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口述: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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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口述: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去年确实因为电影把我搞得不三不四的,有人在网上看到我说这不是陈东青吗?我是对不起,我是俞敏洪。工作就是我的私生活,但私生活不是我的工作。

本文为近期俞敏洪公共演讲,由i黑马整理:


去年确实因为电影把我搞得不三不四的,有人在网上看到我说这不是陈东青吗?我是对不起,我是俞敏洪。工作就是我的私生活,但私生活不是我的工作。

曾经,民营企业生长于“空白地带”

其实过去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两只手在起作用,第一只手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第二是市场看不见的手。

我比较幸运是政府的手不太容易伸进来,所以我特别庆幸尽管我看得见政府的手,但它的手没有伸到我的口袋里来,所以政府对我是比较仁慈的,因为他管的是学历教育,但我这儿的培训教育搞不清怎么管。这一没管就有了市场看不见的手。

30多年中大家都知道,各位企业家都成长起来主要靠的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往后让,这个"让"不一定是政府的本意,如果大家读过科斯的《变革中国》就知道了,政府一直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来掌控经济大局的,但是在布局的时候在边上留了一块自留地,就是边缘的空白地,没想到中国的民间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把自留地的草都长成树了,这个树又把水泥地也翻开了,于是看不见的手就慢慢地和看得见的手比拼到最后还是互相合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是进步的过程,这个进步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进步的过程,所以两个力量互相促进了,导致了今天的结论,我们的结论等待了很多年,我们一直希望政府说市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个结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出来的,所以特别高兴,因为过去甚至连基础性的作用这样的话都没有强调。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步应该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不能说是顿悟应该是渐悟,这才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最重要的转型我觉得应该是政府从居高临下的指挥领导管理变成了平起平坐的,甚至是态度更加友好的服务加转型。

我个人的感觉,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商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体制改革的基础,而且这个体制改革绝对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应该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

梁锦松先生讲到了制度创新,实际上是整体的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市场一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商业或者是金融市场,我认为最重要的改革应该是来自于市场思潮的改革,中国的思想市场能否起到推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所有的领域是不是能够真的取得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创新、创造,企业家精神、文化和社会的长久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都是来自于是不是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我想说的是,所谓的自由的思想市场绝对不是思想的自由化,其实我们不希望思想自由化,因为思想的自由化是没有方向的甚至是互相拉低对方的境界的,但思想自由或者说市场上的思想自由确实是触发了我们的活力,促使我们用各种语言和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看到冯仑是最喜欢用两性笑话来比喻市场发展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到点子上的,他一来了我就不用讲了。

东莞事件后东莞会更火爆:黄宗羲定律

最近大家知道中国出了一件事情叫做东莞事件,这个好坏我们不加评说,但最重要的有一个叫东莞定律,中国经过了中央台的暗访以及政府的检查以后,可以预期的是在2014年或者是2015年东莞这样的市场会更加地兴旺,这是一种可能性。

这引发了在很久前经济学家总结的黄宗羲定律,每一次政府想要减轻老百姓税收的改革最终带来的后果是老百姓税负的增加,这确实是事实。包括王安石的改革,王安石所有的法则到最后的结果是由于官僚体系运作的复杂性,导致的结果是老百姓变得民不聊生。而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本意一定是好的,因为没有任何政府不希望自己的老百姓更加不富有,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避免黄宗羲定律,我作为一个企业是可以感受到的。

请差别对待小微企业

在中国的发展中《劳动法》的制定是特别好的事情,保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但制定的后果是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的倒闭,而中小企业的倒闭带来的最大的后果是老百姓的失业,失业导致了老百姓的生存更加的艰难。这是好意变成了坏事,我不是说《劳动法》不好,怎么样制定让企业和老百姓互惠互利的劳动法是我们的重点。

再比如说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和领域都是应该用增值税的,在很多服务领域,比如服务业,成本就是人工成本并没有说产品是原材料成本,最后的结果是用了增值税后,所有服务业行业的税收总量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我这是一个证明因为我是服务业。这样一个前提的条件是用了一系列制度的出现导致的是把责任转嫁给了企业,而把负担转嫁给更多可以创造财富的人群。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情况,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间行业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基础薄弱行业,变成了竞争激烈的行业,因为所有的服务行业都不是政府的一只手愿意伸进来的,因为太琐碎了。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如果所有的企业百分之百地交社保、公积金,现在存在的企业一半要面临倒闭或者是必然倒闭。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最后伤害了经济的发展也伤害了老百姓就业的机会。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一半的服务企业不管是中小微和大的,这样的中小微如果最后都倒闭了,老百姓就失业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了。政府要做的是要避免这样的转嫁,表面上在促使大家的福利,但背后上转嫁了财富。

另外,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企业都可以想方设法合理的避税合理地躲避公积金和社保基金,这留下了企业家的后患,这样政府说你违法就违法,因此导致大量的企业家或者说商人留下了屁股上不干净的状态,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或者说大部分人,至少我不敢说,因为我也在争取合理避税。这样就导致了企业主每天心里就揣着小兔子,总觉得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要国家说了算,我要按照国家的理论和规律一点点掰扯的话是掰扯不了的,这样要不断地跟政府和个人打交道,这就带来了潜在的问题,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做各种各种其他的交道,这样马上会出现一个问题,有多少企业有长远的打算,因为企业的打算是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大部分是没有的。我不是说批评政府,而是政府应该设置这样的机制或者是这样的制度,任何企业主在任何时候都按这个制度办事,而还在提供给雇员更高的工资。香港低税负我是最开心的,其实中国大陆按照香港的私有程度国民经济总数还会大大地增加。

政府要想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把市场让给公开透明的竞争,让政府变成竞争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参与竞争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政府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这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知道现在政府有的时候还是在决定市场的,而不是说让市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觉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两个要素要做:

第一,非常警觉地限制市场因素对非市场因素的肆虐。比如说如何限制国有企业进入充分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有限制,充分竞争领域不要进来,这是是抢夺老百姓手里的资源。再比如说既得利益集团还有权贵资本,本来老百姓可以平等地进入的领域,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是,政府本身也为难,民营机构也为难,到最后政府在过来改革的时候推动不下去,因为后面的东西实在是太沉重了,其实政府非常想动,如果政府到最后动不了,最后会出大问题。

我特别希望政府面对这样的坚持任务的时候能够不退让,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限制这样的力量进入充分的市场竞争领域,充分推动市场的进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后一不小心市场决定性改革有可能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有官方背景资本的饕餮大餐,最后我们被他们吃掉了,而且饕餮大餐的人表面上是以民营背景进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官方背景。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新东方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完全市场化的领域行业发展比较充分,幕后交易比较小,所以充分市场化一定是行业充分发展,潜在的成本比较低。

我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太多的潜在成本。这个领域因为需要精耕细作短期内很难暴利,所以有政府官方背景的人对此领域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不用担心有人要我5%的股份,这样就变成了商人和权力的结合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这也有好处,中国的教育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在纯粹的地面培训领域资本投入大概是500亿美金左右,现在教育的新一轮的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后,线上线下的结合带来了新一轮的投资,同时出现了3000家左右的基于教育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我这次来的总投资又是接近300亿美金,这样市场充分地竞争。我在竞争中睡不着觉但我很开心,睡不着也好新东方倒闭也好,但有一个好处是这个领域已经充分发展了,未来民营培训领域一定会成为中国极大的产业,并且成为中国就业、中国发展以及中国老百姓受教育的多向选择的地方。这就是市场充分竞争带来的好处。但是要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市场的充分的竞争,我觉得中国还有待时日,但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向。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依然依赖于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的态度。我觉得依赖到了60%左右,原来是100%,现在40%给了谁?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家知道移动互联和互联网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突破了政府的垄断,以微信为例,原来我每年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向老朋友发短信都是通过短信系统,一发一毛钱,结果我发完了以后有五六千块钱,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的通讯还有其他的各种彩信。今年我通过短信发的问候不超过100个,但通过微信发的是几万个,因为你收到了就可以回过去。这样带来的坏处是我在中国移动的钻石卡没有了,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少花了好几万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种移动互联和互联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突破原来的壁垒,而且这种壁垒是在官方和民间、在民间和民间之间突破也非常地明显。所以大家都知道,最近微信红包和支付宝带来的支付大战已经体现了重大的力量。支付宝注册了三年我从来没有花过什么钱,但我光这么一个春节,新东方各个部门所建立的微信群,让我花出去的钱已接近了15万人民币了,微信支付可能不安全,员工让我发红包不安全我也发,因为你不发员工认为你没有团队精神,他们会在背后捣鬼,所以我就拼命地发红包,我觉得商业技术的出现就导致商业的不断的洗牌。

所以在未来十年每一个领域都会天翻地覆,我们会经历经常性的生生死死,而不是说你不想死你就死不了。而这个生生死死跟在座的企业家的能力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认为我是没有能力的人,也不认为各位是没有能力的人,现在一个行业的升级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基因,诺基亚不可能有苹果的基因,所以诺基亚必然失败。我现在面临的是线上教育系统跟我做了20年的地面教育系统,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有线上教育系统的基因,因此新东方会被某种的教育模式所取代,而且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我有很多其他的能力,尽管这个能力面对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我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失败者,没有任何在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同的基因中间产生的方向是一个失败者,现在的商业的改变已经不再是渐进性的改变而是一个蜕变性的颠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下你被改革或者是被颠覆了只能心甘情愿,但我们不能垂死挣扎,跟互联网有关的服务业的进步,我希望我能够产生基因突变,当然这个突变以后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在现在的商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我不基因突变的话,新东方的地面培训模式一定有一天会被取代,与其被人取代不如自己取代自己,如果我自己取代自己不成功我也心甘情愿。

但我也想说,在千变万化的技术革命前,包括政府的改革前有些东西我们也许是不能变的,比如说任何行业都要以用户和客户体验为核心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这一点是不能变的,新东方还能兴旺是因为我们非常关注学生和家长的感受,这种关注现在已经到了有一点病态的地步了。

第二,比如说面对客户的诚信或者是超越期待,应该永远是我们做商业的最高原则这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坑蒙拐骗短期的行为不管在什么模式下都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说政府竭尽全力维护公平公开透明的商业环境或者是交易环境是不能变的,因为这是我们信心的依赖,是我们愿意把企业做20年、30年、50年的依赖。再比如说坚信任何创新突破和财富的创造能力一定是在民间,绝对不是在政府和国企。所以政府大量的创新基金,覆盖一个国家的研究院这是非常错误的,应该是付给各种民间的力量才是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跟教育部、教育厅打交道打了20年,我始终相信中国未来有突破性的教育研发、教育研究平台一定是在民间。

因为我发现至少我接触的一套系统,他们从各种角度来说都不可能产生颠覆或者是大大地改善中国教育系统,而且他们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投钱还不如民间,现在新东方在投的公立学校的学习系统已经投了接近1亿多,但我发现即使中国最好的研究院在这样的系统研究中心都没有投资这么多钱,或者是投资了这么多钱以后他们个人的工资开掉了一大半而不是用在真正的研发上,所以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坚信。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应该具备随时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并且改变自己的精神力量。千万不能害怕和退缩,因为人的恐惧不在于感知到了恐惧,而在于感知到了恐惧以后依然还可以往前走,就像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已经三年没有滑雪了,三年前我就是在亚布力滑雪被抬到机场的。但我想我不因为恐惧腰椎间盘突出就恐怖啊,所以我就冲下来了,但最后我站在这里很健康,所以所有的恐惧都是你对恐惧的恐惧。

尤其是政府做了这么大的决定以后,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推翻自己,并且随时从推翻自己的废墟里面站起来,同时坚守企业家的责任,社会道德责任跟政府一起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推动中国社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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