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日 | 与4亿网友一起记录一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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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日 | 与4亿网友一起记录一日史

让100年以后的人,看到今天的你是什么样子。要不要一起来?

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至今都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是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开始的。

以这一年为起点,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截至1991年的整个近现代历史划分为四个年代,分别是:革命的年代——1789年到1848年,资本的年代——1848年到1875年,帝国的年代——1875年到1914年,极端的年代——1914年到1991年。

离我们最近的,也是刚刚过去的“极端的年代”发生了什么?前面31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累计几十亿的人口卷入战乱,造成8000多万人死亡。此后的46年也并没好到哪里去,虽然不再打仗,整个世界却被分裂为两个阵营,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城市被用铁丝网和高墙隔离成敌对的两半。

一个产生了奥斯维辛、古拉格和文革的年代,用“极端”来概括,可谓精准传神。这种概括,在进行大历史的对比研究时,能够抓住一个历史时段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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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大历史也有自己的局限。对于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以及在德国国会纵火案里被冤枉纵火的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尔·卢贝,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分别导致了一战爆发和希特勒大权独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但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没有这个待遇。他们以群体的形态出场,比如1929-1931年经济危机里的1700万美国失业者,或者1938年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万南京市民,他们面目模糊、行为平庸,没有主动创造历史的才干和机遇,只能被动地受到历史潮流的波及,之后变成统计数字,成为某段历史的注脚。

而那些连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也没赶上的普通人,连以群体名义进入历史的机会都没有,仅仅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他们沉默地出生,沉默地死亡。以大历史的望远镜来看,他们不曾存在过。

有没有可能,让普通人也能在历史的某个角落留下一点痕迹,让几十年、上百年后的人们看到后,也能了解这个时代最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

1936年的初夏,作家茅盾在中国进行了这样一次尝试。他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征稿启事,希望记录一天之内中国的现实,彰显一天之内的中国全貌。

为此,他在征稿函里倡议全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以5月21日为主题,记述这一天内他/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来稿内容可以是中国任何地方5月21日发生的任何事,及任何人的经历,对任何方面的印象,文字材料和图画材料都可以。

这就是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创意《中国的一日》。

一、

放眼当时的世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1936年不算一个大事频发的年份,它距离二战全面爆发还有一段时间,不过也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

这年的1月1日,意大利军队攻占了埃塞俄比亚首都。

1月17日,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首次在公开演说中提出,作为“一个贫困的国家”,德国需要殖民地。

2月26日,即将被派往中国东北的一批日军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武装事变。

7月18日,西班牙爆发内战,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始捐款支持西班牙人民对抗叛军,第二年更是亲自参战。

11天后的7月29日,苏联开始了为期3年的大清洗运动,很多苏共高级领导人和苏联红军高级将领被“清洗”。

除此以外,世界其他地方还算平静。这一年,英王爱德华八世先是继位成为国王,后来又退位成为温莎公爵,在此后的人生中书写爱情神话;在带领美国人民走出大萧条的罗斯福击败竞争对手,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其他国家则显得乏善可陈。

相比之下,这一年的中国暗流涌动,各种力量都在积蓄,等待着一年之后的爆发。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先是占领东北,进而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国民政府一方面隐忍不发,为将来的抗战暗自备战;另一方面并未停止对于中共军队的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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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36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大批日本农业贫民以“日本开拓团”的身份移民中国东北,日军同时开始对伪“满洲国”的学校推行殖民教育,并在东北各大城市兴建基础设施,沈阳古城的大西城门也因此在1936年9月被拆除。

华东的上海虽然曾经被日军进犯,但多亏十九路军的拼死抵抗,才在动荡的时局中为十里洋场赢得了几年和平。利用宝贵的喘息机会,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实施的法币改革,也在1936年进入了全面铺开的阶段。中国民众从此结束了使用银元的历史,试着使用法币,白银国有化政策让全国的白银都开始向上海集中。

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自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国际学联甚至将1936年4月22日至29日定为“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号召各国学生去日本驻该国大使馆示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工商界、华侨,以及其他阶层的社会民众也开始加入了呼吁救亡的大合唱。

西北的情况比较复杂。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红军结束了漫长的长征抵达延安,并在一年后的1936年10月实现了三大主力的会师。张学良在西安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比红军到达延安还要早十多天。但这位丢掉了东北的东北军少帅,对抗日的热情远远大于“剿匪”,在1936年一年内都忙于与各路力主抗战的人士接触,并在当年12月12日联合杨虎城对蒋介石上演兵谏,迫使蒋联合中共共同抗战。

二、

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则为这一年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通过这本泛黄的竖版老书,80年后的读者可以穿越回到1936年的5月21日,去各个城市窥测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动荡年代的普通一天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呢?

江苏某个城市的大操场,三百多个城区壮丁在清早开始了第一天的军事训练,以备日后上战场前线。这些人包括工人、农民、苦力、人力车夫、理发匠、小店主……他们或站或蹲聚拢成四五个小团体,相互吐槽:训练耽误工作不说,还挤压了他们本来就有限的睡眠时间,让干重体力活儿的人没力气上工。

广州的“林”一大早就听说朋友莫君的孩子阿青失踪了。这个孩子才十二三岁,却出奇的庄重、沉默。阿青平日里喜欢看《三剑侠》、《剑仙》、《峨眉道人》这类武侠连环画,甚至到了入迷的地步,嚷嚷着,“我想学剑术,学会了,那谁来欺辱我们国家,我便那个他……”老师和家长并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这几天,阿青偷了妈妈两块钱,跟同伴去峨眉山寻找道人拜师学艺,这才后悔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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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沦陷区的某个学校,这天上午上的是中国历史课。老师面色苍白地走进课堂,第一句话就是,“拿出笔墨来……”紧接着,让大家把南京事变、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内容全部删去。这样下来,全书将近一半的内容要被删除。说完后,老师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下了“删去”二字。老师低下头去,讲台上已有两三滴泪水。

来自上海的钱菊林女士刚迁居甘肃兰州不久,爱热闹的她来到距兰州城南五里地的五泉山,逛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庙会。在这位大城市女孩看来,山上摊贩卖的油酥饼、香烟,小孩子玩的长矛短剑泥人假面都太粗劣,根本竞争不过一旁在卖的日本货。大门内的戏台上演着秦腔。大殿的楼梯前,一群人围坐着听一个人指手画脚地演说,但却不是在说书,而是基督教徒在传福音。

太阳渐渐升高了,皖南的一个五百来户人家的小乡镇上,粮行门前的人们讨论着这年大麦的行市。同时一个消息在镇子上疯传:挑水的老张攒了些钱,区公所的区长哄着他交完了24块大龙洋银元的“挑水捐”后,答应这条街只许他一个人挑水。可他捐完后发现还是有其他人挑水,跑到区长处告状,据说区公所要大批抓捕那些没有完捐的挑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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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10分,北平的地方法院审理了一起通奸案件。嫁到宛平县的26岁少妇王徐氏以肚子疼治病为由,跟着农民刘小三跑了。她自述原因是,以给人看河为生的丈夫王国锡老是打她,也没法养活她,每天连窝头都不够吃。

远在贵州贵阳的正谊市虽然坐拥美景,但地处偏远,连市政府都是两年前才建立,刚开始只有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和一些简单的事务委员会,后来才慢慢有了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当地的私立正谊小学有30多名老师、600多名学生,苦于信息闭塞,因而特别渴望了解外界的信息。为此,校方特意组织了儿童通讯社,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小朋友交流彼此的生活与见闻。给《中国的一日》这篇征文的投稿,就是通讯社的第一篇对外通讯。

河北保定的料峭春意还没散尽,吃完晚饭,青年学生小荻和舍友老萧搭着肩膀在学校附近散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最近读的书。互道“处处小心”后,小荻回屋。等他再从屋里出来,发现老萧不见了。一问同学麻子才知道,老萧被××司令部带走了,只知道是“公安犯”,带走时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小荻躺在床上,眯眼看着老萧空空的光板床,心里一阵乱跳。

三、

如果用流行的互联网眼光回过头来看,茅盾的《中国的一日》是国内首次大规模UGC(用户生成内容)行为艺术的尝试。

当然,这个思路也不是茅盾的原创,而是模仿自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创意。高尔基在1936年春天提出《世界的一日》的征稿设想,如果这个想法真能实现,堪称人类历史上一次雄心阔大的创举,但高尔基在当年6月18日去世,没能来得及完成。

高尔基去世时,茅盾和同事们正在忙于《中国的一日》项目的编辑和出版。征稿函在当年4月27日刊登在《大公报》上,文体不拘,小说、散文、书信、日记、短剧、游记、报告以至绘画、摄影都可以。为了在成书中容纳更多人的投稿,规定字数篇幅在1000字以内。从刊登征稿启事到最终编辑成书,仅仅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在那样一个书信全凭邮路的年代,堪称高效。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小说作家、媒体主编双重身份的茅盾,对于当时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影响力,比80年后的韩寒与郭敬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便如此,在征稿启事发出后,他心里还是很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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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团队都是一群写文章的文人,并没有一个遍及全国的文化组织可以发动大家投稿。为了防止冷场,编辑们通过私人关系找了很多关系来发动投稿,但效果并不好。茅盾号召大家记录5月21日的一天,但时间过了半个多月,收到的稿子也没多少。

眼见这个创意就要搞砸,形势在6月10日左右陡转,全国各地开始涌来大量投稿。最终收到的稿件超过3000篇,字数在600万字以上,国内除了新疆、西藏、青海、西康、蒙古之外,其他省市,甚至远到南洋、日本都有读者投稿。读者里除了僧道妓和“跑江湖的”以外,覆盖了所有社会阶层。让编辑们转眼间陷入了幸福的烦恼:每一篇来稿背后都是一份希望在历史留档的热切心意,让谁上,不让谁上,应该如何取舍?

读者来稿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人是店员、小商人、公务员、警察、士兵、宪兵、小学教员等,他们并非专业作家,文字谈不上有描写技巧,很多来稿甚至都不太通顺。但正是字里行间这种可贵的粗糙感,让来稿饱含着来自人间的烟火气,契合茅盾发动民众记录“一日史”的初衷。

80年过去,媒介形态已经从那个年代的纸张+广播,进化到移动互联网。80年后翻看这些文字,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对足以穿越时间的永恒人性的感慨——虽然经历大半个世纪的世易时移,两个时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却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发动全国的读者来记录自己一天的“一日史”,即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也是网易新闻和单读双方合作,在整整80年之后,向历史致敬的直接原因。

为了对应轻便化、可视化的趋势,我们特别强调,在文字投稿以外,尤其欢迎图片和短视频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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