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外企
沈建缘 沈建缘

再见,外企

   过去20年,他们曾给过中国员工强烈的归属感   2013年年末的北京,雪迟迟未下,52岁的汪杰(化名)倍感寒冷。两周前,他所在的这家全球知名跨国通信设备公司公布了在中国的裁员名单,市场、销售、服务部门

  

    过去20年,他们曾给过中国员工强烈的归属感.

  2013年年末的北京,雪迟迟未下,52岁的汪杰(化名)倍感寒冷。两周前,他所在的这家全球知名跨国通信设备公司公布了在中国的裁员名单,市场、销售、服务部门“优先”裁撤,汪杰榜上有名。

  汪杰知道,企业的情况正变得艰难,但还是接受不了自己被裁员。1996年入职,20年了,从毛头小伙到两鬓斑白,汪杰做过销售,搞过售前。过去五年,他负责某二线城市的市场工作,业绩不错,直到近三年,利润一直在降。

  之前,他的上司已经和他进行过沟通,当然,这种沟通并不容易,电话常常持续到深夜。他说,“公司有周详的赔偿金算法,只要遵照执行就可以了,唯一过不去的是自己的心。”他回忆说,“沟通进行了两周,那是最艰难的时刻”。最后公司给了他不错的package(指一揽子赔偿方案)。

  寒风萧瑟

  汪杰是中国最早一批拥有通信专业本科文凭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都试图出国。但他很快发现,正在国内大肆招人的外资企业提供的待遇非常优厚。1994年,他被一家跨国通信设备厂商录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接近3000元人民币。很快,他从一个技术支持工程师,“成长”为一个售前业务部门的经理,而招聘他的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员工从十几个增加到了近6万人。

  在过去20年,汪杰的工作具有时代象征意义——将一些中国式活力注入跨国公司,并将跨国企业的技术和严谨管理引入中国。但如今,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员工裁掉的跨国公司并不少见。

  一些公司会一下裁掉整个部门,或者每周裁掉一小批员工,以尽量减少负面的公众影响。虽然他们中有不少是最佳雇主的典范,也曾给他们的中国员工强烈的归属感。

  与汪杰所在企业同行业的摩托罗拉2012年在华裁员人数超过700人;诺基亚计划在2013年年底前裁员约1万人,重组费用约为10亿欧元。之前的两年,诺基亚裁员总数已达到4万人,接近诺基亚员工总人数的一半。

  一些IBM员工抱怨称,工作强度增加,员工福利不像以前那么好,800元的综合补助没有了。领取订书钉和签字笔这样的普通文具也要经过部门领导批准。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IBM正要求他的员工过紧日子。

  今年6月,IBM开始全球范围内的裁员,数量为6000-8000人,IBM中国公司尤其硬件部门也被波及。不久前,外企的一份工作会被当作炫耀的资本,如今“巅峰已过”的无力感却如影随形。

  一位中国惠普公司的员工在2013年11月18日被单独约谈之后,“在短短的20分钟内,对这名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惠普近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2012年,惠普共裁减1.78万名员工,完成了该公司裁员目标的一半以上。惠普在2014年年底前共将裁减2.9万名员工。

  相比之下,汪杰还算幸运,至少他的上司尊重他,并付出巨大努力使痛苦的过程变得透明和充满感情,但情况并不因此而好起来。

  由于技术的门槛正在降低,离开跨国公司而“继续成功”的故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

  以IBM一个资深销售的离职经历为例,过去他当销售主管,穿着西装,出入五星级酒店,什么时候都从从容容,对他而言,“背后站着的是IBM,搞不定客户,一个电话,老外服务支持专家飞过来上门跟客户沟通。公司资源太丰富了。”离开了平台,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拿到客户的单子,什么都得自己干,真的不像想的那么容易。”他说。

  没有人否认,跨国公司在技术和服务领域,尤其是底层技术层面比中国企业先进至少10年,而且短期内,这种优势没有任何被赶超的迹象。但跨国公司留给中国员工的“灵活可控性太少”,一位在摩托罗拉裁员后,加盟到联想BYOD解决方案部门,年薪70万的中层管理人员,不久前刚刚被解聘。

  理由是,“原来的投资和规划,都是总部设计好的,他无法独立完成从立项到预算、到执行的整个过程。离开了他的那些资源,他就什么都不是。”

  “在跨国公司,一个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学会的就那么一件事情,无法将本地员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这或许是很多跨国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一位先后从SAP和IBM离职加盟国企的技术人员表示,“外企的人很可怜,技术扩散了,没有差异化。他们没有和客户讨论支付模式的权利,更别提主导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了。”

  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告别了技术革命的第一次巅峰,即便在一些技术门槛很高的行业,跨国公司也不得不放低身段,与中国公司竞争。而从目前情况看,跨国公司似乎正告别第二次人才巅峰。

  开放的丛林

  甲骨文的小胡每天都需要面对商务分析报表,谈到公司的境况,她说,“也许总量会涨,但利润肯定会比如今少。在如今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外企已经到了特别囧的地步了”。

  在此之前,她所在的跨国软件企业几乎没有在中国进行过裁员。而且抱着中国经济将很快反弹至去年那种两位数增长率的希望,即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困难阶段,也尽可能保留了它在中国的大部分员工。

  但与大规模的投入相比,在中国经历了近几年的扩张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增长目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过去18个月,IBM软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业绩保持增长,主要的业务机会来自“云计算”和“智慧地球”。不过一位今年3月离职的IBM员工透露,为完成业绩目标,自己曾“体验到一个礼拜被加了三次任务的疯狂”。

  许多正在试图重新规划职业发展道路的年轻IT“精英”认为,继续寻找在跨国公司的上升空间,而非在民营或央企寻找发展机会,纯属执迷不悟。而更多人认为,他们留在现在的公司仅仅是因为他们目前没有其他选择。

  一个来自联想的调查显示,对90后的新人来说,外企不再是就业的好选择。当微软的工资比联想高出30%~40%,只要给员工足够的“发展前景和想象空间”,他们仍然选择去联想。

  现在仍在每天做商务报表的小胡也开始了新的人生一课,建了一个网站。她承认,过去和周围的很多同样在外企工作的朋友一样,她没有长期职业规划,如果有可能,就“看工资涨幅”的高低跳槽。现在,她开始居安思危。“靠副业安稳内心”是“小胡们”普遍的心态。至少在接到裁员通知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家书吧,或一家餐馆、网站,可以很好地安顿自己。小胡并不打算离开公司。小胡认为女孩子还是应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场所,“外企的工作环境带给人的感觉很好”。

  朱绍康是为数不多提前给自己一个转身机会的外企职员。他是典型的80后,作为IBM大中华区软件集团云计算机移动互联业务的总经理,意外的年轻。该业务在中国亮相后的两年里,营收从零增长到数千万元。

  但几个月前,他主动离开了这个前途无限的职位。因为当他和他的团队去和各行各业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土得掉渣的人”打交道时发现,拽几句洋文,端着香槟并不会使他触摸到中国客户的脉搏。那些客户包括,因丢货空跑而痛哭的湖北公路散货车司机,还有渴望从生猪养殖到屠宰运输进行全程监控的首席兽艺师。

  他说,“我认为需要反省一下,大家是不是坐在办公室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太肤浅,对地方经济的了解太肤浅。”如今,他自己创业,天天和那些中国大地上最常见的人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外企 再见

  更多被裁的外企人员开始频繁接触猎头,或让朋友推荐工作。

  他们中的技术人员境遇相对乐观,他们在寻找兼职工程师的工作,不定期地在一些小企业承接外包项目,不用坐班,能每天接孩子放学。生活闲散而收入不错。但更多的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员工,因为缺乏对全局战略和规范方面的技能,很难找到满意的职位。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外企的额外优惠政策的减少,一些跨国公司更为热情地倾向于在中国二三线城市开展投资,比如IBM在宁波,SAP在南京开研发中心,一线城市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不过,汪杰不会在他负责的那个区域市场获得新的职位了,他所在的企业并没有机会在那个市场进行投资。

  在接到裁员通知后的一个月里,汪杰试图养成随遇而安的心态,他会在儿子不在家的时候翻看一些培训手册,比如卡耐基的《如何抵抗忧郁》,《哈佛的幸福公开课》。也有朋友鼓励他,“柳传志也是45岁才创业”。但以他现在的年龄,重新开始,多少启动资金才够?

  训练自己也许是一个好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没后路才会焦虑。汪杰愿意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去追求不一样的人生。

  在圣诞和新年假期到来之前,汪杰依旧带了些当地的土特产,从自己派驻的城市回到位于望京的公司总部。每年的这个时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区经理们才有机会相聚。作为一个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老人”,“走得好看一点”是汪杰对自己最后的要求。

  屋子里并没有弥漫着无可奈何的情绪,人们和他握手,恭喜他拿到不少钱,也有同样被裁员的人开玩笑说,终于可以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春,他微笑点头,志得意满,看起来无可留恋。只是在收拾东西时,看到办公桌深处一张十几年前,自己参加公司培训时的照片时,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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