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吧!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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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吧!新三板

2013年12月14日,证监会关于新三板向全国扩容的决定终于公布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务院此次决定有三个亮点:第一终于确定新三板扩容至全国,第二是给予了转板的通道(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第三是简化审核。因此可以说证监会的此次决定注定将点燃中国万千创业者的热情,因为一条利用资本做大做强的光明大道就在眼前。   然而,中国纳斯达克绝非横空出世,它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创业家》&i黑马一直关注新三板的发展,很早就意识到了新三板是真正的创新板,并为此做过报

2013年12月14日,证监会关于新三板向全国扩容的决定终于公布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国务院此次决定有三个亮点:第一终于确定新三板扩容至全国,第二是给予了转板的通道(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第三是简化审核。因此可以说证监会的此次决定注定将点燃中国万千创业者的热情,因为一条利用资本做大做强的光明大道就在眼前。

然而,中国纳斯达克绝非横空出世,它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创业家》&i黑马一直关注新三板的发展,很早就意识到了新三板是真正的创新板,并为此做过深度报道,也针对创业者开过沙龙,搞过培训,只为让更多的创业者能利用新三板快速发展,做大做强。

今天,我们精选了创业家过去几年来的报道,给大家全景展现新三板对创业者的价值,并分享一些最新的行业信息,希望对创业者决策提供帮助。

扩吧!新三板

策划报道 / 本刊编辑部 特约点评 / 王巍(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编辑 / 卢山林

板的本质,谁的悲哀

想起一本书的诞生,《第二板市场》,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5月版。

1992至1993年期间,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即联办),在推动法人股交易的同时,也在参与淄博、海南、沈阳、北海和四川等地的地方产权交易市场设计和筹备。李青原(后曾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等参与前三个,我参与了后两个。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产权交易市场夭折。但与各地监管机构折冲樽俎的经历激发了我,从此屡败屡战,长期关注并推动自下而上的金融变革。

1999年春节刚过,香港联交所在北京搞了个内部讨论会,推介一个交易副板市场,也叫附属板或者科技企业板等名字。会上,不耐烦于港人复杂的规则解释,李青原心直口快,朗声道,别太复杂了,不就是一个二板市场么?我们搞得多了去,就是不批。你们香港好好办,大陆企业就都过去了。一时大家热闹起来。

后来,我下海办咨询公司,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邀请几位业内的律师和会计专家,收集了美国、日本、欧洲次级市场的经验。在一个月内编撰了一本书,起名为《第二板市场》。请了一个书商包装后,迅速出版。一下成为当年的商业畅销书,后来被反复盗版。之后,我们趁热打铁,连续组织了五次中国企业赴香港的创业板之旅,商务考察。其中,许多企业成为公司的重要客户,直到现在。

十几年来,我致力于推动第二板市场,却成果寥寥,后来公司转到并购业务,方得以生存到今天。想起来,又有多少具有创业精神的中小企业,在憧憬期盼中绝望地离去、转身或者死去。我们算是幸运的。这一代创业人的理想永远是停留在理想上。幸运的是总有阳光在前给我们以理想的空间,然而,不幸的也是这一缕阳光永远是这样缥缈无常,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和生命。

行政模式压制市场化

历数下来,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之外,各地诸侯真是屡败屡战前赴后继,但是,除了京津沪三地硕果仅存的几个配红花的枯枝腐叶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其他什么资本市场么?

各地产权交易中心,包括河南的试验,都是特定时期的市场化交易的突破者,尽管监管当局始终给予了一定的宽容和呵护,甚至设计了一个个可以钻出黑洞的小口子,希望三板等市场成为两个交易所的孵化器。但是,总的设计思路仍然是非市场化的:

第一,以低于深沪两个交易所的规范标准来吸收中小企业;

第二,以面向深沪或海外上市为终极目标和激励机制;

第三,利用地方或部委政府的权力来制衡监管部门,来捆绑中小企业入局;

第四,所有融资工具和交易规则仍然是单方向制约,没有交易(博弈)的空间。

对我而言,以目前地方政府主持筹办的各种交易市场并不能指向真正的资本市场,如同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发展成为商业银行一样。而长期纠结在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模式上,期待监管部门的小恩小惠,可能会贻误真正突破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当各地产权交易中心都依附在监管部门设计的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结构上,只能进一步强化巩固这样的行政模式,反而压制了交易市场本身的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创新。

什么是好的资本市场?

什么是资本市场?简单回答,就是一种投融资制度的安排,投资者将资金源源不断提供给创业者,投资者和创业者共同承担价值创造过程的收益和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在资本市场中也不断互换身份,彼此激励,推动商业社会建立规则和稳定发展。资本市场本身必须是市场化的,本身必须是可以创新的,本身必须是可以竞争的。这样的市场才是创业家、金融家不断涌现的温床,也才是监管者推动市场结构提升和全球化接轨的基础。

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否,主要看两个指标:Access和Cost,也就是渠道与成本。资本融通的渠道要足够多,结构要足够通畅,保证投资者和创业者彼此便利联通。同时,交易成本要足够低,与社会平均交易成本一致。别谈什么宏观叙事,什么深化改革,保证渠道和成本,就是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政府的监管功能就是保证资本市场的这两个指标能够实现。西方的监管是在市场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有一套博弈出来的规则,是助产士的身份,与市场其他参与者(创业家金融家等)是平等的。

同样,一个有效进行股权资本交易的场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交易标的的信息公开通畅,交易的撮合实施,交易的结算。当三个要素结合在一个机构内,这就是交易所,无论是指股票债券还是指股权产权。交易所有多品种多层次,也有多结构多形式,如网络交易、私募交易等。监管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不同的标的也必须是不同的监管,不能因为看不懂把握不了就不许尝试。更不能因为有失败有混乱就停下来。一百年前发明的飞机,在投入商用的十年中,掉下三千多架,死了几万乘客和飞行员。人类没有停下来,结果今天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政府退后,创业家上前

我对新的交易市场的试验和发展仍是信心满满,有很多出路,我也在推动尝试过程中。其中,值得考虑的因素至少有几点:

第一,在操作主体上,政府退后一步,创业家上前一步。没有政府支持的资源,创业家就会去发掘市场资源。绑架政府的结果,就是自己也被绑架在行政力量上。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成功,压倒了举办几十年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其中市场的自组织力量功不可没。

第二,在监管规则上,政府应当从对监管品种、企业资质等投资标的的监管上,转移到对投资者的能力监管上。看看投资者有没有能力承担风险、有没有能力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投资者的素质提高也需要骗子们的努力,不仅仅是政府的教育。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政府的善意非但不能长久保护投资者,还有可能耽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

第三,在交易规则上,投资者和创业者,以及中介服务的投资银行家们,他们比政府更有能力完成自己的交易,保护自己的利益。交易规则应当主要通过彼此的协商和市场博弈来形成,允许不同交易所因地制宜地处理。

第四,在交易工具上,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资本需求是非常复杂的,不容易统统标准化交易。既然是非主流板块,就让大家自己创造点交易工具吧。工具的交易成本太高,自生自灭。工具如果便利,自然就会标准化流行。

第五,监管结构上,允许地方自治和部门自治,只要定一个风险框架就可以。你非要严格监管,就要承担责任。没有监管能力,就不要把火搂到自己怀抱里。

第六,需要特别说明,中国这样一个用二三十年走了西方百年历程的大国,没有人能高屋建瓴地设计一套规则和制度。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是自上而下地精英设计,底牌已经亮得差不多了。未来的市场,我们要自下而上推进,靠创业家金融家之间的博弈,也靠监管者的服务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才有机会真正成熟。因此,不能期待哪个地方哪个部委有个点子和绝活儿了。各地的交易中心都在悄悄地进村,众多复杂的交易模式将在形成中,未来将会有大的机会。

反观二十年历史,有时扰乱金融秩序的不是创业者和企业家,是监管者自己。并非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场宏观调控可能造成几千亿不良资产的形成,一场清理整顿会挫败创业者的预期和信心,一项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政策出台,会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融资屏障。

在愈来愈强大的政府面前,我们的创业者今天也许只能像李书福当年一样,弱弱地请求一下,请监管者松松绑,给千百万创业者一个失败的机会吧!

扩吧!新三板!——这才是中国的创新板

没有财务指标限制,不需要经过太多审核;不会因为“小”就拒绝你,不会因你没有背景就难为你;只要相信自己有未来,你就可以登上新三板。新三板扩容是《创业家》2011年最大的期待

这个冬天,中国的科技界和金融圈流传着一则消息:新三板将在2011年从中关村试点逐步扩容至各大国家级高新区,中国的纳斯达克将在2011年正式起航,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创业者最需要的融资市场之一。

在此前数年时间里,这样的传言屡见不鲜,但最终都未能成行。这一次,消息更加真切,信号更为明显。

《创业家》一向认为,板的价值在于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满足彼此的投融资需求;只有效益更高、成本更低、信息更通畅、双方权益更能得到保护的板,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推崇的板。

正因为此,新三板扩容是《创业家》2011年的最大期待。当然,你知道新三板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已经是当前体制所能容忍的极限。

2011年大扩容

新三板,是以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为基础的场外市场。高成长中小企业在此挂牌交易,机构投资者可以退出,也可以寻找适合投资的企业。新三板对应的企业比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为早期。根据现行规定,在试点高科技园区的企业,只要存续满两年、完成股改就可申请挂牌交易,没有明确的财务指标要求。

2010年年末,证监会高层就新三板扩容密集表态,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表示,证监会正在积极推动扩大中关村园区企业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工作,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其他国家级高新园区的企业,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市场发展路径。

随后的12月1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证监会将扎实有序地推进场外市场建设,抓紧制定扩大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具体方案,研究探索挂牌备案制度、投资者准入制度、交易制度等创新措施,稳步构建投资监管下的统一性场外市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人士认为这背后是证监系统正面临压力,“11月22日,工信部主导的国家区域性(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被叫暂停一个月,这将对新三板扩容形成推动。”《证券时报》报道称河南市场的被叫停“源于中国证监会的发函”,因这一市场已涉嫌证券交易。

“尽管河南市场涉嫌违反《证券法》,但证监会并不讨好,只能说明证监会主导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严重滞后于中小企业和投资人的需求,否则河南市场怎么会那么火?”上述券商的新三板业务负责人对《创业家》表示。

实际上,早在2010年年初,证监会已确定推进新三板扩容是2010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此前业内普遍传言将在2010年9月份公布新三板扩容蓝图。现在市场人士相信2011年两会前后将成为重要节点。

“这么多年新三板有好几次想放开扩容,但是证监会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创业板、股指期货更重要,所以一拖再拖。”直接参与中关村管委会股份报价转让系统业务的陈华(化名)告诉《创业家》,“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应该轮到新三板了。”

陈华认为:“新三板已经成功走完了挂牌、定向融资、转板的所有流程。事实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就是将中关村的经验推广到全国的问题了。”

截至2010年12月18日,共有76家新三板公司挂牌交易,其中十多家定向增发融资成功,世纪瑞尔(300150.SZ)、现代农装(430010.SZ)、中海阳(430065.SZ)、指南针(430037.SZ)等公司的融资额都在5000万元以上。

联飞翔(430037.SZ)每股5.5元的定向增发价格对应2009年摊薄市盈率甚至高达39倍,高价增发的背后是市场对公司转板创业板的预期,在这之前,久其软件(002279.SZ)、北陆药业(300016.SZ)等公司已经转板成功。诺思兰德(430047.SZ)也在公司仍处于亏损之际获得了4000万元的风险投资(详见本期报道《诺思兰德:“三少公司”高价增发记》)。

面对中关村试点取得的成绩,券商们显然已经看到未来的空间,它们正在新三板加速跑马圈地。11月15日至12月21日,包括信达证券、国盛证券、安信证券在内的5家券商获得新三板主办券商资格,至此共41家券商可以在新三板开展业务。

而作为“新三板”资源储备库的国家级高新区已率先扩容。9月下旬,国务院正式批复13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12月份以来,又有新疆昌吉、东莞松山湖、湖北宜昌等多地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创业家》了解到,各地高科技园区都对新三板充满期待,并积极储备项目资源。“我们早在新三板推出的第二年就开始申请,希望张江高科技园区成为新三板试点园区,但一直未能如愿。”上海浦东金融局的有关负责人对《创业家》表示,希望新三板能够尽快扩容。

当高科技园区、企业、主办券商都已经整装待发,中关村试点运行已见成效,资本市场的其他基本框架设计也已经完成,新三板扩容还有什么可等的呢?

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板

一旦新三板扩容,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可能将彻底改观。

已经在新三板保荐过8个项目的西部证券代办股份转让部总经理程晓明畅想说:“未来新三板容量应在1万家,当达到1万家的时候,每年上市1000家淘汰1000家。”他相信未来中国的Google、微软将在新三板诞生。当然,前提条件是发行要跟得上。

程晓明的名片上直接印着他对新三板的理解,“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他认为新三板就应该是中国的创新板,而做市商制度的推出是新三板的核心,“做市商制度的推出是中国证券市场设立以来最大的变革,融资融券、股改和股指期货这个都不能比。”(详见本期报道《新三板就是创新板》)

而中国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则从审批制度的变革角度出发,他认为“因为没有审批,新三板将是中国审批融资上市的重大飞跃。”(详见本期报道《借新三板整合全国产权交易市场》)

接受《创业家》采访的大部分专家认为,新三板才是真正的“创业板”,并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如果真扩容了,新三板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反而不大可能。现在创业板的门槛、标准和纳斯达克差别是非常大的。”曾经在新三板投资多家企业的启迪创投董事长罗茁说。

罗茁解释说:“大量创新型企业离创业板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或者说在它们最有成长性的阶段是上不了创业板的,等它摸着创业板边的时候,可能最有成长性的那一段已经过了。”

中关村管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现在的创业板就是创业成功板,真在创业的人哪儿会有机会上呢?这就是新三板的意义。”

各地高科技园区非常积极也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金元证券新三板业务负责人陈永飞告诉《创业家》:“其实有的园区刚开始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投行反复来游说,他们才知道将来扩容后会有很多变化。”

所谓变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个是现行交易机制将改为做市商制度,这意味着交投将更为活跃以及企业实现融资的更大可能;第二是个人投资者可能将被允许参与交易,现行制度下只有法人才能开立账户;第三是转板制度,即符合条件的新三板公司转到创业板会有绿色通道。

但是从现在格局来看,前两条实施可能性很大,第三条则需要时间。

陈华说:“新三板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更有利于你将来考清华、北大,但你从清华附中出来考清华,还是要参加全国统考,当然胜算更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创始人表示强烈支持个人投资者参与交易,“没有人交易,就没有融资的可能,我们这些年一直没能融资成功。”

尽管新三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现行体制之下,创业家和投资家还有更好的选择么?

只有证监会才能搞“板”吗?

新三板扩容之后,问题并未全部解决,如何借机整合一直致力于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的产权交易所系统和天津OTC市场也是证监部门必须关注的问题。

这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坊间为何如何看重新三板?陈华告诉《创业家》:“这是在证监会监管下的资本市场。和天津OTC(即柜台交易市场,也称场外交易市场)相比,中关村有券商进入做项目保荐,交易直接进入股票软件,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这把现有证券市场体系的各方都拉进来了。你看到有券商去天津市场了吗?券商新业务必须经证监会批准。”

实际上,在北京市提出将逐步使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发展成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之前,国务院已经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OTC市场”。

在天津OTC市场的建设中,天津股权交易所令人瞩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0月30日,天交所挂牌企业54家,分布在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等10个省市,42家企业成功实现融资,融资额突破11亿元,总市值接近90亿元。

一位曾参与天津OTC市场设计的人士表示:“从现在来看,天津市场是成功的。”而渤海证券一位曾经参与天津OTC市场设计研究的人士则表示担忧:“天津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复,目前主要在非上市、非公众公司。如果要做公众公司必须有证监会的审批,但一直没有拿到证监会的批文。”

“本质上,这是一个监管权的问题。”北京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一针见血地说。也就说,证监系统的监管权天然决定了新三板“师出有名”,而其他市场更像“旁门左道”。

除开天津OTC市场,工信部牵头的北京、上海、重庆、河南和广东五大产权交易所非上市中小企业产权交易试点,也隐含了对OTC市场的角逐。

就在2010年11月12日,作为五大试点之一的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在运行6个交易日后被叫停。这意味着关于OTC市场的监管权之争达到高潮。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第一批挂牌企业多达41家,首个交易日成交金额近1.5亿元人民币,开户人数2.2万,被外界称为“中原纳斯达克”。(详情请见本期报道《我们怎么办?一场关于“中原纳斯达克”的申诉会》)

12月20日,《创业家》获得消息称,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将重启交易,但是其在试点中的诸多创新尝试如公开连续交易将被取消,这意味着试点失败。而这也将对证监系统形成相当压力,其他人不能搞,自己也搞不快,这就是当前症结所在。

“这几年国家一直说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但是没说怎么搞,谁来搞,谁不能搞。所以各地政府理解成又要满地开花了,都在抢地盘,抢着抢着就出问题了。政府要么别给预期,要么就做出框架。”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道云对《创业家》说。

尽管新三板、天交所、工信部主导的各大产权交易所都以全国性的OTC市场自居,未来如何整合,是仅凭证监系统自上而下的政策宝剑,还是靠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竞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实际上,由于中国上千万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益加剧,博弈也会越来越激烈。《创业家》在采访中获悉,北京希望借新三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OTC。“北京已经有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打算。将来交易所日常监管,中国证券业协会做审核,这可能是新三板的方向。”一位知晓此事的市场人士说。而新三板目前处于深交所旗下,相关各方如何权衡也将是未来市场焦点。

但是无论如何,当下最急迫的仍是扩容新三板。

“再没说法,就拖得太久了。”王道云说。

和新三板在一起的日子

诺思兰德: “三少公司” 高价增发记

这家新药研发公司人员少、收入少、注册资金少,一度面临破产。所幸它在早期将专利转让作为重要盈利模式;所幸它选择了新三板。今天,它还是一家亏损公司,但是在新三板的市值已经接近3亿元,并成功融资4000万元

资金,这是两年前登陆新三板时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思兰德”,430047.SZ)的家底。

在新三板潜伏不到两年,这家公司俨然成为明星。2010年10月份,诺思兰德向外发出消息说要融资,一个月不到,涌来15家机构,意向资金8000万元。最后,诺思兰德从中选择了7家,融资额达4000万元。

“如果不是新三板,肯定还要我们自己去找投资人,现在投资人主动关注我们。”诺思兰德董事长许松山对《创业家》说。见许松山的那个下午,诺思兰德刚来了一家韩国企业,商谈合作开发一款新眼药水的事,而这和本次融资也息息相关。融资是为了在北京通州买地建设药厂,多余土地将用于与国外药厂合作开发新产品,眼药水项目正是潜在选择。

“这么小的公司能上新三板吗?”

2008年4月,中关村生物医药园1楼会议室迎来了北京市科委一行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宣讲新三板。当时新三板设立不到2年,只有27家公司挂牌,其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关村生物医药园。

许松山是当天台下的听众之一。在此之前,他连“新三板”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尽管在创办诺思兰德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上市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的副总。上市当然是目标,何况当时领导们还私下承诺,上了新三板以后转到其他板块上市有绿色通道。许松山决定试一试,反正公司已经达到500万净资产的基本要求。

北京市科委很快就安排第一批券商到访诺思兰德,看完之后券商们都走了,没人愿意接活。原因是公司小,项目不成熟。2007年诺思兰德的净利润为194.6万元,但收入来自技术转让,没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券商认为这是个风险活。毕竟,当时的新三板公司年收入基本都上千万,像北陆药业(300016.SZ)之类的公司净利润则已过千万。

好在北京市科委很快安排了第二批券商,这次齐鲁证券留了下来,还给人员少、收入少、注册资金少的诺思兰德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三少公司”。

一家“三少公司”是如何吸引到齐鲁证券关注的呢?许松山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诺思兰德已向国外两家公司以专利许可及技术转让等方式销售了‘人改构白介素-11’及‘重组人胸腺素α1’两种产品。”在他看来,券商不是生物医药专业人士,很难评估产品的价值,但是国外医药企业能够花钱买诺思兰德的技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但是这么小的企业能上新三板吗?在这之前并没有先例。在许松山和齐鲁证券一起打鼓的时候,证券业协会内部也出现了争议。不过,支持者最终占了上风。支持者认为,新三板就应该鼓励这样的企业发展。2008年年底,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才让许松山真正放下心来,上市应该有戏了。2009年2月18日,诺思兰德成功登上新三板。

如果说因为科委的一次宣讲,让诺思兰德接触到新三板,那么中关村园区的资金扶持,则是诺思兰德登陆新三板的强力保障。股改完成后,中关村园区给了公司20万元补贴,挂牌之后又一次性补贴50万元。

“这些钱真是雪中送炭。”许松山说,“公司为上市花费了近百万元,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可能严重影响研发进程,政府几十万的资金就可以维持公司好几个月的运营。创业期,企业最怕资金链断掉。”在这方面他深有感触。生物公司初期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从研发到产业化的时间又很长,因此诺思兰德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初期依靠技术转让的盈利模式。

公司成立一年后,许松山就经常带着研发数据飞往日本、韩国,向国外同行和各大投资机构推荐诺思兰德。尽管也曾有国外公司来诺思兰德看过,但折腾了一年,技术依然没能卖出去。公司成立两年时,见过的投资商也没有投钱的迹象,但企业的先期资金已基本用完,资金链陷入紧张。

借钱发完工资后,许松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去了韩国。在韩国差不多待了一个月后,首个项目转让成功,作价1700万元。回到北京后,韩国公司的第一笔合同款到账,公司活过来了。之所以屡屡选择韩国,也许和许松山的出身有关。许松山是朝鲜族人,毕业于延边大学医学院,之后又在该校担任了6年的讲师。

有过这段痛苦经历的许松山,常常向前来考察的政府主管官员建言:“放宽新三板条件,哪怕当下亏损都不要紧,只要公司有前景就可以。”

高价增发

正当诺思兰德准备在新三板挂牌之时,一家在2005年认识的日本公司表示有意投资。这家日本公司还派出一家日本证券公司来做尽职调查,并开出了每股15元的价格。

证券业协会告诉诺思兰德,如果日本投资公司进来,需要进行审批,可能就赶不上这拨上市了。许松山和日本投资方商量在诺思兰德登陆新三板后再参股,但上了新三板后,公司股价立马变成了30元,日本投资者生气地走了。

30元的价格是诺思兰德和齐鲁证券一起算出来的。上市之前,诺思兰德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底,所以这次好好算了一笔账。因为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所以在为自己估值时找了三个参数:一是国内类似产品的技术转让价;二是产品上市后的年产值;三是美国、日本、韩国处于相似研发阶段并且产品相似的上市公司市值。综合这三方因素,评估后的诺思兰德价值达3亿元,而当时公司总股本950万股,每股相当于30元。

尽管2010年上半年,诺思兰德仍亏损111.6万元,但许松山认为30元的定价不高,因为公司的产品有前景。诺思兰德已经有4项专利,并有多项专利在申请中,2项新药已进入临床阶段。诺思兰德挂牌后,投资者在这个价位上也形成了一些交易,“证明市场还是认可这个价格的。”许松山说。

身处新三板后,许松山的思路也在不断与时俱进,“我们一个产品即将进入临床3期,一个进入临床2期,公司失败的几率已经很小了,度过了随时可能倒闭的初创期。”进入发展期的诺思兰德开始去实现更加庞大的构想。

2009年,诺思兰德启动并购计划,准备并购一家年销售额上亿元、利润约2000万元的药厂。“他们愿意让我们控股,用诺思兰德40%的股权置换,之后成为诺思兰德全资子公司。目前,该药厂正在完善股权结构,等股权关系理顺,诺思兰德将启动相关收购。”按照诺思兰德的计划,如果收购顺利,依托于被收购公司的业绩,将来可能实现创业板上市目标。

除并购外,诺思兰德还在北京通州买地建设生产基地,用于肝细胞因子产业化,“产品(用于治疗末端血管坏死)面世后,预计一只可以卖3000元,年产值几十亿元”。

肝细胞因子产业化项目大约需要6000多万元资金,这促使许松山决定在新三板定向增发融资,于是有了文章开始提及的10月份的融资。“根据公司的价值应该坚持30元,但对投资者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投资行为,而且引入的机构投资者还会提供增值服务,如有些机构承诺提供帮助担保贷款,最终双方协商确定了每股21元的融资价格。目前,融资协议已签署完毕。”许松山说,“没想到会这么快。”

之所以只融4000万元,许松山的解释是本轮融资加上诺思兰德自有资金及政府扶持,应该已经有6000万元。大规模融资会稀释股份,而贷款有政府贴息支持、成本很低。许松山更希望通过贷款完成其他资金的融通,毕竟收购项目可能要稀释部分股权。

在许松山看来,如果没有登陆新三板,这次融资可能还需要自己出去找投资人,而现在是投资人主动关注诺思兰德。“通过新三板,外界可以对诺思兰德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既然来找我们,就证明他认可这个价。”而这也正是新三板作为公开私募市场的意义所在。

诺思兰德希望在未来3~5年后实现上市。尽管上新三板时,主管部门曾口头承诺未来的转板,但在各种政策都还未明了之前,诺思兰德还是选择了两条腿走路,在不放弃直接转板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和自有产品的生产达到相关要求,做好闯关创业板的准备。

“虽然公司最初也有目标,但实现起来很慢。上了新三板后,各种规划越来越实在。以前够不着的目标现在有了时间表。”许松山非常乐意分享他在新三板的经验,“园里的朋友以前想着将来直接上市,不需要过渡,但我觉得无论企业大小,经过新三板一个历练比较好。”许松山说。

国学时代:新三板首家文化公司的彷徨

这是新三板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登陆新三板的时候,公司只有14名员工。如今它虽然稳步增长,但始终未见突破。它想融资,它在彷徨,这是大部分小公司的共同困惑

册资金520万元,9名股东,14名员工。带着这样的身家,2009年3月31日,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学时代,430053.SZ)在深交所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成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文化创意企业。

“你看,现在上新三板的公司没有一家比我们注册资本还要小的了,三五千万是很正常的。”国学时代董事长尹小林,在他的办公室里笑着说道。

新三板首家文化传媒公司

在2002年成立的时候,国学时代除了拥有“国学网”这个公益性质的网站外,公司的核心力量都集中在了古籍数字化研究开发、古籍整理与出版、电子出版物研制、软件开发上。

到了2008年,尹小林觉得,他们在研发这一块已经比较领先了,“就考虑是不是有可能利用金融杠杆,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好、更快?”和董事会的成员商量后,他决定去了解一下上市的可能性。

彼时,入驻首师大主校区科技园里的国学时代,还没有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过来,不过是一家注册资金100万元、办公场地100来平方米的小公司。他们去找西部证券咨询,西部证券的人看规模这么小就对尹小林说:“你们离上主板的时间还很长,但现在有个新三板,扶持中小企业的,去那吧。”

尹小林还发现,企业登陆新三板需要至少100万元到200万元的费用,才能完成审计及其他准备工作,但中关村当时有一个政策,“企业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拿到20万元的补助,成功登陆新三板以后再补助50万元。”而登陆新三板的准入门槛也就是注册资金500万元。

冲着新三板的低门槛,国学时代在2008年11月完成了公司改制,打定主意要上新三板。但是,在申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登陆新三板还有个指标是,“你得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国学时代虽然拥有自主研发的“国学U盘智能书库”,并在2009年9月获得国家专利,却并不是一家名正言顺的高科技公司,至于后来被认证成“全国高科技企业”,已经是2009年12月的事了。

中关村管委会的态度是,新三板主要看一个公司的成长性和它的未来,国学时代这种公司商业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也一直在赢利,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是做传统文化的,可以当做是一个典型。“管委会很支持,所以在注册资本、盈利规模这方面并没有那么太苛刻我们,我们就成为了新三板第一家文化创意类公司。”尹小林说。

这段经历,西部证券股份报价转让部总经理程晓明仍记忆犹新,“国学时代当时引起过争议,后来证券业协会短信通知我们,说现在新三板的适用企业范围扩大,适用于新经济、新模式企业,我理解文化传媒企业可以上新三板了。”

融资与拓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上市一年后,国学时代在2010年6月投资51万元,成立了首家子公司北京元典方策围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公司战略上跨出了一大步。 2010年上半年年度报告显示,国学时代的主营业务收入为3488548.11元,比上一年同比增长284.01%。

但是,尹小林觉得,他们赶上的是一个不太好的时机。他认为当时在推进的创业板限制了新三板,“之前新三板是允许发行流通股的,而现在新三板的股票只有注册时的股份,导致我们在新三板上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差。”

2009年,公司被中关村管委会评为“中关村最具投资价值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尝试着去融资,但是目前还没有对上眼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是公司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可大规模拓展的商业模式,而且公司销售额不大,就连尹小林自己也觉得,有很多东西不可控,投资人不敢投。

尹小林担忧的是,等公司的模式、内容全建好了,就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竞争,如果有竞争公司把公司做的产品买下来,换个包装,把里面的数据免费上传到网上,本来可以活得好好的,但就死掉了。这对一个做内容的公司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所以,国学时代的任务就是把古籍做成电子数据库,“国内只我们一家,做非常准确的文本数据整理。”尹小林的另一个身份是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他告诉《创业家》,中国是全世界存世文献最多的国家,但有20多万种历史文献多数没有被整理出来,他们公司并不是简单地把古籍扫描成图片,“这涉及校刊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专业领域,这些都属于电子化过程中不能绕开的。同时为了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会给古籍增加标点和转化为简体字。”

他们为此联系了500来位专家参与了这个项目,目前已达到20亿字的规模,并规划每年以新增二三亿字的速度递进。其中形成的产品包括网络付费阅读、电子书、U盘、光盘等等,2010年上半年他们还与中国移动合作针对手机用户的“国学彩信”,目前有5万人定制了这项服务。

尹小林并不着急大规模地做营销,他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国内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关系和资源都早已建立,营收也一直比较稳定。在登陆新三板之前,他们的营销人员只有一个人,现在也仍然是一个人。“营销是我们的一个弱项,但营不营销不会影响我们存亡,重要的是研发。我们只有停止研发才会死亡,就这么简单。”

他觉得,国学时代有点像Google和百度这类以信息和资源为主的公司,“真正的价值是数据库的资源和技术。所以,我们的数据库,说它值一个亿也不过分。”

程晓明相信这样的判断,他对自己保荐的新三板公司充满信心,“我们推荐的公司都很稳健,目前爆发性是还不够强,等新三板扩容了,公司都融到资了,大家就会看到这些公司的快速增长。”

指南针:新三板苦旅

它上了新三板,融到了资,找到了好项目,却被多变的政策打得面目全非。而对手经由资本催化变得异乎寻常地强大,最好的机会显然已经错过

面对风起云涌的股票软件江湖,新三板公司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指南针”,430011.SZ)不再无动于衷。

2010年9月30日,指南针宣布停牌,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孙德兴和第三大股东杨新宇谋求将股份转让。“公司将引入新的股东,这是对公司发展有好处的事,但现在还没有结果。”12月17日,指南针董事会秘书贺宾对《创业家》说。

就在两天前,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过会并将登陆上海主板,杭州的同花顺(300033.SZ)、上海的东方财富网(300059.SZ)也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3月登陆创业板,目前市值都在50亿元以上,而即便以2010年9月份的最高买入报价计算,指南针的市值也不会超过2亿元。

“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上新三板。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情况,我们的选择是符合自己情况的。但是,我们吃了赢富(TopView,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盘后交易统计产品)的亏。两年了,赢富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贺宾说。

这可能是新三板中最为悲壮的公司。尽管,一切都已恍如隔世。

在新三板过渡一下

它,曾经是股票软件行业最有前途的公司,大智慧、同花顺被甩在身后,东方财富网更是后起之辈。

指南针的前身是成立于1997年的北京指南针证券研究有限公司,在1999年5月19日~2001年4月的那波牛市里,由王之杰、孙德兴和陈浩三位创始人共同开发的筹码分布指标让公司赚了大钱,该产品一度成为行业标准。

2001年4月,北京指南针证券研究有限公司等7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如今的指南针。据公开资料显示,指南针2004年~2006年的营收分别为1443.15万元、945.81万元和2656.62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99万元、-144.29万元和915.62万元。

2006年是个关键年份。当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收费的level-2盘中交易统计产品,这给同花顺、大智慧和指南针等根据level-2开发新产品的机会,这一年指南针的营收增加到2656.62万元,较2005年增长了180.88%。

同样在2006年年底,申银万国找到指南针说可以尝试新三板,指南针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当时不是一个上中小板很好的时点,何况新三板的公开报价系统又是增强流动性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想新三板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市场,当时大家私下都说以后可以直接转板,何况政府支持也很多。”贺宾对《创业家》回忆当时的情况。

就这样,2007年1月,指南针在中关村新三板挂牌了。就在挂牌前的2006年12月31日,公司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交了1000多万元费用成为首家可以开发赢富盘后交易统计产品的股票软件商。这笔钱相当于公司之前好几年的利润。

回过头来看,指南针在新三板挂牌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以2006年营收2656.62万元、净利润915.62万元来看,公司如果在新三板待3年,在实现公司成长的同时,提升公司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学会如何与投资人相处,那么极有可能成为2009年创业板上市的首批公司之一。但是,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融得巨资,押宝赢富

由于赢富产品能让个人投资者跟踪到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轨迹,喜欢“跟庄”的个人投资者对其青睐有加,指南针的赢富产品很快卖火了。一位已离职的前指南针高管杨子(化名)告诉《创业家》,当时他也没想到指南针产品那么受欢迎。

指南针管理层当机立断,决定把公司所有资源倾斜到赢富产品上,“原来指南针还卖level-2等产品,看到赢富产品卖得好,干脆把level-2产品当成赠品,白送给用户。”

在赢富产品上扩大战果几乎成为公司共识,而这需要资金的支持,实际上,外部投资人也摩拳擦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2007年9月,指南针进行了第一轮定向增资——向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温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汇银广场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上海天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家公司定向增发1463万股,每股作价5元钱,总计募集资金7315万元。

以2007年每股收益0.67元计,每股5元的定向增发价意味着不到8倍的市盈率,但当时已经是牛市最高点,而指南针又处于周期性行业。

指南针将这些钱全部用在了赢富产品的市场推广上,其中广告投放每年2000万~3000万元,同时在全国各地成立分公司,发展代理商。“2007年指南针独家卖了8个月赢富。”杨子说。直到2007年9月,大智慧和同花顺才陆续加入进来,金融界甚至到2008年才拿到赢富产品的授权。

独占市场的优势,将指南针2007年的营收和利润推到一个新高峰:1.86亿元和4872.04万元,而该年度指南针只有79名员工。要知道2007年同花顺和东方财富网营收只是8640.86万元和6734.86万元,净利润则分别为4651.51万元和3487.21万元。大智慧2007年的净利润也只有3646.23万元。

这一年,指南针成为中国最牛股票软件商。但危机已经在潜伏。业内人士李铁(化名)称,由于赢富产品能让个人投资者看到机构投资者的股市操作,机构投资者对赢富产品意见越来越大,“(比如)咱俩赌博,你把人家机构的牌都亮在这儿,那你说人家会是什么心情呢?”机构投资者不断向各级部门投诉,效果很快产生,“2008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很蹊跷地把赢富服务给停止了,也没发什么文件。”

这对指南针形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杨子说:“赢富产品营收占到指南针总营收的80%以上,指南针倒霉也最大。”由于停掉赢富产品,指南针2008年12月份基本没有收入。

由于炒股软件都采取预付款制度,用户先缴纳一年的使用费用,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后续提供服务,“钱都已经被代理拿走了,肯定就赔不起。”李铁说。

“我们当时光现金就退了二三千万,还不谈用新产品替换给赢富用户。两年了,赢富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贺宾如此告诉《创业家》。

命运由此改变。据杨子透露,指南针的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之杰2010年3月正式从指南针离职,但仍是第二大股东。而孙德兴和杨新宇现在也在抓紧寻找愿意接盘的人,打算转让股权退出。

贺宾将此看作是一个新三板公司要长大必须要面临的阵痛,“新三板公司正处于青春期,想长大成大人,但毕竟还是孩子。孩子在跳跃的时候,可能会摇摇晃晃,但也要跳跃也要长大啊。”他始终相信股票软件市场仍有机会,指南针只要抓住机会就能翻身,未来仍有国内上市或者国外上市的可能,“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了”。

但对手经由资本催化变得异乎寻常地强大,最好的机会显然已经错过。它上了新三板,融到了资,找到了好项目,却被多变的交易所行为打得面目全非。“政策风险是很无语的事情。”贺宾说。

2011年这个春天,他将迎来自己在指南针的第十个春秋。

金和软件:我挺喜欢新三板

一家在中关村管委会动员下加入新三板的公司,三年后坚定地选择留下来。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希望,新三板能够进一步激活交易,让更多投资者参与进来

“创业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目前金和还没做这个规划。”面对《创业家》的提问,金和软件(430024 .SZ)董事长栾润峰说。

金和软件创办于1994年8月,主营产品为协同管理软件。协同管理软件是一种支持跨单位、跨部门协作的互联网平台软件。

2007年12月27日,金和成为登上新三板的第24家公司。事实上,上新三板并不是金和最初的想法,而是中关村管委会努力动员的结果。三年一晃而过,金和却在新三板坚定地扎下根来,并越来越喜欢这个市场。

栾润峰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的金坛柴油机厂,在工作中发现尽管使用了计算机,但管理结构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改进和提高。工科出身的他开始学习管理学理论,当时没有参考书籍,他就钻研《毛选》、《马克思选集》等理论著作。五年后,他终于悟出来,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而在网络时代,软件是承载这种思想的最佳载体。

于是,栾润峰在1994年下海创建了金和软件,但由于产品得不到认可,等待他的是多年的煎熬,甚至有过4年半没有收入,只能靠借钱维持的日子。直到2000年,金和才开始逐步走入上升通道。

2006年年底,中关村管委会找到栾润峰,跟他谈上新三板的事。栾润峰当时也有上市的想法,但没考虑过新三板。管委会的人告诉他,公司还不符合主板条件,因为主板要求公司的盈利性,而金和的业务还带有“试验”的性质。

管委会的人对他阐述了新三板的价值,可以有部分的融资功能,能够让公司在非常规范的基础上前进。栾润峰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后来就同意了。经过中国建银投资一年的辅导,金和软件在2007年年底,成为当年最后一家登陆新三板的公司。

三年过去了,新三板让金和软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新三板对企业的规范性要大大强于没有上新三板之前。尽管制度严苛了,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好事。许多公司一讲到营收都含有不少“水分”,但上新三板后每一笔资金往来都要进行审计,堵住了财务制度的“漏洞”。

其次,上了新三板后,金和软件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尽管这点还不能和主板相比,但定期披露的年报、半年报,以及不定期公布的公司公告等,还是让金和在圈内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在和客户谈业务时,新三板公司的身份也会让客户更有认同感,无形之中增强了公司的竞争力。

“原来人家怎么知道你企业不错呢?现在上了新三板不用你讲,数据都很齐全,你的价值就很好地显现出来了。”他透露,一些投资机构正是看到了金和的价值,所以找上门来想投资,不过金和没有为之所动。

与创业板相比,栾润峰更青睐主板。“假如国家能够打通新三板、主板之间的界限,新三板公司符合一定条件就能在主板上市,主板公司不符合要求就能降到新三板,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栾润峰建议,国家尽快开放新三板,让更多的投资者来投资。新三板最早允许自然人在上面进行股权交易,但2009年7月6日以后取消了这条规定,变成只有法人可以进行交易。“这就限制了新三板的发展,如果国家重新放开自然人交易的话,对经济的发展肯定还是有好处的。”

观察家眼中的新三板

新三板就是创新板

我不认为创业板、中小板是比新三板更高级的板块。新三板将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产生重大意义。新三板就是创新板

现在很多声音说新三板会在2011年两会前后推出来。我们当然希望如此,但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即便两会前后推不出来,国庆前后推出来也未尝不可。好在,新三板的大局已经确定,而且要搞做市商制度,这个是确定性事件。大多数人都在关注创业板,在我看来,新三板的影响将超过创业板。新三板的定位就是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在其中。新三板将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产生重大意义。新三板就是创新板。

我不认为创业板、中小板是比新三板更高级的板块。他们的区别是做市商估值还是投资者自由博弈。对于创新型企业,估值很难,做市商是最好的办法。传统产业、非创新业务,不太需要做市商估值,公司价值相对容易评估,直接撮合交易。千万不要认为新三板是低层次的,千万不要认为转板是升板。主板是北大、清华,我们新三板不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而是中戏、电影学院。上北大、清华你要考试,将来当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但中戏是培养表演艺术家,你不能说我学表演不如你学经济学。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行业和公司。

证券市场怎样才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每年只有200家左右公司上市,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就会很有限。如果现在有1万家上市公司而不是2000家,你想想资本市场影响力有多大。很可惜,我们的证券市场搞了20年,才2000家上市公司。印度孟买都6000多家了,台湾也有2000多家,台湾大概每1万个人就有1家上市公司,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应该有14万家上市公司。当然,考虑到我们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7,我们应该有2万家上市公司,再打5折,那也是1万家啊。

我们本来应该让更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合理融资,现在是少量企业融了过多的资金。新三板的推出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建议新三板容量1万家,当达到1万家的时候,每年上市1000家,每年淘汰1000家。关键是节奏要快。主管部门必须把握企业的质量,但是你不要控制上市企业的数量、上市节奏。只要上市公司数量足够大了,股民即使投资错了也不会怪政府,因为政府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

实际上,很多人对“上市条件”这个词的理解是错的。这里的“上市”不应该是一个动词,而是动名词,上市门槛不是上市时的门槛,而是保持上市资格的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你应该退。上市环节的条件应该是很低的,只要企业愿意上市,基本上就可以来,关键是你上市以后股价的表现,如果达不到最低要求就应该立即退市。

做市商必须对估值负责

刚才已经说了,新三板区别于创业板的最大不同在于做市商制度。新三板引进做市商制度是已经定了。但是这是一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制度,如果制度的细节设计不到位,那么只能是名义上叫做市商,却没有发挥其核心作用。

做市商应该是什么角色?现在有分歧。为什么需要做市商?我们认为是因为需要估值,更多的人认为是需要流动性,我们不敢苟同。功能定位不一样,则制度设计不一样。如果只是为了流动性,只需要做市商同时买卖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合理、如实地向市场披露公司估值的结果。这个情况下,做市商只需要活跃市场就可以了,我认为这并没有真正反映做市商的核心作用。

实际上,如果只是为了流动性,那么只要拆细交易单位、向个人开放就够了。不仅不需要做市商,甚至竞价交易都可以不要。这样的话,做市商制度有可能推不出来,至少在当前上市公司极其匮乏、老百姓投资渠道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向个人投资者开放、拆细交易单位比如1000股一手,新三板一定可以活跃起来。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将做市商的定位主要放在流动性上,那做市商即便推出来,也很可能仅仅是多了一个庄,中国证券市场的庄多得很,还需要做市商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核心是做市商持仓量的上下限,以及到了上下限的时候处理的问题。新加坡市场香港市场没有搞做市商,失败了;台湾搞了做市商制度,但也有问题,台湾的问题在于具体制度设计。台湾做市商持仓量上限是上市公司股份的10%,下限是2000股。我们认为2000股太低,做市商几乎没有压力,做市商即使把股价故意砸得很低也没有风险。这个时候别人把股票买走了,可是做市商只要留2000股就够了,他明明知道股票价值10块,他照样可以砸到3块。

达到上下限之后,是不许买卖、豁免买卖还是当天必须继续买卖,这个是关键。我们认为当然应该要继续买卖。当做市商持仓量达到上下限之后你还必须继续买卖,但是第二天做市商必须回到要求的持仓量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市商价格报太高,其他人将股票都卖给做市商,做市商持仓超过上限,第二天必须强行平仓,这就是惩罚。如果到了上下限不许做市商买卖,那就不存在惩罚了,台湾就这么做的。这个不对。

说白了,就是做市商要对估值负责。做市商把价格拉高,大家就卖给做市商;做市商敢砸低,大家都买走。可是做市商第二天必须平仓、回到持仓量范围,这样逼得他今天不敢瞎报价。

美国纳斯达克干了几十年,是成功的。我们需要向纳斯达克学习。做市商怎么估值是自己研究队伍的事,但是你必须通过报价表达你真实的估值结果。

没有想象空间才转板

很多人都认为转板制度很重要。我的观点是第一没必要,第二出不来,第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第一没必要,其实刚才已经讲了,新三板是中戏、电影学院,没必要非转到北大、清华。

第二,出不来。转板前提是你觉得上创业板、中小板时间太长,能不能通过也有风险,所以先来新三板,成熟就去转板。但是如果市场整体发行的节奏不加速,你通过新三板来转的节奏能加快吗?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每年就批200家左右公司新上市,你通过新三板转板能加速?如果你新三板转板不受限制,直接IPO却受到限制,这可能吗?所以,直接转板制度不可能。

第三,转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转板机制真的存在,新三板每年上1000家,其中800家转到创业板,那最终结果可能是新三板本身的发行节奏受影响。所以,我始终反对转板的提法。

陈红现在是制片人,从演员到制片人这叫转板。她当年在上戏读书,这就是上新三板,本来是演戏,但现在不怎么演戏了,转行当制片人了,而制片人的主要工作是选剧本、找资金、找导演、找演员,跟企业家、项目经理差不多,她就该去北大、清华这些“主板”读个MBA,应该转板。

当一个企业的增长不是靠创新,而是传统的营销、成本控制等等的时候,当一个企业的业绩走向平稳的时候,他不需要做市商给他估值了,他可以转板。

说得夸张点,一个企业处于青春期的时候毛病最多,他需要一个人生导师那就是做市商。当他过了生命中最勃发的时候、没有想象空间了,他就可以转板了。 一个人20岁的时候,没钱,可是有青春和未来啊。到了40岁,有房有车有钱,可没有想象空间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借新三板,整合全国产权交易市场

就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来说,主板是大学,中小板、创业板是高中和初中,我们还应该有一个较庞大的、类似金字塔形状的三板市场体系,这就是小学

先上柜,后上市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是因为我们的主攻方向错了。老讲银行给中小企业融资,但中国的银行都是大银行,大银行不跟中小企业结缘,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不要试图在这方面强迫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这就不是它应该干的活。

中国的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要跟资本市场结合。资本市场是有层次的,分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层次化是就资本市场而言,多元化是就品种化而言。所以就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来说,主板是大学,中小板、创业板是高中和初中,我们还应该有一个较庞大的、类似金字塔形状的多元的三板市场体系,这就是小学。这个市场可以有中小企业的股权转让,也可以有定向融资。只有把这个市场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企业融资才能摆脱不跟银行结缘的被动局面。

由于这个市场并不像创业板、主板或者中小板那样有严格的行政审批,只要在当地政府备案就能够在三板市场挂牌,这样搞起来规模就能扩大。由于有上市的前导作用和引领作用,所以大量的民间资金都可以以购买原始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小企业的融资中来,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柜。将来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要先上柜后上市,但并不意味着你上了柜就上了市。我们先让它在三板市场里面培育一遍,让它结构完善、信息透明,为将来上市做准备。

如果你说你没上小学直接考中学,那也可以啊,你有水平就行。一般来说都是先上小学再读中学,谁也没说你不能直接上中学。

备案制是重大变革

新三板由于不涉及IPO融资,也不是正式的上市,所以不能再搞严格的行政审批。不要把新三板做成交易所,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新三板应该采用备案制,就是由地方政府把它的基本素材文件保存,然后中介机构去判断该企业是否符合上市的标准。备案制就是地方政府备案做推荐,然后证监局统一挂牌。因为没有审批,新三板将是中国审批融资上市的重大飞跃。

我们采用备案制,由中介机构和保荐人真正承担责任,这样也就打开了担保上市企业的规模。然后在它们上市之后让它们信息披露,使它们暴露在阳光下,通过投资者横挑鼻子竖挑眼来监督,使新三板成为我们今后创业板上市的摇篮。

但是,大量的企业上市之后,因为它们是初出茅庐刚成长起来的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交投并不活跃。不活跃的话就通过做市商来活跃三板市场。我想这个交易制度的改变是有可能推行的。


整合全国产权市场

另外,新三板要处理好跟各地产权市场的关系。到底我们是办一个中关村,在各地建分校;还是连分校都不建立,只建一个中关村本校;或者在全国几大区各建一个中关村?我想这是值得探讨的。

现在各地承载了两百多个产权交易中心,这些产权中心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进行股权转让了,不应该一棍子都打死,而应该借着新三板的开通结束中国产权交易中心无序发展的现状,以此进行整合,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汇集起来。

证监会要想在全国各省当中有威信,也应该不是让它们简单地关门,而是找到和各地产权中心的关系并因势利导,使它们能够在办理股权转让上走上正轨,也能够体现证监会统一监管的战略目标。现在如果不理它,继续让它游离在场外,显然不利于今后全国证券市场一盘棋的考虑。

所以我说,对各地产权交易中心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因势利导,要发掘它们中间优秀的产权中心。尽管目前的方案是只办一个中关村,但是我始终觉得应该多办几个中关村。中关村交易系统2011年的成立应该搞公司制,不要再搞交易所。公司制的出资人也不应该是简单的证监会的几个交易所,近亲繁殖,而应该适当吸收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股份,把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完善三板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功能。我想这可能是需要证监会拿出勇气的。

按我的思路,天津OTC今后可以作为各大区域场外股权交易所当中的一个,毕竟天津的产权交易中心办得是不错的。我也见过它的老总,也接触过它目前交易的现状。我感觉天津的交易规则制定是规范的,公司水平是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只不过目前没有政策上的发展空间。

我建议中国证监会对天津股权交易中心这样的场外OTC合理地加以引导,要么让它们加入新三板,要么让天津办一个独立的市场。中关村为科技企业服务,天津为一般中小企业服务,遥相辉映。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打破中国金融市场交易所环节的垄断。

一群失败的人 两个失败的板

这是一场特殊的讨论会。

《创业家》和他们并不熟悉,只是给他们各发了一封邮件。出乎意料,12月15日10:30,当我来到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大厅时,早已有十多个人在那里等着我。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多个人,在此之后的两个小时间,他们用浓重的河南味普通话向我讲述他们突然遭遇的挫败,甚至是灾难。

就在一个月前的11月12日,有“中原纳斯达克”之称的国家区域性(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在这里开市,这个市场得到了国家工信部和河南省政府的支持,是全国5个国家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第一个试点单位。

由于挂牌门槛较低,中小企业踊跃参与,第一批挂牌41家;由于允许全民购买企业股权,且100股即可开户,交易异常活跃,第一天交易额1.47亿元。但6个交易日之后,该市场因证监会发函被叫停。

他们都是“中原纳斯达克”的第一批先行者,有的是挂牌企业代表,有的是综合会员单位代表,综合会员单位类似证券经纪商和保荐机构。

整个大厅空空旷旷,除了他们和我,就剩下保安,旁边的交易行情大屏幕已经黑黑一片。他们对这里很是熟悉,一个月前,他们在这里见证了自己的成功——他们或他们服务的企业在此挂牌交易。当时,那个屏幕满是跳跃的数字,那是工信部和河南省的勇敢尝试,那是投资者和创业家的满满的信心与希望。

在被突然暂停交易一个月后,12月22日,交易市场重启,其内核却发生巨变,不再允许个人投资者购买股权,也不再允许连续竞价交易。(详细报道请见创业家官网ww.iheima.com文章《“中原纳斯达克”明重新开盘 创新实验宣告失败》)

他们傻了眼,不知何去何从。

编辑说我很牛,一封邮件就引来了20多个挂牌企业代表和综合会员单位代表,这些人本来有希望成为微软和高盛。

这是个玩笑话,但他们真的有话要说。我就在那里静静地听和记……

突然停盘,没个说法

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寿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

——《圣经·约伯记》三十二章九节

王云峰:(停盘的消息)最早是(来自)礼拜天晚上(11月21日)的河南新闻联播(晚6点半)。我一个朋友看了一半,给我打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新闻,交易所停盘了。我当时正在交易所,就说胡扯,开玩笑的吧?然后叫人在电脑上搜消息,没搜出来,赶紧给陈总(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陈有亭)打了个电话问,陈总你在哪?他说在省里开个会,一会就回去。我听他说话不对劲,马上到他办公室,一看没人就等了一会儿。(见到他)我问,陈总有啥新消息?他光唉唉地叹气。我说刚才电视上……,还没说完,他说是,电视上已经播出去了,叫暂停,政府叫咋干就咋干呗。

古小明:晚上9点,河南新闻联播重播,我又看到了。停盘前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王云峰:礼拜一(11月22日)下午通知了,礼拜二开会。开会总时长不到10分钟,宣读公告。另外对停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具体因为啥停盘没有说。

毛云:河南省成立以河南省常务副省长李克担任主任的交易所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委会”)的时候,河南省22个部门参与,唯独河南证监局一直没有参加进来。

陈诚:可以推理:客户(投资者)肯定不愿意关、企业肯定不愿意关、(河南省)政府肯定不愿意关、交易所肯定不愿意关,我们也不愿意关,工信部愿意关吗?也不愿意关,那谁希望关呢?很可能是证监会。关一个月在干什么?也许在博弈吧。这个咱就不好说了。

我们相信政府,我们看了文件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圣经·旧约·创世纪》

党国军:河南为何会成为首批试点?这跟产业转移、支持中部发展有关系。河南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试点报批、实施方案都做得比较好。

薄英俊:我是三门峡地区的综合会员单位。我原来是科委的,辞掉公职专门搞这个。郑州等地都是2010年5月开始宣传。我2009年12月份就开始做了,属于吃螃蟹的人,主要精力放在三门峡地区。

王松涛:我们是通过工信部门的人知道交易所的。5月份省里开会说这事,7月份具体实施方案批下来后进入高潮。我们对这个市场为什么认可呢?

第一,有国务院的36号文件,说要“清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打破垄断”。《2010年下半年国务院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国发2009年36号文件的工作重点》里第1个就提到工信部,第17个就是证监会,要求证监会继续稳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稳步推进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有限公司股权报价转让试点。

第二,有工信部的文件,工信部是最大的部委,它发的“5.27”号文件(指《关于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里这样说:“稳步推进标准化连续竞价交易。”我们感觉“标准化连续竞价交易”能聚人气,企业在这挂牌交易,能直接融资。

同时,河南省极力推荐,地方工信局又把企业组织起来,让交易所来讲课,一次次进行辅导培训。

王云峰:中小企业要上创业板,需要等待的时间很长。中小企业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也上不了。而交易所的要求会稍低一点。(注:河南试点企业挂牌要求——依法设立的股份公司;有形资产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主营业务突出,占总营收的60%以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赢利,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利润率不能低于6%;按挂牌前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提供的数据,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

薄英俊:2010年春节前只有1家企业报名,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已有4家,(工信部 )134号文下来以后,我们的企业客户立马多了起来,一天签了17份挂牌合同。

王松涛:初期有100多家中小企业报名,但是中介机构考察完了以后,最后认可六七十家。随即,保荐机构拿出保荐意见,经过预审和反复修改,在2010年11月6日前后开始陆续上会。上会的有47家企业,最终第一批挂牌的企业只有41家。开盘那天,就在这个地方,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接见了我们。

各省市工信厅都派人来了,头天(11月11日)晚上,我跟新疆工信厅的李厅长坐在一块吃饭,他说河南搞得不错。

别掐死它,我们没有人拿着钱跑路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圣经·马太福音》

方梦:很多保荐机构的牌照到现在交易所都没发,有些综合会员单位、营业部到现在还都注册不了,但“指委会”同意它们可以先为企业和投资者服务。挂牌企业的股改也很匆忙,这是事实。

郭德:交易所匆匆忙忙地开展试点,保荐时间短了一点,服务也不那么细致,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

陈诚:(交易所)经验不足,(开盘第一天)灵宝金业涨了十几倍,(每股股权)从 1块多钱涨到14块多。有一个企业的两个股东在账号里自我买卖,我买你卖,你卖我买,这本身是错误的。

交易所最大的弱点在哪里?交易所交易的是股权,而股权被企业所有者拥有,开盘的时候股权所有者愿意卖,投资者才能买,股权所有者不卖投资者就买不到。没有一个政策规定股权所有者必须在某时间段内把流通股权的百分之多少卖出去。

王松涛:俺总结了一下,第一天开盘有17家(企业)被交易所给停牌了,其中有10家开盘价都高于净资产的2倍。比如某企业净资产是1块,按照交易所的规定,开盘股权最多只能开到2块,再涨只能涨一倍,就是从2块涨到4块。但是不少企业一开盘,净资产1块多,一下开到7块多。

其实面对一个新市场,企业老板、投资人都冲动,冲动过后大家会有一个理性的回调。但咱们企业刚刚对此有点认识,交易所就被暂停了。

王云峰:交易所的做市商制度跟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相比确实有所突破。做市商是企业与股东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能保持连续竞价交易的量,企业、投资者通过做市商对企业股权进行价值发现,我觉得这是好制度。但是做市商如何经营?如何为企业和为交易所服务?它的定位不是太明确。

黄强:交易所“标准化连续竞价交易”模式说白了就是把股权拆细,那么只要有200个股民购买,就超过200股东红线了。如果股权交易不能超过200股东的线,那怎么往前走?股权交易不突破200股东红线,交易所是没有生命力的。

王云峰:像俺这种企业,假使能通过市场向更多的人卖股份,那发展企业就容易多了,尤其企业一到年底了急需资金,很有用处。现在说我们风险大,我们可没有哪个老板拿着钱跑路。你看看上海主板,多少企业做成ST,多少企业老板最后跑路?

尹一善:总的来说,这个试点的诞生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只要生出来,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希望它健康地成长,即便它有点残疾,也要耐心治疗,不能掐死。

交易模式变了等于清盘,不退还能咋办

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圣经·马太福音》

王松涛:为什么要试点?就是通过试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以规范。可以边整顿,边完善,完全没必要停盘一个月。

黄强:(刚宣布暂停盘)那会儿想不开,过一两天我们认为停盘也许对投资者、企业是个好事,为了这个市场的正确性,把“政策界限不够明晰、交易规则不够规范” 的地方规范一下。后来各大媒体相继报道,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啥传言都有。好多股民跑到营业部去问,营业部也向企业了解情况,企业之间相互都在问,但大家都没地方问。

薄英俊:以前陈总(陈有亭)和我之间是热线电话联系,电话一打就通,那时需要我跑路,跟企业传达精神,需要我帮收钱。现在电话一个都打不通,发信息都不回,把兄弟丢一边去了。交易所还不让我们公司放假,让我们坚守岗位。如果我把门一关,三门峡地区几千投资者不能来了,会是什么影响?我们一个月要交四五万元房租,加上员工工资,停一个月,十几万元就没了,有多少钱往里赔啊?

我们三门峡地区挂牌了13家企业,还有6家交了挂牌费(交易所有74家交了挂牌费),本来要第二批挂牌的。现在交易所停了,也没说要给企业退钱。

王云峰:我听说,新乡(河南一个地级市)一个老总听说停盘了心脏病马上就犯,现在还在医院。

挂牌前跟朋友推荐自己的企业,因为了解你的企业,他们都积极开户。现在这一关,连朋友都不敢见了,他们都买了你企业的股权,咋弄?

党国军:现在企业还好说,对2万多股民怎么交待?这2万多股民辐射多大社会群体?一家三口,至少6万人口以上,一个人去买股票背后可是一个家庭啊。

陈诚:前些天接到一条短信:各位老总,现在离停盘一个月没几天了,据可靠消息可能要改变交易模式,改变交易模式等于清盘,不要再等待观望了,赶快行动起来,坚决不同意清盘和改变交易模式!不然给我们带来的将是鸡飞蛋打!

尹一善:如果到12月22日交易所开不了盘,或者完全清盘改变交易模式的话,我们肯定要退,那有啥异议啊。

每个企业都几百万元(最少300万元)砸进去了。挂牌前,银行的信贷经理给俺发名片,说将来合作啊,现在谁理你?有的老板挂牌前已跟银行谈好一笔贷款,交易所一停盘,贷款也停那了,对方也不说什么原因,反正咱心里知道咋回事。

党国军:平心而论,我们相信政府,希望一切都是谣传。只要12月22日能按照以前的模式正常开盘,这段时间所遭受的所有委屈都不算什么。

消失的中国第三个证券交易所

1997年~1998年刚好是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发展的关键期,如果那两年安全度过了,肯定能形成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就不会拖这么久

一个市场的诞生

淄博的事应该从1988年说起。

1988年4月,国务院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批准淄博市周村区为全国性实验区,改革实验的主要内容是推进股份制改革,进行股票流通。当时股份制还是个新鲜的话题,乡镇企业对此也不感兴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特意动员了50多名学生深入各大公司考察实习,在这个过程中给企业灌输股份制改革的意义。

与此同时,政府在加快淄博基金的筹备。当时我在体改委工作,兼任淄博基金服务中心主任。体改委是党政机关,不是金融机构,于是通过淄博市信托投资公司、交通银行及其他几家公司发起了淄博基金,这也是当时央行批准的唯一一只基金。淄博基金第一期金额是1亿元,因为其中60%必须投资于乡镇企业,当时大家担心资金用不完。

做了初步筛选后,淄博基金确定了首批拟投资的5家企业,共投资近2000万元。有了这5家的示范效应,后来的企业都很积极。前期的5家,差不多花费了半年时间,之后从5家增长到50家,只花了半年时间。1993年底时,淄博市已经有130多家股份制企业。

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增多,股票流转的声音不断出现。1992年年初,由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股份制实验联合考察组在肯定淄博股份经济发展的同时,就曾指出实验方案中的“搞好股票流通”这项还没有展开。柜台交易由此应运而生。

开始首个柜台交易时,只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2名负责卖,2名负责买,剩下1名负责在黑板上做记录,这个简易的手工交易程序也是当时刚刚从书里学到的。第一天,一家企业挂牌,没有人来交易;第二天,有了首笔交易;半个月后,股民们凌晨2点就已开始排队。因为人太多,开门时一度还挤碎了一扇玻璃门。当时的挂牌数已经有3家,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每天都要加班清点股票。

大半年后,也就是1993年,淄博有了4家柜台,同一只股票可以在不同柜台交易,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两个柜台间可能有差价,于是股民们在这个柜台买进后立刻赶去另一个柜台卖出。为了抢时间,一度出现了柜霸,所以我们设想用计算机联网统一报价,这才有了后来的自动报价系统。

系统由9家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包括中农工建四大行,每家出资20万元,开发软件,起草交易规则、章程、信息披露办法。最初我们设定的是T+0,但为了防范风险,专家建议采取T+1。当时上交所采取的是T+0,深交所是T+1,证监会的两名专家经过半个月,才修订出淄博自动报价系统最后的章程、规则。

1993年9月18日,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创立大会召开。其实早在8月时,就已开始试点工作,9个网点联网第一天,通讯设备就出了问题,6个网点无法买卖,愤怒的股民要砸柜台,好在是线路问题,很快修复。有了这段前期运营,也保证了正式成立后的稳定运营。

后来发展很顺利,我们向体改委汇报能否辐射到省外,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高尚全批示,先采用电子联网,规范交易,逐步向省外辐射。1997年,我们在珠海、深圳、重庆、无锡、镇江、南通、扬州、武汉等地都有了网点,挂牌企业60多家,指数也从1994年的90多点上升到500多点,交易很活跃。

那些年,厉以宁、曹凤岐、刘纪鹏等知名学者都曾多次来淄博调研,献计献策,人总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对淄博自动报价系统的发展也都曾表示过支持。

这个市场真的很先进

那个时候,企业是经常分红的,股民是时刻监督的。

有一年,在报价系统挂牌的山东万祥,在年初的股东大会上预计年终每股收益将达5毛钱,结果年底只实现3毛钱。在股东会现场,股民们纷纷质疑董事长及董事会,尽管董事会罗列了很多理由,股民还是不信服。最后公司说了实话,董事长得了癌症,这一年主要忙于就诊,企业交给一个年轻人来负责。解释这点后,股民们又对企业前景产生了质疑,“这个企业离了董事长就不行,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例子,可以发现,在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很多投资者真实参与了股东大会,对年度计划及完成情况进行监督,并且提出很多尖锐问题。这也是区域性市场的好处,本地股民方便监督,对公司的运营情况也有机会了解和感受。现在的上海和深圳市场,股民真正关注企业经营及参与股东大会的非常少。如果当年银广夏也是在区域性市场,肯定不会出那样的事。

有了买卖,还不够,企业的发展还需要资金。于是我们想到了配股及送股,并探索出配股权证。当时还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国企股权不能低于70%,乡镇企业属于集体企业,也不能低于70%。但这种比例对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起不到监督作用。

于是我们设计,在配股过程中,集体放弃不配,只给社会资本配。为了不让集体损失,就给他们配股权证,配股权证可以买卖,集体也可以收回资金。最初配股权证只有2毛钱,后来炒到了2块。诸如万祥等公司的集体股也从最初的70%,降到了后来的25%。

当时,李青原(后来曾任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在证监会起草股改文件,给我打电话,问我淄博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股改,我说不适用。因为上交所企业规模太大,要是通过这种形式,耗时太长,可能20年也不一定能完成,淄博报价系统里乡镇企业规模比较小,船小好掉头。

另外从交易手段来说,淄博当时很先进,在全国都是点对点的交易,任何一个股东都直接通过微机撮合交易。而上交所、深交所还有很多交易员,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委托给交易员,交易员再输入微机。我们没有中间环节,所以当时深交所的老总看了也觉得我们很先进。

从山峰到悬崖

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开始了更宏大的探索。

1997年年初,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委戴元成问我,淄博自动报价系统以后怎么发展。我说,能否将淄博、天津、武汉等市场联网,互相买卖,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场外市场交易联合会,再出一本杂志——《中国场外交易资本市场研究》。戴老很赞成这个想法。很快,天津交易所的负责人胡丽云一行人来访,说天津市很重视这件事,武汉也表态支持,在三方意见达成一致后,我们开始起草相关文件。

7月,中央调查小组来淄博调研,觉得我们这里交易很活跃,肯定有操纵市场的行为,于是组织了四五个人,选了一家最活跃的交易所,但查了2天2夜,也没查出问题。但当时的背景是各地市场遍地开花,部分区域很不规范,又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8月、9月,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强,可能要清理市场了。很快,中央发表了打压证券市场的文章,虽然针对的是上海市场、深圳市场的火爆情况,但对其他市场肯定有影响。

11月17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定下清理整顿基调,之后股市下跌,我们也成了被清理对象。在摘牌前的那段时间,我们限定了每天10%的涨跌幅,之前我们没有涨跌幅限制,为了活跃交易,还将证监会建议的T+1改回了T+0。

对于被清理,当时我们也明白,自动报价系统是淄博带的头,各地都是学淄博,只有关了淄博,其他才能都关掉。

当时我们压力很大,股民上访堵政府门,还切断了交通要道。股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批准的交易市场忽然就非法了。对于被摘牌企业,淄博制定了单独上市、吸收合并、捆绑、分红、回购等5种方案。政府给了7个单独上市的指标,后来有个没用,真可惜了。尽管政府积极化解问题,但是20多家持股分红的企业还是留下了很多问题。因为没有监管,很多企业不再分红,更有管理层直接掏空公司。虽然也有一些青岛企业做得很好,但主要来自企业管理层自身素养。

看着淄博市场的关闭,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在关闭之前,我们想了很多种补救方式,找到著名学者吴敬琏,希望他能够保住这个市场。吴敬琏也给有关方面写信,说这个市场还是很规范的。但是很遗憾,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改变最终的命运。

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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