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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马发现，互联网不但在颠覆传统产业，甚至已经开始倒逼传统体制.....继医生离开体制创业之后（详见文章《谁的医改?逃离大医院的医生们说》），很多法官也开始辞职进入市场，甚至创业。
胡清平：我个人留心做了一些统计：法官辞职后到底去了哪儿。就我掌握的信息，60%的法官辞职去做了律师，30%的法官辞职去当了法务，这两年法官辞职到互联网公司当法务的比较多，因为薪水相当可观，10%的法官走了学术之路或其他选择。
法官去哪了？
作为北京远郊区县法院的一名法官，2013年8月，崔俊杰离开了岗位，到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博士。在同事看来，这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就离职脱产读博的做法有些过激。而且崔俊杰在法院工作3年，未满5年服务期，按规定只能“被辞退”。
崔俊杰自己也明白，这种举动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悲凉滋味。
“因为未满服务期而被辞退，在我们法院，我并不是第一个。”崔俊杰对记者说。
他只是离职法官中的一员。
2014年北京两会上的信息说，从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人、流失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而且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
法官辞职人数在默默上涨。由于2008年起北京市法院系统扩招了上千名新法官，这样到2014年7月，将有大批法官“五年服务期”到期。
流失的法官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80后骨干法官。这些人的离去，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多大影响不好估计。
法官理应是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而一些人正纷纷离开这个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行业。也许，离职后所作的选择，可些许折射出法官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风光省亲”
从法院离职的法官，选择学术道路的并不太多。崔俊杰所在的班级，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离职法官。
女法官冯迎去了企业。2012年，她离开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来到金融街一家大型国企担任法务，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
对于冯迎来说，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黑龙江姑娘在西城区法院转正后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无几。
2004年，北京法院法官实行“阳光工资”改革，将公务员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工资范畴统一核算。至此，所有法官的工资都是透明的：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不同级别的法官津贴只相差几十元。
“即使升到一个较高的职位，收入差别也不大。”冯迎对本刊记者说。
当了3年法官，崔俊杰每月到手收入4700元左右。
在工作两年时，冯迎就曾有过离职的想法。但是和崔俊杰一样，因为未到5年服务期，她如果想离开，就只能“被辞退”，因此临阵退缩。
根据《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法官的辞退与辞职不同。前者是单位行为，单位根据某个人的具体情况决定。而法官申请辞职则完全是个人的自愿行为，是法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如果被辞退，5年内不允许再考公务员。
冯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离开了法院”。
与她相比，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曹北(化名)两年前离职跳槽去律所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多少有些突兀。毕竟，曹北是该中院结案量最好的几名法官之一，且已是业务骨干。
《法官法》规定，法官自人民法院离任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曹北只能暂时做一些幕后工作，而即使薪水因此缩减，律师事务所依然给他开出了40万元的年薪。
曹北来自河北农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个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继续呆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难在北京买房。2013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
“养家糊口是很现实的问题，也许你们觉得当法官很有尊严，但是没有钱，一切尊严都无从谈起。”曹北说。
曹北所在的中院，离职者大多是男性，因为“女性养家的压力并不大，跟男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但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曹北的同事，现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则表示：“去年曹北回来过一次，车也换了，开着一辆宝马，请所有同事吃了一顿两三千元的饭，眼都不眨。我敢说，我们系统的同事80%都曾经有过离职的想法，只不过有些人行动了、成功了。而我就属于那个没有成功的人。”
李初曾在前两年考上了某部委的公务员，但因为档案被卡住，最终没有离开。
法官的荣誉
对于崔俊杰来说，当法官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作出离职的决定。
3年来，他一直埋头苦干，而媒体也对这个愿意到京郊法庭吃苦的80后格外关注，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对他进行过大篇幅报道。
崔俊杰所在的派出法庭位于北京北部燕山山脉深处，距离市区120余公里，辖区管辖面积1251平方公里、400多个自然村、5万多人口。
崔俊杰在这里担任法官时，只能每周回城里一次。为了赶上早班车，必须早上5点钟起床。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们经常要进行巡回审判。大多数法官需要深入农村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等偏远地区，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
刚来不久，崔俊杰就被派到“柏油路尽头”的道德坑村办案。“山里可真冷，我们在外面开庭，冻得我脑袋都想藏进大衣里。”
法庭管辖面积太大，随便去一个地方，开车来回至少两小时。崔俊杰说：“我们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审理，像朝阳区法院等城区法院的好多法官，一年审理500~800件案子，但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走这么远的路，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的工作压力和他们也差不多，但我知道城区还有的法官一年甚至要审理1000件案子。”
工作压力并不是崔俊杰离职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他相当热爱这份工作。“这是个可以锻炼人的地方，有过下乡的体验，对国情、社情、政情了解感悟会很深。但出于对自己法律理想和长远前途的考虑，我还是选择离开这里。”
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职业荣誉感。
“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非常淳朴，但法律意识觉醒得不太理性。有时，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制造假案。如果你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他们甚至还会有意陷害你。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会捏造事实上访。”崔俊杰说，“高院要求对案件递进式化解，案子在上访后倒回基层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复处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宣传性事务，自己被弄得疲惫不堪。”
李初说，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办案，还有来自各方的监督干预，不仅心理压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
“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对于不服的民众，还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抚。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在这样的状态中，法官难以发挥专长，更难以实现人生价值。”他总结说。
有时候，法官还会受到严重的人身伤害。崔俊杰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时，被当事人殴打。崔俊杰所在的法庭，也曾因为有夫妻对离婚案件判决不服，在法庭门口撒纸钱宣泄。
“我不是不能吃苦，但如果我的工作让我觉得没有尊严、难有发展，那么往别的地方走就成为选择，这也是不少人离开法院的根本原因。”崔俊杰说。
前勤与后勤
李初家境殷实，所以收入并不是他两年前盘算离开的主要原因。
李初2001年从南方一所知名法学院本科毕业，又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文凭，再通过更为惨烈的司法考试，才得以进入司法系统。
但工作三四年后，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能够进入我们院的人都非常优秀，很少有人希望在此混一辈子，可我们感觉自己的晋升通道几乎是关闭的。”李初说，在一般的公务员系统中，一个处长下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而他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是局级单位，相当于处级的法庭下面就有二三十个水平差不多的研究生，庭长、副庭长只有各一个。同事之间竞争特别激烈。
“司法这一块参照公务员管理，这本身有些不合理。”他说。
冯迎也认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层法院“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一般新毕业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两年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后才可以办案。
其后，再经过两三年的助审经历，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至此开始，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审案、办案，极少数人有成为副庭长、庭长的机会。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李初想离开的重要原因。进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职称，但他们会被分配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后勤。换句话说，“法院里的法官人数”与“法院里实际办案的法官人数”差额很大。
前勤，也就是一线，被分到这里的法官在各个法庭办案，辛苦不言而喻。“有时候做梦都在审案。”李初说。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内部调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该院2012年人均结案239.5件，平均每个工作日1.08件;结案数最多的法官审结案件712件，平均每个工作日3.23件，如果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则每天1.95件。
“除了办案，法官还要被牵扯进大量与审判关系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标任务、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新闻稿件、调研报告、信访说明、市区两级的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文字工作。”崔俊杰说。
监察、政工等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法官，他们不审案，却要管理一线人员。
两类人的工资相差无几。
“不干活的指挥干活的，这自然让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说。
而后勤也有抱怨。“钱少也就算了，连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一位北京郊区基层法院的离职法官向记者表示，他原来就在后勤部门工作，非常同情一线的法官，但也曾被一线法官指着鼻子骂：“你们凭什么来管我们?”
在一线，每个法官分到的案子不尽相同。有些人专门处理一些知识产权之类“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却只能处理一些“吵呀闹呀”的案件。这也是法院内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渠道较单一，老百姓几乎所有纠纷都需要法院来处理，对法院的指责越来越多，需要大家抱团取暖。可后勤法官都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线法官拼尽全力往后勤部门挤，两边的人还互相指责，最后导致一些人要么离开法院，要么想尽办法到后勤。”上述离职法官说。
未来会怎样
冬季过后，崔俊杰已经适应了学生生活。离开了法院，他依然很感念这三年法院对自己的培养，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实现自己在法律方面的学术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在进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种选择，比如在一家全国闻名、薪水诱人的央企做法务。他曾在心里把这几份工作的利弊反复揣摩，最后还是觉得“即使在外面一年挣40万，也不如当法官一年只挣几万”。
可这几年，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他的心理落差还是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开着豪车，在所有人中，自己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
当然，“法官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承认法官头上是有光环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法官和律师，就像甲方和乙方。”所以他觉得，虽然曹北回来跟同事聚餐时变得阔气很多，但当他跟大家说很怀念以前当法官的日子时，“应该有一点真心。”而且，曹北还让自己的妻子复习，准备继续考北京某法院。
李初仍然在是否离开的问题上纠结。不过，对未来他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像他这样有经验的骨干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盯着”，“出去一年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可能会跳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令李初印象深刻。
“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李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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