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败局】一家担保公司临终遗言:民企最怕信贷政策过山车
王培霖 王培霖

【小败局】一家担保公司临终遗言:民企最怕信贷政策过山车

“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了吧?”南京鑫信担保集团(下称“鑫信担保”)董事长付树兵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圆脸上依然有习惯性的笑容,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却不断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了吧?”南京鑫信担保集团(下称“鑫信担保”)董事长付树兵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圆脸上依然有习惯性的笑容,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却不断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担保是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几年前高峰时期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如今,随着“4万亿政策”的退潮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其数百家客户纷纷陷入困境,有多家企业破产倒闭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担保不断替客户还贷,在付出近4亿元现金后,如今也被拖入了资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业只剩下7名员工。  

付树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鑫信担保一倒,可能会有600家企业受连累。 

一年多代偿近4亿元  

按照几年前的设想,鑫信担保如今应该在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这栋大楼设计为18层,位于南京高端写字楼密集的河西板块。高峰时期,鑫信担保为600多家企业作担保,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  

南京市担保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3月末,该市融资性担保机构91家,其中南京富登投资信用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最大(17.8亿元、外资),鑫信担保和中融信佳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位列其后(皆为3亿元)。  

如今,这一切光荣与梦想,已经雨打风吹去。当年准备建楼的地块,已经卖掉,连付树兵的奔驰车也已经卖掉。  

在这背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担保行业的“过山车式”的震荡。  

2011年下半年开始,“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随着货币政策收缩和宏观经济下行,大量的中小企业坏账爆发。担保公司是介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防波堤,企业一倒下,压力便冲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担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急剧萎缩。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显示,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担保机构较多的地区,新增融资担保额首现负增长。代偿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国担保 代偿余额250亿元,代偿率为1.3%。而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平均为0.42%,2010年仅为0.16%。  

这一波巨浪冲击,鑫信担保也不能幸免。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自2011年8月~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鑫信担保已经为客户代偿近4亿元。  

付树兵说,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差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杀被救起、饰家装饰老板割腕自杀被救活、红木家具厂资金链断裂、力王起重机厂老板意外死亡……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  

“只要对方电话一关机,十有八九要坏事。”他说,“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吧?但我还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财产也都抵押进去了。但是心态要放平淡,以前辉煌,现在无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没这个心态,我可能死得比他们(客户)都早。”  

银行的角色  

付树兵总结说,他的客户倒下的原因,除个别是因为企业老板吃喝嫖赌导致企业“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导致的企业倒闭或被关闭;二是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导致不少扩张中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三是企业互联互保,坏的连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企业之间的债务清算极 为缓慢,拖垮了不少企业。  

2013年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来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艺品公司。五层楼的厂房崭新明亮,但却已经空空荡荡。该公司原来有近200名职工,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左右,2012年时还在盈利,但最终被一口气憋住,资金链断裂倒地。  

该公司负责人吴某原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多年来专注搞实业,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但企业所受的打击,几乎将他的精神摧毁。“我都打听了哪儿能卖肾。”他一边说着,落下泪来。临近中午,他捏着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元钱,邀请记者吃午饭,记者不忍而婉谢。  

吴总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多家银行找上门来。有银行当时发放贷款1600万。2011年夏天,这笔款项被收回,不再续贷。  

而此时,吴总正在着手建设新的工厂大楼,同时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数千万元的资金沉淀其中。在其他银行采取类似做法后,吴某顿感资金吃紧,只好左右腾挪。  

吴某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说,只要先把款还上,之后马上可以续贷。但他好不容易凑齐了钱还上之后,银行却食言了,说必须重新找一家国有担保公司担保方可续贷。贷款由此断掉。  

被银行抽贷的企业比比皆是。南京江宁区一家矿业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忍不住怒斥:“银行钱多了就来动员企业贷款,钱少了就收回,根本不管企业死活。银行是完成任务了,却把企业搞死了!劝你上到三楼,它却把梯子抽掉了。”  

企业难做,越来越多的客户倒下,担保公司也遭池鱼之殃。  

南京市金融办此前的一份文件分析称,与银行比,担保机构处于绝对弱势。在担保风险的分担上,银行往往只要求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即要求担保机构承担 100%的风险;在保证方式的选择上,银行往往是坚持有利于己的连带责任保证方式,这样就使担保的风险完全集中到担保机构,实际上变相加大了金融风险,同 时减弱了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能力。  

但在坏账压顶的生死关头,担保公司也会“绝地反击”:2013年年底,鑫信担保起草了一封举报信,直指曾经的合作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却将风险转嫁给自己。  

该举报信列举了5起案例,其中1起涉及南京洲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跃案。举报信称,2011年1月王高跃已经涉入刑事案件,而银行在2011年4月仍对其放款500万,且“此客户是银行高层推荐并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此后,鑫信担保于2012年代偿该款项。  

在付树兵看来,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发现风险苗头,第一反应就是抽回贷款,把企业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这个企业是否可能有救,是否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渡过难关,或者实现重组。  

百余案件积压法院  

处置资产,往往会面临着巨大的折价。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在南京高淳,有一处规模比较大的酒店抵债给他,当时价值超过1000万。现在为了获得周转资金,他只能忍痛逾400万卖掉。  

资产折价,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情况,此时此地则体现为流动性折价。付树兵虽然有些痛惜,但并不苦恼。真正使他陷入巨大苦闷的,是百余件案子积压在法院,资金流动不起来。 

企业倒闭之后,一般是担保公司先向银行代偿企业贷款,然后担保公司通过法院进一步向企业或企业主追偿。2011~2012年年间,鑫信担保已经有超过 100件案子在法院立案。但案件审理进程非常缓慢,形成了巨量资金的沉淀。目前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来的只有200多万元;双方自行调解,又去法院办理交接 手续的有500万~600万元。这跟近4亿的垫付资金形成了巨大反差。 

“总的来看法律成本太高,达到标的额的15%~20%。现在进程缓慢,有的还没有审理,有的审理了也得不到执行。”付树兵说。 

如南京华立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12月18日终审判决,但时至今日,华立发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共1000多万仍未获执行。 

“鑫信担保的自身运营包括风控本来没太大问题,但是司法进程太缓慢把我拖死了。我已经代偿了4个亿,目前沉淀在法院那么多,哪怕一半能追回来也有2个 亿,我的公司还能运转。但现在呢?鑫信一倒,600家企业受连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联保来计算,将会波及1800家企业。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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