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是如何成为“教学楼主”的?
柯文浩 柯文浩

邵逸夫是如何成为“教学楼主”的?

昨天清晨,107岁的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网友纷纷在网上晒出自己身边的“逸夫楼”,纷纷称他才是真正的中国首善。据不完全统计,458所中国学校有逸夫楼。邵逸夫是如何成为“教学楼主”的?

昨天清晨,107岁的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网友纷纷在网上晒出自己身边的“逸夫楼”,纷纷称他才是真正的中国首善。据不完全统计,458所中国学校有逸夫楼。跟着i黑马来看一下,邵逸夫是如何成为“教学楼主”的?

邵逸夫坚持把资金分散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所学校,并用与国内各出一半投资的办法共同兴建“逸夫楼”。国家教委受邵逸夫委托,对赠款项目进行宏观指导与管理,并确定了“逸夫楼”建筑标准可高于一般建设项目的原则,使之能适应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最新发展。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对“逸夫楼”工程采用的评比与奖励措施,也大大调动了各校的工作积极性。

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邵馆”和“理综楼”是在校学生使用率最高的两栋公共建筑。

“邵馆”和“理综楼”的全称分别是邵逸夫科学馆和邵逸夫理科综合楼,前者是校园讲座第一品牌“大家讲坛”的举办地,后者是该校区硬件设施最先进的教学楼之一。

1月7日下午,进出邵逸夫理综楼上课、自习的山大学生,都不由自主地抬眼看了看一眼门廊上的那几个镏金大字。

这天上午6时55分,邵逸夫被发现昏迷在西贡嘉澍路清水湾大厦住所内,最终抢救无效,安详离世,享年107岁。

在其生命的最后30年间,邵逸夫几乎每年要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中国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对于中国教育事业,他更是情有独钟。

据统计,1985年至今,邵逸夫生前共向内地捐赠了47.5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项目。以“逸夫”二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等设施遍布中国各地高校,有好事者通过在线地图查询,数量竟有近3万座。

网友称,“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座逸夫楼。”

始于故乡的捐赠

邵逸夫从事捐资助教活动的历史由来已久。

自1957年创立“邵氏基金会”以来, 邵逸夫就本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一直从事社会福利事业。

但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之初,其指导思想仅是散财积德的传统思想。随着捐赠行为的展开,邵逸夫开始越来越多地深入反思自己的这种捐赠行为,由此导致其捐赠理念的逐渐变化, 变得更加理性与系统化。

他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教科文卫事业。

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 邵逸夫开始加大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捐赠力度。

他对教育捐款工程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建造“直接用于教学、科研的建筑”,特别是力求体现教学、科研的急需和师生共享。

邵逸夫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捐赠是从故乡开始的。

1985 年,浙江大学师生一致通过,将邵逸夫赠款1000万元港币,在秀丽的玉泉风景区兴建“邵逸夫科学馆”。

神奇的是,施工队挖掘地基时却挖出许多古墓,而且一层比一层深,年代一层比一层久远,文物一层比一层更珍贵。这被当时的校方视为“风水宝地”和“吉祥的兆头”。

1987年1月12日,在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赠款——邵逸夫向香港中文大学捐赠1亿元港币兴建逸夫书院的奠基典礼上,又举行了一项捐赠仪式——他将1亿元港币的支票交给中国国家教委刘忠德主任,用于兴建内地教育项目。

首批接受捐款的为北京师大、南开大学、华东师大、浙江师大、云南大学、东北师大、西北大学、华中师大等十所高校。此后的每年这一天,他都会举行相同的捐赠仪式,受捐赠的内地高校数量由此不断增加。

1988年,宁波师范学院成为当年邵逸夫捐款的15所内地高校之一。

对于当年的捐赠细节,宁波师范学院原院长朱彰年依然记忆犹新。

当年1月10日,在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带领下,朱彰年一行代表当年接受赠款的15所高校共五十余人抵达香港。邵逸夫派TVB政务总监关越强来九龙车站迎接。

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华润大厦五十楼宴请,邵逸夫和夫人方逸华都到场。

“宴会上邵逸夫讲了话,话不长,主要是讲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声音宏亮,口齿清晰,是用普通话讲的,但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朱彰年回忆,在港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是到清水湾参观邵氏影城,然后邵逸夫在他的别墅里请大家看电影吃饭。

当朱彰年一行参观结束走向他别墅的上坡道时,邵逸夫正好乘车赶了上来。一看他们在步行,邵逸夫就从车上下来跟他们一起走。八十出头的老人在上坡道上步伐轻捷, 如履平地。

邵逸夫向宁波师范学院捐赠了500万港元,宁波市政府又投入240万作配套资金,两年后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图书馆。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作为邵逸夫的委托人,出席了1990年10月图书馆的落成典礼。

参观结束后,马临竖起了大拇指:“图书馆的建筑和内部设施应该打一百分!”

校园建筑中的“高大上”

不同于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和陈经伦等富豪重点建设一所或几所学校的扶持模式,邵逸夫坚持把资金分散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所学校,并用与国内各出一半投资的办法共同兴建“逸夫楼”,以促进校园建设的快速发展,因此具有更为广泛和积极的意义。

各受赠学校都反映,赠款项目的建成使用是“及时雨”、“雪中炭”,发挥了显著效益。

许多院校的“邵逸夫图书馆”,实现了从传统的藏、借、阅分离封闭式管理模式,向开放式、计算机检索、声像载体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实验和训练条件。

许多赠款项目还推动了学校及城市文体活动的开展,创造了优美的育人环境,取得了可喜的综合效益。例如,中央民族大学逸夫体育馆建成后,不仅使该校的很多体育教学和训练不再栉风沐雨,也使在京的少数民族学子拥有了一个欢度民族节日和开展民族体育活动的实用场所。

邵逸夫的义举能够收到成效,也得益于国内教育部门的密切配合。

国家教委受邵逸夫委托,对赠款项目进行宏观指导与管理,并确定了“逸夫楼”建筑标准可高于一般建设项目的原则,使之能适应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最新发展。

这一具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使“逸夫楼”往往成为同年代校园建筑中“高大上”的代表。

与此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及有关学校都及时落实了配套资金,并把赠款项目列为重点建设项目,指定实力雄厚的设计院,遴选优秀的建筑师、建筑公司,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

暨南大学建设“逸夫体育馆”时,广东省建委就将其列为省重点工程项目,竣工后被评为“广东省优良样板工程”。

四川大学“邵逸夫文科楼”更是荣获四川省优质设计奖、优良工程奖,邵逸夫视察后感动不已:“我给这样一点钱,你们建成这样好、这样大的一幢楼,操劳你们了。我感谢你们!”香港《中国新闻》报道:“四川大学文科楼被国家教委权威称为迄今全国最好的文科教学楼。”

赠款建设项目工作还得到了海内外许多部门在所需进口材料、设备的组织采购等方面的优惠和大力支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乃芳校长在忆及其参与逸夫楼的建设时曾记忆犹新地说:“我们用逸夫先生捐的钱盖楼,就一定要让他满意,同时在使用上要真正发挥它的教学与科研作用。”

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对“逸夫楼”工程采用的评比与奖励措施,也大大调动了各校的工作积极性。奖金用邵逸夫赠款的银行存款利息支付,还用赠款利息对各校建成项目发给一定数量的维修费,以保证房屋使用后的正常维护。奖金及维修费均以邵逸夫的名义发给各校,这对校方加强管理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与激励作用。

大多数学校都把“逸夫楼”放在学校的中心地段或重要地段,借此改善学校的建筑面貌和校园环境,逸夫楼自然也就成为受赠学校校园中比较特殊、“抢眼”的建筑。如天津市南开大学不仅将逸夫楼建在醒目的位置,设计中还采用了我国古代八卦的阵式,使整栋大楼宽敞明快,深受师生喜爱。

邵逸夫的行为逻辑

邵逸夫对内地文教事业的热爱与捐赠行为,也引来了外界对于其动机的诸多猜测,多为捕风捉影,没有根据。但他对中国文教事业捐赠力度之大、时间持续之长,却实为世所罕见,内地文化教育界也因此受益良多。

从他后来接受美国纽约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的讲话中,或可发现其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我一直参与教育方面的捐助,因为我相信一个民族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掌握观念、传播观念,并且将观念付诸实践……我希望我个人的贡献,对于教育的发展,能发挥一些作用。”

其实,只要回顾邵氏的成长经历,便不难理解其对文教事业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捐赠。

邵逸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20 世纪初度过的,那正是一个国家前途堪危、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年代,受苦受难、忍饥挨饿的民众随处可见。如果将邵逸夫日后对教育事业的捐助与他青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人生经历相联系,当能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心理学解释。

他年轻时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一向以严格的管理与优质的教学质量而著称。邵逸夫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博爱济世的观念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助于其个人日后的成长,同时也能促使他形成一种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认识与态度。

于是,当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布施行为便成为一种必然。

邵逸夫曾说:“我的钱一辈子、甚至下一辈子也花不光。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关注教育事业,他进一步阐明:“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训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2005 年1 月21日, 邵逸夫在香港宴请到访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一行时,多次谈及在内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办学理念。他表示:“很高兴看到国家的教育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中国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把教育搞好。”

如今,遍布全国各地的“逸夫楼”依然在各大高校发挥着巨大作用,邵氏基金会也仍在持续运作。这些建筑的真正主人,或正在远方,望着无数的青年,熙攘进出于这些楼宇,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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