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法官,离开法院挣得更多
姚玮洁 姚玮洁

出走的法官,离开法院挣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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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马发现,互联网不但在颠覆传统产业,甚至已经开始倒逼传统体制.....继医生离开体制创业之后(详见文章《谁的医改?逃离大医院的医生们说》),很多法官也开始辞职进入市场,甚至创业。

胡清平:我个人留心做了一些统计:法官辞职后到底去了哪儿。就我掌握的信息,60%的法官辞职去做了律师,30%的法官辞职去当了法务,这两年法官辞职到互联网公司当法务的比较多,因为薪水相当可观,10%的法官走了学术之路或其他选择。

法官去哪了?

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杰离开了岗位,到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博士。在同事看来,这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就离职脱产读博的做法有些过激。而且崔俊杰在法院工作3年,未满5年服务期,按规定只能“被辞退”。

崔俊杰自己也明白,这种举动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悲凉滋味。

“因为未满服务期而被辞退,在我们法院,我并不是第一个。”崔俊杰对记者说。

他只是离职法官中的一员。

2014年北京两会上的信息说,从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而且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

法官辞职人数在默默上涨。由于2008年起北京市法院系统扩招了上千名新法官,这样到2014年7月,将有大批法官“五年服务期”到期。

流失的法官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80后骨干法官。这些人的离去,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多大影响不好估计。

法官理应是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而一些人正纷纷离开这个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行业。也许,离职后所作的选择,可些许折射出法官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风光省亲”

从法院离职的法官,选择学术道路的并不太多。崔俊杰所在的班级,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离职法官。

女法官冯迎去了企业。2012年,她离开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来到金融街一家大型国企担任法务,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

对于冯迎来说,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黑龙江姑娘在西城区法院转正后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无几。

2004年,北京法院法官实行“阳光工资”改革,将公务员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工资范畴统一核算。至此,所有法官的工资都是透明的: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不同级别的法官津贴只相差几十元。

“即使升到一个较高的职位,收入差别也不大。”冯迎对本刊记者说。

当了3年法官,崔俊杰每月到手收入4700元左右。

在工作两年时,冯迎就曾有过离职的想法。但是和崔俊杰一样,因为未到5年服务期,她如果想离开,就只能“被辞退”,因此临阵退缩。

根据《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法官的辞退与辞职不同。前者是单位行为,单位根据某个人的具体情况决定。而法官申请辞职则完全是个人的自愿行为,是法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如果被辞退,5年内不允许再考公务员。

冯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离开了法院”。

与她相比,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北(化名)两年前离职跳槽去律所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多少有些突兀。毕竟,曹北是该中院结案量最好的几名法官之一,且已是业务骨干。

《法官法》规定,法官自人民法院离任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曹北只能暂时做一些幕后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缩减,律师事务所依然给他开出了40万元的年薪。

曹北来自河北农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个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继续呆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难在北京买房。2013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

“养家糊口是很现实的问题,也许你们觉得当法官很有尊严,但是没有钱,一切尊严都无从谈起。”曹北说。

曹北所在的中院,离职者大多是男性,因为“女性养家的压力并不大,跟男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但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曹北的同事,现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则表示:“去年曹北回来过一次,车也换了,开着一辆宝马,请所有同事吃了一顿两三千元的饭,眼都不眨。我敢说,我们系统的同事80%都曾经有过离职的想法,只不过有些人行动了、成功了。而我就属于那个没有成功的人。”

李初曾在前两年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务员,但因为档案被卡住,最终没有离开。

法官的荣誉

对于崔俊杰来说,当法官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作出离职的决定。

3年来,他一直埋头苦干,而媒体也对这个愿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后格外关注,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对他进行过大篇幅报道。

崔俊杰所在的派出法庭位于北京北部燕山山脉深处,距离市区120余公里,辖区管辖面积1251平方公里、400多个自然村、5万多人口。

崔俊杰在这里担任法官时,只能每周回城里一次。为了赶上早班车,必须早上5点钟起床。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们经常要进行巡回审判。大多数法官需要深入农村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等偏远地区,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

刚来不久,崔俊杰就被派到“柏油路尽头”的道德坑村办案。“山里可真冷,我们在外面开庭,冻得我脑袋都想藏进大衣里。”

法庭管辖面积太大,随便去一个地方,开车来回至少两小时。崔俊杰说:“我们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审理,像朝阳区法院等城区法院的好多法官,一年审理500~800件案子,但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走这么远的路,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的工作压力和他们也差不多,但我知道城区还有的法官一年甚至要审理1000件案子。”

工作压力并不是崔俊杰离职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他相当热爱这份工作。“这是个可以锻炼人的地方,有过下乡的体验,对国情、社情、政情了解感悟会很深。但出于对自己法律理想和长远前途的考虑,我还是选择离开这里。”

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职业荣誉感。

“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朴,但法律意识觉醒得不太理性。有时,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制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他们甚至还会有意陷害你。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会捏造事实上访。”崔俊杰说,“高院要求对案件递进式化解,案子在上访后倒回基层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复处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宣传性事务,自己被弄得疲惫不堪。”

李初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办案,还有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不仅心理压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

“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在这样的状态中,法官难以发挥专长,更难以实现人生价值。”他总结说。

有时候,法官还会受到严重的人身伤害。崔俊杰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时,被当事人殴打。崔俊杰所在的法庭,也曾因为有夫妻对离婚案件判决不服,在法庭门口撒纸钱宣泄。

“我不是不能吃苦,但如果我的工作让我觉得没有尊严、难有发展,那么往别的地方走就成为选择,这也是不少人离开法院的根本原因。”崔俊杰说。

前勤与后勤

李初家境殷实,所以收入并不是他两年前盘算离开的主要原因。

李初2001年从南方一所知名法学院本科毕业,又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文凭,再通过更为惨烈的司法考试,才得以进入司法系统。

但工作三四年后,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能够进入我们院的人都非常优秀,很少有人希望在此混一辈子,可我们感觉自己的晋升通道几乎是关闭的。”李初说,在一般的公务员系统中,一个处长下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而他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是局级单位,相当于处级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个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长、副庭长只有各一个。同事之间竞争特别激烈。

“司法这一块参照公务员管理,这本身有些不合理。”他说。

冯迎也认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层法院“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一般新毕业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两年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后才可以办案。

其后,再经过两三年的助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至此开始,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审案、办案,极少数人有成为副庭长、庭长的机会。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李初想离开的重要原因。进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职称,但他们会被分配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后勤。换句话说,“法院里的法官人数”与“法院里实际办案的法官人数”差额很大。

前勤,也就是一线,被分到这里的法官在各个法庭办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时候做梦都在审案。”李初说。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内部调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该院2012年人均结案239.5件,平均每个工作日1.08件;结案数最多的法官审结案件712件,平均每个工作日3.23件,如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则每天1.95件。

“除了办案,法官还要被牵扯进大量与审判关系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标任务、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新闻稿件、调研报告、信访说明、市区两级的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文字工作。”崔俊杰说。

监察、政工等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法官,他们不审案,却要管理一线人员。

两类人的工资相差无几。

“不干活的指挥干活的,这自然让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说。

而后勤也有抱怨。“钱少也就算了,连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一位北京郊区基层法院的离职法官向记者表示,他原来就在后勤部门工作,非常同情一线的法官,但也曾被一线法官指着鼻子骂:“你们凭什么来管我们?”

在一线,每个法官分到的案子不尽相同。有些人专门处理一些知识产权之类“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却只能处理一些“吵呀闹呀”的案件。这也是法院内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渠道较单一,老百姓几乎所有纠纷都需要法院来处理,对法院的指责越来越多,需要大家抱团取暖。可后勤法官都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线法官拼尽全力往后勤部门挤,两边的人还互相指责,最后导致一些人要么离开法院,要么想尽办法到后勤。”上述离职法官说。

未来会怎样

冬季过后,崔俊杰已经适应了学生生活。离开了法院,他依然很感念这三年法院对自己的培养,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实现自己在法律方面的学术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在进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种选择,比如在一家全国闻名、薪水诱人的央企做法务。他曾在心里把这几份工作的利弊反复揣摩,最后还是觉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挣40万,也不如当法官一年只挣几万”。

可这几年,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的心理落差还是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开着豪车,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

当然,“法官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承认法官头上是有光环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法官和律师,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觉得,虽然曹北回来跟同事聚餐时变得阔气很多,但当他跟大家说很怀念以前当法官的日子时,“应该有一点真心。”而且,曹北还让自己的妻子复习,准备继续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离开的问题上纠结。不过,对未来他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像他这样有经验的骨干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盯着”,“出去一年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可能会跳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

“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李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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