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使得我的中国之旅和黑马游学团的以色列之旅同时如此迷人?其实这源自中以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性与差异性。

中国和以色列人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非常勤劳,重视子女教育,家庭观念浓厚。两国都拥有数千年的深厚文化积淀,也都在过去70年间经历了沉重苦难,民众心理上有很多贴近点。二战时犹太人死了600万,以色列周边环境非常糟糕。中国也一样,经历抗日战争和“文革”,都是非常痛苦的历史。巧合的是,中以两国人民也都被国家的大小所困扰,只不过犹太人困扰的是人口太少、国家太小,而中国又有着如此多的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压力更大。

中以双方又有着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在中以两国之间寻找HaOr Haganoz增加了难度。商业领域的差异是最显著的。比如一个以色列人说“很长的时间”,他是指两到三年,而中国人会认为两到三年对一个项目来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当以色列人提到“大额投资”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把这个投资额度仅仅看作“早期投资”;当以色列人说要“接地气”的时候,他往往指到中国来出差一个月,而中国人理解的“接地气”则是指由本土团队来直接领导当地业务。以色列人喜欢直接陷入激烈的斗争冲突中——有时候我在中国朋友身边给以色列同事打电话,我必须解释一下电话里的激烈对话只是正常沟通,不是吵架——而中国人讲究和为贵。

有趣的是,在中以两国,人们都会根据一些初步信息判断别人,初步信息的构成大有不同。比如在中国,“你是哪个大学的”是陌生人经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在以色列,没人问你从哪里毕业,陌生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在部队里面是做什么的”。在参加过1976年恩德培行动(又叫约纳坦行动,以纪念在此次行动中阵亡的英雄约纳坦-内塔尼亚胡,约纳坦也是现任总理的亲生哥哥)的那几十个特种部队队员中,出现了现任以色列驻华大使Matan Vilnai、前任安全部长Shaul Mofaz,还有很多成功的以色列商界领袖。在我们这次黑马游学团以色列站中,ironSource的一个创始人为我们组织了一次F16空军基地参访,那位创始人本身就是一名F16战斗机飞行员。在以色列,大约33%的顶级VC管理层是飞行员出身。

两国人民对结果的衡量也不一样,这会对刚到以色列的个人或公司的声誉产生极大影响。在我们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我们能看出来他对大家的热情和欢迎,他散发着极强的人格魅力,说了很多对中以双方未来巨大合作潜力的展望,当然还有中以两国关系深度战略意义的话。席间有几秒钟,他突然严肃起来,郑重地说:“我们一定要拿最终成果来说话。”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有时候别人也说我们有点务实过头。以色列人一般都希望尽快实现目标,不需要太多仪式和礼节上的安排,工作最好直入主题。我想,“短期内可见的合作成果”也许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想要强调的意思。

我认为在中以两国人民的众多文化差异中,有一个就是双方对时间、投入、责任的衡量标准不同。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如果我是一个中国投资者,我又希望从以色列那里赚到大钱,那我会明天就动身去以色列,看好项目先投资几十万美金,这事的重点是我作为一个中国投资者个人品牌的建立。投资这一行为,无论数额多少,在以色列人眼中就是“实干者”。投资就是“短期内可见的成果”,不管这第一笔钱投下去的成果如何,投资者会站在一个相对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优势地位,其他人只会被以色列人看成“空谈者”。而成为“实干者”之后,许多以色列创业公司就会排着队来找我谈,我可以从中发现未来之星,最终获得投资回报。

眼见为实

中以双方的相似性创造出了共同的利益和深度的理解,中以双方的差异性创造了冲突,也为那些愿意去努力化解冲突的人们提供了商机。在这种局面下,一定会有更多人愿意来感悟、体验这些碰撞火花的机会。作为一个定居在中国的人,我可以说,中国充满了各种灵感火花,并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多元可能性的地方。

我一直在寻找更多HaOr Haganoz,希望提升自我。在这个人生旅途中,中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站。我相信,无论中国企业家去以色列参访,还是以色列企业家到中国来交流,对双方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向其他国家的朋友展示我的祖国的原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想找到更多的“隐藏起来的智慧”,那就得找到资深的导师,获得靠谱的干货建议。跟随牛文文社长和徐小平老师这样的资深创业教父,亲自用双眼目睹以色列,这本身就是让人着迷和感到荣幸的事情。我很希望讲述我发现的一些HaOr Haganoz,但我又非常崇敬前辈们的经验,牛文文社长与徐小平老师的分享比我有深度得多。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直接来以色列吧,眼见为实。我会非常开心地与你们分享一些便利的工具和好玩的点子,使你们的以色列之旅更加充实、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