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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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当然不是说农民就不能控制财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因,最好就离它远一点。

文 | 王石

万科股权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吸引了各方关注。7月10日凌晨,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发微博称,他有一个最佳和稀泥收场方案:两个大股东想办法稳住管理层。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战略咨询费。

史玉柱微博原文如下:

万科风波,话题敏感,不宜评论,但大嘴巴忍不住想喷几句。

各方诉求:

1.华润,希望万科未来稳定发展,不满王石作风,对万科业绩满意;

2.宝能,希望万科稳定发展,增加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其罢免全体董事提案是策略,未必是真实想法,估计只想罢免王石;

3.王石,万科的缔造者,对万科感情最深,个性张扬而得罪太多人。估计当下王石也觉得位置不保,只是体面还是狼狈离开的问题;

4.万科高管,对王石感情深厚,不少人与其共进退。他们是万科优秀文化的载体,出色管理的操盘者。这场风波使其知名度大增。如果集体出走再造新的万科,对万科是灾难,对个人是幸事,会有大把人给钱投资,包括我这个坚决不做房地产的人。

5.万科员工,希望万科稳定发展,不希望大股东空降管理层。

综合各方诉求,我觉得最佳和稀泥收场方案:两个大股东想办法稳住管理层。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战略咨询费。由两个大股东、管理层、独董组成新的董事会。

万科的合伙人制度脱胎于阿里,很科学,董事长、总裁由合伙人集体商议推荐,董事会考核批准。这样,华润、宝能、王石、管理层、员工、中小股东,皆大欢喜。

去年7月宝能第一次举牌万科,到现在,时间整整过去了一年。而万科事件发酵至今,涉及到的各方,都背负了重重压力。而如果各方都不能以万科利益最大化为考虑,那么,一年来的拉锯战再持续下去,最终,恐怕谁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赢家。

王石曾经写过一本书《王石说》,副标题是“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现在来看似乎要一语成谶。

以下就是创业家&i黑马在王石署名出版的书籍《王石说: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中的摘录,在这里,王石讲述了当年为何放弃40%万科股份,并坦言“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20多年来,我的三次关键放弃

在2005年的时候,我的年薪加奖金,一共是60万元。在微博上谈到这个问题,有朋友惊诧于这个数字,当然,惊讶的人是泾渭分明的两派。一边认为,60万元是天价,我只能表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年薪加奖金这个数目是合理的。另一边认为,王石怎么可能只拿年薪加奖金,而且还只是60万元——这个问题,早在1988年就讨论过。

实际上,1988年公司的净资产是人民币1 300万,我名下占40%,价值500万元,当然,我知道的次日就放弃了。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把握好,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在。因为如果这些是国家的钱,你通过贪污、渎职等弄到自己口袋里,你的价值观会为你做出清晰明了的选择。

但是这些钱,突然是你自己的了,是合法的,你可以随意花,可以花天酒地,可以买房子,甚至像我们开玩笑那样说,可以买两辆车,开一辆拉一辆。当然,并不等于我们拥有了财富就一定会这样,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是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把握这笔钱。因为没有信心能把握住它,就只能放弃它,放弃它就不会有那么多包袱。

以我现在的身份,无论到哪里演讲或者参加活动,既不带保镖,也不带秘书。因为我没有不安全感。试想当年那沸沸扬扬的500万元我要是拿了,我不雇保镖,我得给我的女儿雇保镖,因为也许不会打劫我,但或许会去打劫她。所以我就干脆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不需要打我的主意,我的钱就那么多,而且多数我都捐出去。

而这个捐出去,算是我的第二次放弃。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你的能力,你创造的财富,你和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互动的,当然你还有你的嗜好,因为以你的能力把企业做大了,可以投入一些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虽然我说2005年我的年薪是60万元,但是作为三口之家,有父母要赡养,另外还拿出钱进行公益活动,所剩不多。

于是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都会质疑我的那些探险所需要的钱是哪儿来的。我会很坦率地说,公司不为此出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出钱的。另外,登山活动确实很花钱,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去“独孤求败”,你要组织探险队,但组织探险队,年轻人他们在经济上是有压力的,是负担不起的,所以除了自己的钱自己出,还得负责为他们筹集钱,怎么筹集?我只好“卖身”,做广告。

我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做广告,这些广告收入,除了做些公益活动外,就是把其中一些支持给这些队员,我也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收入。这是我的第二次放弃,每次谈到这点时,我心里都感到非常轻松。

第三次是对万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放弃。即从1993年开始,从一个多元化的企业转向做房地产,在房地产方面又专门做住宅。当时计划用五年时间来完成转型“瘦身计划”,即把房地产作为万科的主营业务。

什么叫主营业务呢,就是你的经营规模要达到收入的80%,或者你的利润来源达到70%以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只要有一个达到了,那个业务就算你的主营业务。实际上,这个“瘦身计划”我们用了八年的时间,到2001年才完成。

期间一直在不断地放弃、放弃、放弃,长达八年的放弃历程,很痛苦,但也奠定了万科非常明确的行业目标。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目标之外的,无论多么诱人或者不舍,都要放弃。

第一次和第二次放弃是和我个人的成长密切关系的,第三次放弃确定了万科的一个成长。在这些放弃的过程中,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你会发现很多有经验的,非常非常好的公司,非主营业务几倍地高于主营业务。为什么?股市好,他把钱投到股市上去,很快就能赚钱,因为股市在牛市的时候傻瓜都能赚钱,更何况上市公司,他们用筹集的钱投入股市,赚钱会更容易。

但是我们发现,到了2008年,很多很优秀的企业突然经营亏损了,因为股市连续几个月“跳水”,而他们把资金都挪动到非主营业务上去了,非主营业务不但不赚钱,还大量亏钱,主营业务自然会受到影响。

一个很有钱又能抵得住诱惑的公司,太难找了。万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直在减、减、减,偏离主心骨的东西果断放弃,于是到2008年,按照国际标准统计的数字,万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了。

放下,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可能有很多层的含义,但我回顾这20来年所走的路,很确定,这三次放下都是我人生中的关键事件。

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1989年,当时正值中美国际政治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来中国进行访问。美国大使馆就介绍说,深圳有一位企业家很值得采访。因为1988年万科刚进行企业股份化改造,开始公开发行股票,这在国内企业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刚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摄制组还是趟着水,扛着机器来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问了第一个问题后,采访就卡壳了——当然这个问题后来不断地被各个媒体问起,我也在不停地重复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来至今令人莞尔。

后来知道那是个很著名的主持人,她的问题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你拥有的财富是多少?”我说,我是拿工资的,很容易算。那还是在1989年,我并非绕弯子、卖关子,都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但这种实事求是让这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问不下去了。

因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成功企业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拥有多少财富。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公司净资产是人民币1 300万元,当时分到我名下的是总资产的40%,相当于500万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弃了这笔钱。所以我只拿工资这个事情,让她很是惊愕,也无法理解。

当然,几十年过去了,即使现在谈到我只拿工资,依旧会有人表示惊讶。为什么公司明确规定属于你的钱,你还放弃呢?

我想,同时代生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家,也许更能理解我放弃的原因。实际上,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成功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传统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给你创造财富,但是把钱看得很轻,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

另一方面,这与高尚其实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我也喜欢钱,因为创业是需要钱的。但为什么我还要放弃呢?因为财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会举出李嘉诚、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来例证。但我不是李嘉诚,不是沃伦·巴菲特,更不是比尔·盖茨,我们所处的社会体制也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可能是通过你合法赚取财富的多少来评价能力,看你是不是创业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尽如是,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更不是。我们的传统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穷没问题,但是你一个人突然很有钱,那就一定会有麻烦。

显然,这些财富和我寻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碍事业向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是从没有钱这样过来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拥有财富的机会,我当时并不能确定,我突然很有钱之后能不能控制短时间暴富的心态变化,你的家族会怎么来分配,在这些都不清楚的时候,我是有些胆怯的。

说来也比较有意思,我曾经查过家谱,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为地主是具备控制财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们家族全是农民。当然不是说农民就不能控制财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因,最好就离它远一点。这在现在听起来有些唯心主义,但是对于已经创立的财富,作为一个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就得很谨慎。

当然还有一点,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这个公司,凭我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也能在这个公司做管理,并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并不热衷于拥有如何巨大的财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钱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个人创业、做个人的公司其实是更能彰显“野心”,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在国营体制下来做?实际上这是资源的一个权衡,在中国,要在商界有一番作为,国营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民营资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扩张了,这就是挤出效应,资源就这么多,如果国营资源占得多,民营资源自然就少了。

所以万科现在虽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东还是国有,这个和国家的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体制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所以尽管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税收问题上的贡献很大,但是在资源分配上,总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说,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本文大部分内容摘自《王石说: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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