嘛。我们现在是只听其言,看不到其行,听久了大家就没有信心了。

解除进入管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把现有的东西给民营资本让出来。现在中央控制的100多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几大行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电信公司、铁路公司等等,都应该让出一部分股份给民营资本。电视台干吗不能让出一部分来?你只要这样做了,大家就有信心了,这有什么难的?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3年第29期 记者路琰 10月15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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