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启示:创始人如何用平凡团队夺取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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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启示:创始人如何用平凡团队夺取重大胜利

每个创业公司的团队可能都会像中国女排一样年轻没经验,但成功并非没有可能。

“每个创业公司的团队可能都会像中国女排一样年轻没经验,但成功并非没有可能。

今日,中国女排再次顽强逆转,所有的褒奖重新归来。这一切,重新执掌女排的主教练郎平理所应得。郎平用一个没有特大明星的年轻团队打赢了奥运会,她值得创始人学习的地方很多。

整场比赛,郎平在场边,说的最多的是稳住节奏,不要急着去拿下比赛。

这是一位过来人或者团队主心骨的素质和经验。中国女排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当天表现最为突出的主攻朱婷年仅21岁。这是一群没有过人天赋、敢想敢拼的普通姑娘。然而当这样一群人团结在一起,在一位富有经验、功勋卓越的教练带领下,竟然创造了奇迹,击败了原本实力更加强大的对手。

如果没有郎平,这个比赛拿不下来。这一届女排球员的个人能力并没有特别突出,也没有核心人物。但郎平牢牢把控着比赛节奏,每次对手的反击刚有起色,她便立马叫停,调整节奏,再上场时起码连得三分。而这种做法屡试不爽。

每次请求暂停,郎平与团队心平静气的沟通,并非只在传授技术,她实际上是让这一帮年轻的队员,学会在国际大赛中,如何把握节奏,如何不计较得失把比赛打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好。

这是郎平能够凭借年轻的团队取胜的关键,这也与其在国外生活的八年密切相关。

1984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奥运金牌。郎平的球员生涯到达了巅峰。这时的郎平没有躺在荣誉上下不来,而是选择离开北京去了美国读书。郎平在出国之后,与她一同奋战的队友们此后都加官晋爵。她却依然是一个“国际农民”,一穷二白,放下鲜花和掌声,从零开始。她在美国一所学校当助教,带一群不会打球的学生。而她本人连一顿麦当劳都舍不得吃,世界冠军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995年,郎平才在国家队的应邀下重新回国。

这种坎坷经历使得郎平懂得如何将一群普通人组合成的团队,在一套体系和方法下,获得超越普通人的成功。郎平知道,她面对的女排这个团队就是一群普通的姑娘们。要把仗打赢,劲不能散。郎平现在如果辞职了,这个团队立即就散了,肯定不行。所以从开始这个团队精神一直传下来,里面不能有杂音,有杂音就隔离掉,像高压锅和游泳池。

这是从郎平带团队中能看到的创始人精神,充满着把普通人变成不普通的劲。通人只有靠一股劲,才能成,这是郎平。

创始人如果光想着自己专业能力很强,剩下的人都不行,也不想法设法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肯定会出问题。大部分创业者拥有的团队并不豪华,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成功,郎平的成功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我们将此归结为高压锅文化和游泳池文化。高压锅文化就是大家都在高压锅里,不漏气、不散气,大家使一种劲。因为一旦哪个地方的气散了,整个团队都得重新来。游泳池文化就是人人都在游泳,不能有人在上面看。游泳池边上不能有人,得全部踹到水里。说别人好或者不好都很容易,难的是自己也下水游一游。

创业同样如此,每个团队都要像创始团队那样,需要离开舒适区,进入学习区,脚踏大地

以下内容节选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记录了郎平在1987年出国到1995年回国执教的八年艰辛岁月。

撤!不能躺在荣誉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中国女排 创始人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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