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2日，由张向东和邓裕强创立的久邦数码登录纳斯达克。开盘价为14 11美元。下面推荐的一篇来自2011年东方企业家的文章。张向东自述了他是如何坚守8年之久的创业历程，而他认为和邓裕强创业一个外向一个内向都暗含了跟互联网的基因对应的东西，就是自由。
来源:东方企业家
【I黑马导读】：2013年11月22日，由张向东和邓裕强创立的久邦数码登录纳斯达克。开盘价为14.11美元。下面推荐的一篇来自2011年东方企业家的文章。张向东自述了他是如何坚守8年之久的创业历程，而他认为和邓裕强创业一个外向一个内向都暗含了跟互联网的基因对应的东西，就是自由。
口述：张向东
很多年之后，我可能会忘记澳大利亚海岸线的景色，也想不起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感觉，却总会记得在广州喝的那顿酒。那天夜里，邓裕强来到我住处，跟以往一样，先从冰箱里取了一瓶啤酒灌了几口。他显得很兴奋，仿佛要宣布一件大事。随即，掏出他那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说，我要做一个免费的手机网站，会成为3G时代的最大的无线互联网门户网站。我一愣，没完全听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一直在钻研手机上网，而且他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人。没容我继续思考，他眼里放着光，唾沫横飞地跟我说了一大堆设想。末了，他让我辞职，一起干。
我补充一下，那是2003年，我在《新周刊》当记者，那还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听了邓裕强的构想以及对他的信任，我很快从杂志社离职，入伙，创业!那算是我第二次创业，前一次是在来广州之前，我和几个技术牛人在北京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名字叫“解决”，做RSS的软件，很超前。一年之后，互联网泡沫破裂，钱也烧完了——我们的公司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先把自己给解决了。那次失败对我打击极大，我消沉了一个月，去广州也是为了脱离原有环境，寻求内心安稳，但没想到第二次创业又来了。
我们的公司叫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了纪念大学时在未名湖畔喝酒的酒帮。折腾了一段时间，2004年3月16日凌晨，基于手机上网业务的3G门户网上线，是中国第一个免费的手机网站。当时在线人数两人，总访问量两人。没错，就是我和邓裕强。今年，3G门户网的门户日PV超过11亿，日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从2009年起，3G门户已经从网站向移动互联网平台转型。
这些成就当然使我兴奋，但和邓裕强认识16年来的这份感情我更觉珍贵。他是那种对人好但不轻易表达的人，认定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极致的人。
我和邓裕强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995级的同班同学——大一住同一个宿舍，斜对铺。到目前为止，我们系名气最大的毕业生是李彦宏。
我是从陕西关中平原的农村来到北京的，刚上大学的时候很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感到自卑。邓裕强来自东莞商人家庭。我经常开玩笑说，像邓裕强这样的人让人很恨，来的时候坐飞机来，我们全宿舍凑钱买一台电脑，他一个人两台电脑，还都是最好的。
邓裕强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或许是因为我比较活跃、看起来有主见的缘故，邓裕强有问题都会找我请教，逐渐我们关系就比较密切了。
大一时和邓裕强在市区卖羽绒服，被城管驱逐，两个少年扛着几十斤的蛇皮袋，从西单走到王府井。因为错过回校的末班车，为了省钱，那晚我们就在地下通道里待了一宿。我一直享受那种少年时候，一起互相鼓励的感觉。冬天，两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街上互相鼓励着走，像患难兄弟，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永远不可能忘。另一次，我和邓裕强从昌平校区进城，分头行动，我去看篮球。后来没有回北大本部约定的宿舍和他会合，留宿在球友那。邓裕强以为我走丢了，很是焦虑。回昌平后，他反复排队，给我们约好的那个宿舍打电话。第二天我回去，跟他炫耀球赛的精彩，舍友骂我没良心，我去跟邓裕强道歉，他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就好。
大学时候我们都不爱去上课，要么去图书馆看书，要么打篮球，要么打牌，再就是喝酒。我热爱篮球，甚至将它看做我的宗教;而邓裕强整天坐在电脑前写程序，想着怎么成为比尔。盖茨，他一度要退学创业。学习成绩嘛，都在中下游水平。
1999年毕业的时候，互联网正是显学，我去了李国庆的公司，负责网站流程。接着去创业，把自己“解决”了。之后去了广州。
3G门户网刚创立时，是邓裕强拿出他之前做短信增值业务赚得的200万元积蓄撑着。我为什么放弃工作，又去做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情?邓裕强和我一起创业，虽然我们性格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但都暗含了跟互联网的基因对应的东西，就是自由。好比你遇见一个人，她成为你女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女朋友跟你成长、性格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关联的。创业也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回过头去想，互联网就是我们的命。别人一直问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讲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两样，就是我们对于手机的理解和热爱。我们做这个公司，在年轻的时候当然是想名利双收、成名天下。
2004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最热门的是以移动梦网为代表的收费手机互联网业务以及短信增值业务，3G门户做免费上网算是最早的。邓裕强负责技术，我负责网站的推广。没有拿到投资之前，确实过得比较艰难。我们都是坐公车去公司;邓裕强去买电脑部件的时候，会为了省一点点钱跟卖方磨破嘴皮子;跟人谈事也约在消费低的地方，搬家的时候作为“老板”的邓裕强也亲自扛东西。看到钱越来越少，很是有焦虑。第一笔融资来得也巧，IDG投资基金副总裁杨飞从一位投资经理女儿的口中听说了免费的3G门户网，不久就赶来和我们洽谈。
2005年，从IDG那里获得了第一笔200万美元的投资后，日子逐步好起来。感觉前面也宽阔起来了，这个时候有了一种各自独当一面的感觉。邓裕强相当于一个工头，带着大家一起上工。他作为CEO，仍然亲自查看源代码，2008年国庆节假期，邓裕强让司机用车拉着他以及200多部不同型号的手机，跑遍了广东每一个市，就是为了查看用不同手机在不同地方登陆3G门户网时的信号状况。邓裕强随身一定会带着两到三个
同操作系统的手机，只要有任何空隙时间，他都会拿出不同的手机体验各种不同的应用。很多不了解的人都笑称之为“手机狂人”，而真正懂他的人才会明白他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人。
公司达到300人之后，一度有些混乱。我和邓裕强都是不拘小节的人，管理不是我们的强项，没有办法拉下脸面对同事。后来就想到把大学同学常映明请过来统筹团队管理，酒帮又壮大了。他是严厉而又懂得方法的人。
我期望的公司，是保持一种热带雨林里的状态，物种多样化，开放、信任，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和邓裕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他会尊重我。看到我登山、骑车、出书，他会笑着说一句华而不实，但不会反对，也不干涉，觉得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和邓裕强没有过激烈的分歧，一方面我们都是比较简单的人。再者，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不同方面，所以特别像背靠背的感觉，像周润发和李修贤演的《喋血双雄》一样。我们俩默契到，公司重大决定通过打一个电话几分钟就能相互搞明白了、大家就达成一致了。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趣味更重要，邓裕强认为价值更重要，我看一些软的东西，他看硬的东西。因为3G门户网最核心的东西是产品，而邓裕强负责这一块，因此公司战略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在他。我和邓裕强都不会在公司里动怒，最让我们恼火的是员工的不成长，产生路径依赖，不创新、跟不上潮流。
要说创业的痛苦，有。2007年，刚刚完成第二轮融资，公司发展到那个阶段事情非常多，每天就是开会、开会，我被事情推着走，压力很大。而我觉得自己要的生活不是整天在办公室里打转。后来突然就想明白了，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让中国人通过最广泛的东西(手机)获得信息的能力有了。那个时候邓裕强也在焦虑，他焦虑的是公司的未来：谁都不知道今天Android、苹果系统成为智能手机的主流，传统手机技术上也制约了他的很多想法，因此在那个时候看不到方向。
3G门户网的最大瓶颈也是公司内核问题，包括创造力以及对这个行业是否有比别人更深的洞察力，所谓外在东西，钱、技术、管理等的问题等都是相对好解决的。
要说我们和前几代企业家们的区别，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柳传志那代企业家在创业及经营企业过程中背负的东西太多，有民族使命;马云、马化腾、张朝阳这一代企业家，更像是搞洋务运动的一帮人，不一定有洋背景，但企业模式来自国外，而且创业成为他们人生的全部;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就走向多元化了、更注重趣味，我们不勉强给自己加东西，创业是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这批创业人对于一些习气会有意识地克制，相对更健康。
当下中国，互联网改变现状的力量最大。我跟同事说，我们在用技术手段做着真正改变这个社会的事情，而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围观。社会各有分工，我不是时政评论员，也不是媒体人，有些事情，对我而言多说无益，做比说更重要。我推动的事情就是通过技术方面的革新，促进了这个社会更加快捷地交流——对一个公民而言，信息自由是他在这个社会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的工作在里边起到了价值。
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自己踮起脚尖，就能看到未来的生活。作为企业家，我依然不断地去尝试一些别的东西，去做喜欢的事情。虽然互联网对我而言很重要，但天天只做一件事情迟早要麻木，敏感的内心也要萎缩。我爱读书，收藏了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家地理》，和自上世纪90年代创刊起的几乎每一期《连线》以及中国的《万象》，也定期向公司同事推荐书。再一个，3G门户网旗下的东西文库就是多元化的产物。迄今为止，东西文库出了5本书，但它初衷是为了传播中西方有趣的技术以及人文思想，比如去年出版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我本人也计划在10年内找到不同的人、做10个系列的对话，已经完成了“创业者对话创业者”和“接近自由的方式”两个系列。
当我打算去法国骑自行车，立即去办签证，第一时间飞到法国去。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种葡萄的庄园，我就下车，进去跟主人要一杯酒喝。我也去登山，我从乞力马扎罗山上下来的时候，发短信给邓裕强，表达登顶的兴奋。他给我回的短信居然是——下周四公司有个会，你会来参加吗?
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文：邹蔚图：李冰
I黑马导读：2013年11月22日，由张向东和邓裕强创立的久邦数码登录纳斯达克。而下面推荐的一篇来自2011年东方企业家的文章。张向东自述了他是如何坚守8年之久的创业历程，而他认为和邓裕强创业一个外向一个内向都暗含了跟互联网的基因对应的东西，就是自由。
口述：张向东
很多年之后，我可能会忘记澳大利亚海岸线的景色，也想不起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感觉，却总会记得在广州喝的那顿酒。那天夜里，邓裕强来到我住处，跟以往一样，先从冰箱里取了一瓶啤酒灌了几口。他显得很兴奋，仿佛要宣布一件大事。随即，掏出他那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说，我要做一个免费的手机网站，会成为3G时代的最大的无线互联网门户网站。我一愣，没完全听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一直在钻研手机上网，而且他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人。没容我继续思考，他眼里放着光，唾沫横飞地跟我说了一大堆设想。末了，他让我辞职，一起干。
我补充一下，那是2003年，我在《新周刊》当记者，那还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听了邓裕强的构想以及对他的信任，我很快从杂志社离职，入伙，创业!那算是我第二次创业，前一次是在来广州之前，我和几个技术牛人在北京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名字叫“解决”，做RSS的软件，很超前。一年之后，互联网泡沫破裂，钱也烧完了——我们的公司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先把自己给解决了。那次失败对我打击极大，我消沉了一个月，去广州也是为了脱离原有环境，寻求内心安稳，但没想到第二次创业又来了。
我们的公司叫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了纪念大学时在未名湖畔喝酒的酒帮。折腾了一段时间，2004年3月16日凌晨，基于手机上网业务的3G门户网上线，是中国第一个免费的手机网站。当时在线人数两人，总访问量两人。没错，就是我和邓裕强。今年，3G门户网的门户日PV超过11亿，日活跃用户超过2000万。从2009年起，3G门户已经从网站向移动互联网平台转型。
这些成就当然使我兴奋，但和邓裕强认识16年来的这份感情我更觉珍贵。他是那种对人好但不轻易表达的人，认定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极致的人。
我和邓裕强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995级的同班同学——大一住同一个宿舍，斜对铺。到目前为止，我们系名气最大的毕业生是李彦宏。
我是从陕西关中平原的农村来到北京的，刚上大学的时候很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感到自卑。邓裕强来自东莞商人家庭。我经常开玩笑说，像邓裕强这样的人让人很恨，来的时候坐飞机来，我们全宿舍凑钱买一台电脑，他一个人两台电脑，还都是最好的。
邓裕强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或许是因为我比较活跃、看起来有主见的缘故，邓裕强有问题都会找我请教，逐渐我们关系就比较密切了。
大一时和邓裕强在市区卖羽绒服，被城管驱逐，两个少年扛着几十斤的蛇皮袋，从西单走到王府井。因为错过回校的末班车，为了省钱，那晚我们就在地下通道里待了一宿。我一直享受那种少年时候，一起互相鼓励的感觉。冬天，两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街上互相鼓励着走，像患难兄弟，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永远不可能忘。另一次，我和邓裕强从昌平校区进城，分头行动，我去看篮球。后来没有回北大本部约定的宿舍和他会合，留宿在球友那。邓裕强以为我走丢了，很是焦虑。回昌平后，他反复排队，给我们约好的那个宿舍打电话。第二天我回去，跟他炫耀球赛的精彩，舍友骂我没良心，我去跟邓裕强道歉，他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就好。
大学时候我们都不爱去上课，要么去图书馆看书，要么打篮球，要么打牌，再就是喝酒。我热爱篮球，甚至将它看做我的宗教;而邓裕强整天坐在电脑前写程序，想着怎么成为比尔。盖茨，他一度要退学创业。学习成绩嘛，都在中下游水平。
1999年毕业的时候，互联网正是显学，我去了李国庆的公司，负责网站流程。接着去创业，把自己“解决”了。之后去了广州。
3G门户网刚创立时，是邓裕强拿出他之前做短信增值业务赚得的200万元积蓄撑着。我为什么放弃工作，又去做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情?邓裕强和我一起创业，虽然我们性格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但都暗含了跟互联网的基因对应的东西，就是自由。好比你遇见一个人，她成为你女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女朋友跟你成长、性格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关联的。创业也是不断寻找自己的过程，回过头去想，互联网就是我们的命。别人一直问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讲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两样，就是我们对于手机的理解和热爱。我们做这个公司，在年轻的时候当然是想名利双收、成名天下。
2004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最热门的是以移动梦网为代表的收费手机互联网业务以及短信增值业务，3G门户做免费上网算是最早的。邓裕强负责技术，我负责网站的推广。没有拿到投资之前，确实过得比较艰难。我们都是坐公车去公司;邓裕强去买电脑部件的时候，会为了省一点点钱跟卖方磨破嘴皮子;跟人谈事也约在消费低的地方，搬家的时候作为“老板”的邓裕强也亲自扛东西。看到钱越来越少，很是有焦虑。第一笔融资来得也巧，IDG投资基金副总裁杨飞从一位投资经理女儿的口中听说了免费的3G门户网，不久就赶来和我们洽谈。
2005年，从IDG那里获得了第一笔200万美元的投资后，日子逐步好起来。感觉前面也宽阔起来了，这个时候有了一种各自独当一面的感觉。邓裕强相当于一个工头，带着大家一起上工。他作为CEO，仍然亲自查看源代码，2008年国庆节假期，邓裕强让司机用车拉着他以及200多部不同型号的手机，跑遍了广东每一个市，就是为了查看用不同手机在不同地方登陆3G门户网时的信号状况。邓裕强随身一定会带着两到三个
同操作系统的手机，只要有任何空隙时间，他都会拿出不同的手机体验各种不同的应用。很多不了解的人都笑称之为“手机狂人”，而真正懂他的人才会明白他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人。
公司达到300人之后，一度有些混乱。我和邓裕强都是不拘小节的人，管理不是我们的强项，没有办法拉下脸面对同事。后来就想到把大学同学常映明请过来统筹团队管理，酒帮又壮大了。他是严厉而又懂得方法的人。
我期望的公司，是保持一种热带雨林里的状态，物种多样化，开放、信任，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我和邓裕强的性格差异很大，但他会尊重我。看到我登山、骑车、出书，他会笑着说一句华而不实，但不会反对，也不干涉，觉得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和邓裕强没有过激烈的分歧，一方面我们都是比较简单的人。再者，我们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不同方面，所以特别像背靠背的感觉，像周润发和李修贤演的《喋血双雄》一样。我们俩默契到，公司重大决定通过打一个电话几分钟就能相互搞明白了、大家就达成一致了。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趣味更重要，邓裕强认为价值更重要，我看一些软的东西，他看硬的东西。因为3G门户网最核心的东西是产品，而邓裕强负责这一块，因此公司战略决策的最终决定权在他。我和邓裕强都不会在公司里动怒，最让我们恼火的是员工的不成长，产生路径依赖，不创新、跟不上潮流。
要说创业的痛苦，有。2007年，刚刚完成第二轮融资，公司发展到那个阶段事情非常多，每天就是开会、开会，我被事情推着走，压力很大。而我觉得自己要的生活不是整天在办公室里打转。后来突然就想明白了，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让中国人通过最广泛的东西(手机)获得信息的能力有了。那个时候邓裕强也在焦虑，他焦虑的是公司的未来：谁都不知道今天Android、苹果系统成为智能手机的主流，传统手机技术上也制约了他的很多想法，因此在那个时候看不到方向。
3G门户网的最大瓶颈也是公司内核问题，包括创造力以及对这个行业是否有比别人更深的洞察力，所谓外在东西，钱、技术、管理等的问题等都是相对好解决的。
要说我们和前几代企业家们的区别，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柳传志那代企业家在创业及经营企业过程中背负的东西太多，有民族使命;马云、马化腾、张朝阳这一代企业家，更像是搞洋务运动的一帮人，不一定有洋背景，但企业模式来自国外，而且创业成为他们人生的全部;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就走向多元化了、更注重趣味，我们不勉强给自己加东西，创业是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这批创业人对于一些习气会有意识地克制，相对更健康。
当下中国，互联网改变现状的力量最大。我跟同事说，我们在用技术手段做着真正改变这个社会的事情，而不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围观。社会各有分工，我不是时政评论员，也不是媒体人，有些事情，对我而言多说无益，做比说更重要。我推动的事情就是通过技术方面的革新，促进了这个社会更加快捷地交流——对一个公民而言，信息自由是他在这个社会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的工作在里边起到了价值。
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自己踮起脚尖，就能看到未来的生活。作为企业家，我依然不断地去尝试一些别的东西，去做喜欢的事情。虽然互联网对我而言很重要，但天天只做一件事情迟早要麻木，敏感的内心也要萎缩。我爱读书，收藏了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家地理》，和自上世纪90年代创刊起的几乎每一期《连线》以及中国的《万象》，也定期向公司同事推荐书。再一个，3G门户网旗下的东西文库就是多元化的产物。迄今为止，东西文库出了5本书，但它初衷是为了传播中西方有趣的技术以及人文思想，比如去年出版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我本人也计划在10年内找到不同的人、做10个系列的对话，已经完成了“创业者对话创业者”和“接近自由的方式”两个系列。
当我打算去法国骑自行车，立即去办签证，第一时间飞到法国去。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种葡萄的庄园，我就下车，进去跟主人要一杯酒喝。我也去登山，我从乞力马扎罗山上下来的时候，发短信给邓裕强，表达登顶的兴奋。他给我回的短信居然是——下周四公司有个会，你会来参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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