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创业公司的团队可能都会像中国女排一样年轻没经验，但成功并非没有可能。
“每个创业公司的团队可能都会像中国女排一样年轻没经验，但成功并非没有可能。
今日，中国女排再次顽强逆转，所有的褒奖重新归来。这一切，重新执掌女排的主教练郎平理所应得。郎平用一个没有特大明星的年轻团队打赢了奥运会，她值得创始人学习的地方很多。
整场比赛，郎平在场边，说的最多的是稳住节奏，不要急着去拿下比赛。
这是一位过来人或者团队主心骨的素质和经验。中国女排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当天表现最为突出的主攻朱婷年仅21岁。这是一群没有过人天赋、敢想敢拼的普通姑娘。然而当这样一群人团结在一起，在一位富有经验、功勋卓越的教练带领下，竟然创造了奇迹，击败了原本实力更加强大的对手。
如果没有郎平，这个比赛拿不下来。这一届女排球员的个人能力并没有特别突出，也没有核心人物。但郎平牢牢把控着比赛节奏，每次对手的反击刚有起色，她便立马叫停，调整节奏，再上场时起码连得三分。而这种做法屡试不爽。
每次请求暂停，郎平与团队心平静气的沟通，并非只在传授技术，她实际上是让这一帮年轻的队员，学会在国际大赛中，如何把握节奏，如何不计较得失把比赛打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好。
这是郎平能够凭借年轻的团队取胜的关键，这也与其在国外生活的八年密切相关。
1984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奥运金牌。郎平的球员生涯到达了巅峰。这时的郎平没有躺在荣誉上下不来，而是选择离开北京去了美国读书。郎平在出国之后，与她一同奋战的队友们此后都加官晋爵。她却依然是一个“国际农民”，一穷二白，放下鲜花和掌声，从零开始。她在美国一所学校当助教，带一群不会打球的学生。而她本人连一顿麦当劳都舍不得吃，世界冠军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995年，郎平才在国家队的应邀下重新回国。
这种坎坷经历使得郎平懂得如何将一群普通人组合成的团队，在一套体系和方法下，获得超越普通人的成功。郎平知道，她面对的女排这个团队就是一群普通的姑娘们。要把仗打赢，劲不能散。郎平现在如果辞职了，这个团队立即就散了，肯定不行。所以从开始这个团队精神一直传下来，里面不能有杂音，有杂音就隔离掉，像高压锅和游泳池。
这是从郎平带团队中能看到的创始人精神，充满着把普通人变成不普通的劲。普通人只有靠一股劲，才能成，这是郎平。
创始人如果光想着自己专业能力很强，剩下的人都不行，也不想法设法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肯定会出问题。大部分创业者拥有的团队并不豪华，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成功，郎平的成功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我们将此归结为高压锅文化和游泳池文化。高压锅文化就是大家都在高压锅里，不漏气、不散气，大家使一种劲。因为一旦哪个地方的气散了，整个团队都得重新来。游泳池文化就是人人都在游泳，不能有人在上面看。游泳池边上不能有人，得全部踹到水里。说别人好或者不好都很容易，难的是自己也下水游一游。
创业同样如此，每个团队都要像创始团队那样，需要离开舒适区，进入学习区，脚踏大地。
以下内容节选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记录了郎平在1987年出国到1995年回国执教的八年艰辛岁月。
撤！不能躺在荣誉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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