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少年:90后开公司欲把火箭市场价降到100万
胡涵 曹忆蕾 胡涵 曹忆蕾

火箭少年:90后开公司欲把火箭市场价降到100万

胡振宇成功发射第一枚由大学生自制的探空火箭,引起媒体和科研院所的关注。从“炸弹少年”到“执行董事”,胡振宇的一次“意气用事”,无意间成了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航天业的“革命”。

i黑马:从“炸弹少年”到“执行董事”,胡振宇的一次“意气用事”,无意间成了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航天业的“革命”。穿着牛仔短裤在车间里拧螺丝的胡振宇,不太像一个“执行董事”,更像是创业草根。尽管他给公司的估值是一个亿。
 

胡振宇  1993年出生,江西九江人,今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注册成立了“翎客航天”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提供探空火箭发射服务的私人企业,目前公司已获得第一份订单。胡振宇也被媒体称为“火箭小子”。

发射高度4公里,2013年7月,在内蒙古科左后旗的一处荒漠,胡振宇成功发射第一枚由大学生自制的探空火箭,引起媒体和科研院所的关注。从“炸弹少年”到“执行董事”,胡振宇的一次“意气用事”,无意间成了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航天业的“革命”。在“翎客航天”出现前,国内火箭领域始终处于被国企垄断状态。“市场垄断、开发成本高、政策态度模糊”,有意者不愿探步向前。但胡振宇并不畏惧,这个“90后”闯进了火箭垄断的市场,当然,“闯入”也意味着寻找出路。穿着牛仔短裤在车间里拧螺丝的胡振宇,不太像一个“执行董事”,更像是创业草根。尽管他给公司的估值是一个亿。晚上,他会和伙伴用液氧尝试制作“冻葡萄”吃,零下180摄氏度的超低温,让葡萄黏在了舌头上。这构成了胡振宇的两面:勤恳的创业者与冒险的年轻人。

爱好

高中偏科 只爱玩炸药

新京报:大家印象里,火箭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你的火箭和我们印象里的火箭有什么不同?

胡振宇: 平时大家看到的火箭多是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运到轨道内,而我们做的是探空火箭。简单来说,一个不会掉下来,一个会掉下来。

新京报:探空火箭的定义和用途一般是什么?

胡振宇: 探空火箭是30至200公里高空的有效探测工具。与运载火箭相比,它体型更小,通常长度不超过10米,是在近地空间探测和科学试验的火箭。

新京报:很多人都在想,一个20岁出头的大男孩,怎么会和“火箭”、“企业创始人”的字眼捆绑在一起。

胡振宇: 上了大学,我还是很喜欢化学,包括炸药和航天,后来通过其他爱好者接触了火箭,火箭的燃料和炸药有相通性。

新京报:你中学时代就喜欢“玩炸药”?

胡振宇: 嗯,我偏科,化学之外的课经常睡觉。业余时间都在家做炸药实验,还因此被炸伤过手。

新京报:恐怕没有父母喜欢让读高中的孩子整天做炸药实验。

胡振宇: 我爸只要见到化学原料就扔出去。那时零花钱少,试剂品又贵,我爸妈老扔,怎么办呢?我就找几个一起玩的同学,问谁家管得松,把药品都放他家,周末都去那儿做实验。

新京报:从学工商管理到做火箭,跨度还是很大的。

胡振宇: 是的,大二时,通过论坛我参加了科创航天(国内最大的航天爱好者组织),我做过三次实验,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安全问题被叫停,第二次差太远,直接爆炸了。

新京报:你在2013年7月终于发射成功了?

胡振宇: 去年7月发射之前,科创航天开会讨论过,有成员说我技术不过关、设计不合理,飞上去一定会掉头、爆炸等等。说实话,发射前我压力特别大。

创业

把火箭市场价降100万

新京报:毕业后怎么会想到开公司,而不是继续搞研究或在相关单位任职?

胡振宇: 父母希望我做工商方面的工作,但我不想去,还是想做火箭,国企和研究所也有机会进,但进去就要做被分配的课题,没有自己做项目的自由。我想给自己打工。

新京报:现在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胡振宇: 目前就三个人。有六年机械工作经验的吴晓飞,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严丞翊。我负责燃料、接待媒体、管账和打下手(笑)。

新京报:目前运转如何?

胡振宇: 已经获得第一份订单了,争取近期出成果。另外有一笔三百万的投资快敲定了。

新京报:你们公司的客户一般是哪儿?

胡振宇: 一般科研机构和高校比较多。我做过半年市场调研,结论是国内市场容积不大,意味着产值不是很高。国家大企业投入的精力、人力成本高,售价也高很多。

新京报:目前国内探空火箭服务主要是谁在做?

胡振宇: 据我了解只有一家国企,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一家研究院,他们每次发射的报价300万。

新京报:你觉得这是机遇?

胡振宇: 对他们来说,探空火箭一年只有几千万的盈利额,鸡毛蒜皮,但这个数字对小公司是很可观的。

新京报:你们预计制造的火箭,与市场上的比有什么明显改善?

胡振宇: 现在市场上的就是天鹰系列探空火箭,我们计划三年内出正式产品,要比天鹰里规格最大的火箭飞行高度高50公里,载重多15公斤,售价要比它低100万人民币。

困难

“政策处在灰色地带”

新京报:创业前想过会遇到什么风险吗?

胡振宇: 想过,火箭的技术、国家的政策等等,都是问题。

新京报:媒体报道中,清华大学航空航天教授宝音贺西认为,最大的风险在于政策制约。在中国,航天技术仍牢牢把控在政府手中,国内对于探空火箭并没有明确的管理条例。

胡振宇: 这也是我在找风投时,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刚开始注册公司时,我也很担心政策上有限制,我之前的几次发射,也都没有拿到批文。

新京报:当时没有说违反相关政策吗?

胡振宇: 做实验时我们联系过多个军区和空管局,但没人理我们。在中国,这种航天都是从上向下命令,从没有我们这种从底下向上申请的。现实情况就是,他们说“没有办法批准你,但是也没有条文禁止你。”这就是个灰色地带。

新京报:灰色地带这种说法,没法让投资者信服吧?

胡振宇: 现在已经有业内一些人员联系我,表示会鼓励支持我们这种民间航天企业。他们希望有民间力量进来。刚开始投资人也担心,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不担心了。

新京报:他们和你是有竞争关系的,为什么要支持你?

胡振宇: 我了解到,体制内的管理层实际上是希望市场上有竞争的,他们欢迎民营企业进来。而基层的部分研究员心态也很开放,就是希望把新技术研究出来。

质疑

有人说我是“宣传委员”

新京报:科创航天论坛上有人质疑你,说你年纪尚轻,技术不过硬,更多是包装自己。

胡振宇: 对,有人说我只是“宣传委员”、包装自己等等。我真觉得技术上我的确没什么优势,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没水平,我也不会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

新京报:我看到你后来跟“科创航天”发生了矛盾,还被除名了。

胡振宇: 那次发射成功的项目有企业赞助,是校友主动来找我的,10万块,结果立项之后两三个月都没动静,我有点受不了了,后来和一些成员发生了矛盾。项目是有合约的,作为负责人,我必须对项目负责。

新京报:如果你没有被除名,会出来做公司吗?

胡振宇: 说实话,可能性很小,我敢下决心做这个公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离开科创了,我如果还待得好好的,就说不定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胡振宇: 我非常看重规划,规划出来后,我就要保证在契约期内完成项目。我讲究契约精神,既然有了规划,就要把项目完成。

新京报:你在火箭制造的民企领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你走出来创业了?

胡振宇: 我感觉这个可能跟一些爱好者的特征有关吧,他们就是太“爱好者”了。很多人技术很牛,但是做事情没有规划。

思考

“爱好者”应成创新源泉

新京报:你说过在这个领域,我国和发达国家还差很多个数量级,从“爱好者”的角度,你觉得有多大差距?

胡振宇: 美国至少有40万很专业的爱好者,我们呢,科创航天是国内最大的爱好者组织,论坛注册用户才4万,真正活跃的火箭爱好者屈指可数。

新京报:这些爱好者能发挥什么作用?

胡振宇: 美国大部分非常先进的航天技术突破,最早都是民间的爱好者去做的,很多专业人员都是爱好者出身。40万专业爱好者,每人出一个创意,这行业的创新能力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才会产生Space X(美国著名的私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企业。

新京报:你创业之后,不少人说你是中国版的Space X,你怎么看待这种比较?

胡振宇: 我们现在跟Space X差远了,没得比,当然不是说以后也没得比,我们还是有意愿做到他们这种级别的,慢慢磨练吧。

新京报:对于未来,你期望公司能实现对市场的冲击吗?

胡振宇: 当然,这领域有民营企业进来,如果它能做到一定级别,就可以刺激市场,马上就会有反应。

新京报:你考虑过创业会失败吗?

胡振宇: 说实话,创业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的性格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就算失败,我还是可以找钱找资源继续做下去。况且,这个公司仍然会刺激整个行业,会促进国内的航天产业向民营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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