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习惯关注宏大的叙事,企业管理实践这么细节的话题,相比“制度”来说,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在意的焦点,留给管理学家去研究就好。遗憾的是,经济系和管理系在绝大多数大学都分属不同学院,教授们彼此无来往,管理学家也几乎不关注国家竞争力这类话题。而且,管理学家长期采取的“案例”和“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一直不被关注“大数据”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因为“案例”有选择偏差,不能解释成功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真正差距,而“问卷调查”受到各种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管理系从来没有用客观衡量的“管理实践”来解释是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距。
突破来自于斯坦福大学教授,曾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Nicholas Bloom,他与合作者采取了“双盲”的问卷调查方法,即被采访的企业管理者并不知道处于问卷调查之中,由于这些制造业企业只是中等规模(雇员人数在500-1000之间),知名度不高,采访的MBA学生并不知道除了企业名字之外的任何财务信息,不会先入为主地判定被采访企业的管理实践能力。他们设计的问卷对3个大类(监督、目标和激励)18项标准化的管理实践(例如业绩追踪、评估、目标管理、奖优罚劣、人才的吸引,管理,晋级与保留等)做出清晰的评分指引,从低到高分成1到5分五个等级。每个企业的综合得分为18项评分的均值,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所在国家的管理实践得分。下图显示跨国比较排名,国家或地区边上的数字代表被采访企业数量。
不巧的是,524家中国企业的综合得分和目标管理得分都排在了末位。如果把企业按地区显示综合得分分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更大,例如美国695家企业的综合得分分布接近正态,得1分和5分的比例接近,围绕平均分的企业比例最多。相反,中国几乎找不到综合得分超过4分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在巴西、印度、希腊和葡萄牙都有一定比例(Bloom教授在2016年把调查的企业扩展到35个地区,数量超过11000家,覆盖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例如学校,医院,律师和税务事务所等,763家中国企业的平均综合得分为2.71,排名第20位,超过了巴西,印度,但仍然落后于希腊和葡萄牙)。
有趣的是,将企业CEO对个人管理能力的自我评估得分减去所属企业的综合得分,平均分最高的五名就是上图中的后五名,而得分最低的是美国。可见,企业管理业绩差的CEO反而是自我感觉最好,最为过度自信的。
和中国的经济增速比较,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综合得分低的结果让人意外,但仔细一想又没那么意外了。流行的说法“西方企业靠制度管理,中国企业靠人管理”正是在强调中国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缺失。相比美国企业的朝九晚五工作制,法国每周更短的工作时间,年初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996工作制”的背后同样是中国企业在管理流程上普遍存在的低效率(相应地,管理实践得分和人均GDP的差异也是一致的)。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企业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度不足,甚至嘲笑外资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外企业在管理实践上能力的差距一下子凸显,依靠制度管理的外资企业可以裁员增效,而中资企业裁员却不容易换来效率增加的结果。
单独考察每个地区企业管理实践综合得分与生产率、利润,销售增速等财务数据,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清晰、统计显著的线性关系。换言之,与其费时耗力、效果并不明显地地从国家宏观层面进行制度模仿和转换以提升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不如采取在企业管理实践层面的学习与借鉴,这样的做法并不受到优秀企业家数量有限的制约。当然,与直觉一致的是,教育,竞争,劳动力市场制度,企业股东结构等都会影响企业的管理得分,例如政府,家族控制的企业得分较低,跨国公司的得分较高;股东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得分要高于股东集中的公司。
更加重要的是,Bloom教授的研究显示,采取优秀的管理实践,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就取得显著的效果。例如在印度纺织企业采取的实验结果显示,采取5个月的标准化管理实践改进的企业,在一年时间里相比未改进的同类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了17%,利润多出30万美元(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为745万美元)。即使企业需要为学习和实施先进的管理实践支付一定的费用,但一次性的投入可以换来长久的绩效提升,显然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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