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接受法媒采访:我实际上是一个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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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接受法媒采访:我实际上是一个宅男

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

我黑:今天是黑马-华为特训营创始人班的三天封闭培训的最后一天,向华为学习,这次集训吸引了周鸿祎、戴志康、蔡明、庞升东等已经成名的创业者,大佬云集,像华为学习,在中公司向大公司的发展进程中,大家确实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一问华为,问任正非:这些问题,华为遇到过没有,遇到的时候怎么办?

而刚好在11月25日,任正非第二次接受媒体采访,地点在法国。相比5月在新西兰接受采访时更多澄清外界对华为的认知迷雾,在这次采访中,任正非更多谈到了自己的成长与创业经历,更多情绪化表达,更有助于大家了解任正非这个人。“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我没有其他的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看网络。”



这是你脑海中的那个任正非吗?以下是访谈实录:
1、记者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您是个低调的人,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样的,您来自哪里? 
任总: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不知道应从哪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包括小时候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 
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镇宁县),在小镇读了小学和中学,随父亲工作变动,到了很小一个城市(都匀市)读中学,然后考上大学。我父母都是中、小学教师,虽然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们的教育上付出非常大。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 
记者: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 希望您接着向下说。 
任总:我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建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电子方面是自学的,是改行了的。 

2、记者: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后来我们知道您从军了一段时间,有人说您那段时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说是密码方面的工作,有人说是军官,也有人说不是军官。 
任总: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是从事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8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贫穷,国家的理想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纤的衣服。中国人那时认为化纤的衣服很挺,不打皱,很漂亮。那个化纤厂建好以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认为棉布比化纤好。化纤有个缺点,不透气,一旦着火以后沾在身上烧很危险。这个厂没有实现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化纤服装的梦想,后来转变为做包装袋材料,而不是做衣服了。(记者:丝绸更好。)丝绸很贵啊,那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期以化纤为中心,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像现在法国奢侈品对中国的出口,在那时候连印象都没有,因为30年前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温饱问题。 

3、记者: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当时您已经想到要创业吗?因为创建一个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 
任总:没有。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要裁减军队,要裁减非战斗部队,比如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们就脱下军装了。 

4、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你创建华为时,政府是否鼓励你们创业? 
任总:我们脱下军装以后就要走向生活。其实那时我们很缺乏生活能力的,因为不熟悉市场经济。中国当时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既不懂技术,又不懂商业交易,生存很困难,很边缘化的。我转业在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主要是盖房子。(记者:哪年)1982到1983年,这时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南海石油深圳开发服务公司,它不属于石油系统,隶属深圳市政府。深圳想给南海石油多盖些房子,赚它的钱。我因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管理方法,没有干好,人家也不要我了,我只好辞职找工作。 

5、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 
任总: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有坚持到现在。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那个时候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一开业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什么钱都没有了,生活怎么过,小孩怎么养活。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 

6、记者 回声报/David Barroux:您是指开始很不顺利?后面才好些? 
任总:应该是无知,我以为电信市场那么大,我做一点点养活我就行了。进来才知道电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标准太高了,进步太快了。要活下来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不然就干不下来了。那时应该说和我们同样傻走上电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上万家,也许他们早认识到他们的傻,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因为不认识他们,说不清他们的故事。 

7、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当时中国政府是否有鼓励计划,鼓励人们在电信领域投资? 
任总:我们那时是因为傻继续走下来了,越往前走公司越少,越走越孤单。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上千万“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城市,无法就业,政府那时鼓励大家去卖大碗茶、卖馒头等做生活。这些人那时叫个体户,做得很成功的就叫万元户。万元户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挣1000欧元,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就业问题。我也就是一个成功的个体户。有些成功的个体户就开始雇工,成为雇主,那时有法律规定雇工不得超过8个。中国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从这样的情况磕磕碰碰开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十几万的雇工。 
中国那时还没有想到在高科技产业产生突破,高科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还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中国那时想解决的是文革的后遗症,使国家尽快稳定下来。在那个变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很容易被时代抛弃的。转型的时代,中国从封闭的落后时代,转化到现代化电脑化的时代,我们这个年纪是最没有价值的。电脑不懂,英文不好。那时最代表中国潮流的是大面积的出国留学,吸收外国的经验,这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只能看看书,从书中了解外国的经验是什么。 

8、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条件出国呢? 
任总:第一,我有老婆小孩,他们要吃饭、上学,总不能留学两年不管他们吧!第二,我本人英文不好,我自学英文要花很长时间。又要挣钱又要补习英文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此我目光短浅一点,没有出国。 
9、记者 费加罗/Marc Cherki: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 
任总: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起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议要不要改掉华为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华为这个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音这个名字,不要老发成“夏威夷”。 

10、记者 费加罗/Marc Cherki:中国在继续变革,您拥有华为1.4%的股份,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 
任总:中国在进行变革,我相信这个变革是有利于世界的。特别是近日范佩龙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会谈很成功,他们达成的决议是非常伟大的,规划了未来20年中欧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激动人心。亚欧两个经济体能发挥作用,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最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也非常伟大,因为推动中国国内的内部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在未来的10-20年中一定会发挥出巨大价值。如果中国真的能够繁荣,就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支撑。 
我在开放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仅仅是个过客,我没想过身后什么事,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她说前面十几年辛苦,后面一辈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几前没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孩子没有教育好,后面几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赞同她的观点。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妇女。(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我孩子总体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像比尔盖茨)我没有比尔盖茨有钱。 

11、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为什么你只有1.4%的股份,而不是更多,以便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 
任总: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释一下?难道我要一辈子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吗?迟早一天我会得老年痴呆的。总有后面的人比我们优秀,就让他们去管好了。后面人也会更辛苦,他们钱比我还少。 
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您在董事会里掌握的表决权是否比股份份量更重? 
任总:我们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根据股权重量。在董事会上我说得对大家听取,我说的不对,大家反对,我们从来都是民主讨论。 

12、记者 费加罗/Marc Cherki:说到国际化发展,华为的董事会里目前只有中国同事,这一点今后会不会变化? 
任总:我们国际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出来。如果一开始就强调董事会国际化的话,今天会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向哪里走。我也不认为今天华为公司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还是一种过渡时期,我本人也只是在过渡时期起到一定作用。 
我们在逐步地使自己走向国际化。我们子公司已经开始有外籍董事了,如澳大利亚子公司董事会。 

13、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公司现在一共有多少股东?多少股份? 
任总:大概有7万多人持有公司股份。外籍员工持有的是一种TUP模式。 

14、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是否有外籍员工持有公司股票? 
任总: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应该是几千人,上万人。我们中方员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叫虚拟受限股。因为全球法律不一致,我们要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我们也不是上市公司,我们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 

15、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是否从股权结构上讲,华为是合作式的股权结构?当员工离开华为时,是否要把持的股交回企业? 
任总:不一定。比如员工到了一定年龄,退休时可以自愿决定放弃还是持有。如果持有的话是要承担风险的。 
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员工所持的股份不能传给下一代? 
任总:不能。 

16、记者 新工业/Emmanuelle Delsol:您刚才说华为现在处在转型时期,你们在国外有很成功的发展,很多研发力量在国外。您觉得在哪些方面的欠缺,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因为你们面临一些网络安全问题。 
任总:转型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们还在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国际化模式。所以我们在慢慢地寻找真正的国际化。 
我们也不怕别人说我们什么不好。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好。如果我们真正没有什么问题,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说我们不好。因此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保持自己真正的好。 

17、记者 新工业/Emmanuelle Delsol:自从有了美国棱镜事件以后,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是不是好了一些? 
任总:对棱镜事件我们不关注。这个事件讲的是信息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更多是互联网公司的问题。我们做的是管道,就是传输信息的管道。甚至我们做的不是管道,仅仅是做管道的铁皮。自来水污染了,应该去找水厂,不应该怨铁皮。 

18、记者 回声报/Solveig Godeluck:你们是否有点像思科? 
任总:我们和思科还不一样。思科要比我们先进。全世界走向ATM技术模式时,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结果我们全部都走错了,就思科走对了。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领先了世界。我们现在还创建不到这么高水平,因为我们还是走向IP的路上,在这条路上的创造能力还不如思科。 

19、记者 观点报Guillaume Grallet:您刚才提到您年青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如果华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遇到困难,会不会中美两国政府双边谈判时虽否会谈到华为? 
任总:第一点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我没有其他的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看网络。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产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 
我们公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公司。我们在美国的销售额就是10亿美金左右,中国的出口可是几万亿美金。中国政府更多关心的这个大数目对他们的影响。中国政府更多的关心是就业问题,关心大众的问题。我们本身是个民营企业,不具有什么高度的政治地位。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华为夹在中间产生影响的话,很难办,影响两国的交往不值得。所以我们决定退出美国市场,不再夹在中间。我们现在从美国市场退出来以后发展也挺好的。但是我们手机在美国是有很好的销售的。美国不能说手机也有安全问题吧?因为软件是美国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做些合理的事情,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不去影响整个世界。 

20、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和您同一代的创业家很多以美国的韦尔奇为管理典范,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任总:我没有受到他的任何影响,因为我不了解韦尔奇。我们学的方法是IBM的。IBM教会了我们怎么爬树,我们爬到树上就摘到了苹果。我们的老师主要是IBM。 

21、记者 回声报/David Barroux:在法国和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特别是针对中国针对电信企业,您是否担忧?对华为是否有影响? 
任总: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信息流的增涨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当流量越来越大时,主要是看谁能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能力问题。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能力是强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兴的公司竞争的能力。 

22、记者 观点报/Guillaume Grallet:您这次来是准备要见法国数字经济部部长、工业部部长、奥朗德总统? 
任总:我这次来没有奢望见总统。我见了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我已经很兴奋了。 

我们在法国的发展,未来将新增三个研究所:第一个是美学,研究所关注于色彩学,法国在色彩学上的积淀可以帮助华为的产品改变形象;第二个是数学研究所,未来的数字世界流的数据大的不可想像,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大的流量的。自来水在管道里面分子是一样的,从这个支路到那个支路流动的都是水。巴黎的自来水管网就非常复杂了。而在信息管道里面流的每一个分子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分子必须准确流到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个信息流比自来水大千亿倍,信息管道比太平洋还粗,如何办。我们就打算在数学领域加大投资,用数学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流量下的管理办法。我们十几年前在莫斯科投资了一个数学所,数十名数学家帮助华为的无线发展成为全球一流,也使华为从一个落后公司变成世界先进公司。我们觉得面对未来的大数据业务,数学能力支持不够,因此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大的数学所,希望能解决大数据的问题;第三个是芯片设计中心,现在芯片技术美国最发达,我们在设计水平上已经达到了美国水平。我们想继续加大芯片投资,改变我们的落后状况。 

23、记者 世界报/Philippe Escande: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而且选择在法国? 
任总: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 
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我在英国、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我就说,有空我们就见见,只要你们不歪曲报道,我们就是朋友,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如果你们专门盯住我讲错哪一点呢,那么下午茶时我就会老老实实的,规规矩矩地呆坐在那儿。就不会像小孩打打闹闹那么随便。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忽略细节,一起浪漫呢? 

我今天的飞机马上要飞罗马尼亚,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欢迎大家今后到公司去。非常感谢!
任正非 华为 软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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