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屠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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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屠龙记

“学成屠龙艺已精﹐如今教人学屠龙。”

来源 | 阿尔法工场(ID:alpworks)

文 | 李斌

“学成屠龙艺已精﹐如今教人学屠龙。”——纽约大学物理系咖啡屋里的一幅卡通画

大学教授辞职进入华尔街,人们称为“上街”,在中国则称为“下海”。 一位学者走下神圣的讲坛,从此告别安稳的生活,步入危机四伏而又冷酷无情的花花世界,大家既同情他的痛苦和无奈,又羡慕他身旁不久将堆起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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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物理学博士必定在追求科学的漫漫征途中经受了种种考验,付出了多少辛劳。通常,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不变的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和物理学教授。

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已经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广岛一颗原子弹将十里方圆化为灰烬、电视机进入每一个普通人家、阿姆斯特朗跨出登月的一步。该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

到90年代,似乎物理学已走到了尽头。剩下的课题不是成功机会渺茫就是枯燥乏味﹐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有多大意思。我发现自己就像纽大物理系咖啡屋墙上卡通画里的屠龙者。

在纽约大学数学系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员,我于1993年正式下海。在这之前,我的几个朋友很早就放弃了物理﹐先后进商学院取得了金融博士学位。有几位已在华尔街任职。谣传说他们入行第一年的年薪就高达十几万美元。这个消息在处于象牙塔尖的莘莘学子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渐渐地,我发现股票交易、期权和华尔街轶事成为越来越多博士们谈论的话题。

我怀着一分疑虑购买了霍尔教授所著的《期货、期权和衍生证券》(Futures Options and Other Derivative Securities) 一书。该书很有名气,被称为“华尔街的圣经”。我很惊讶地发现书中的内容十分有趣。许多公式和推论都颇有难度,且非常精妙,很像物理学。尤其是 Black-Scholes 两人获诺贝尔奖的杰作——期权定价数模——让我拍案叫绝,真后悔当初怎么没去学金融,或许我也能作出同样漂亮的工作!

为了解华尔街的文化和运作,我一口气读完了《吹牛大王的扑克牌》(Liar’s Poker)、《钞票文化》(Money Culture)、《贼窝窃贼》(Thieves at the Den)《门旁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 等几本书。书中对华尔街的文化、历史、名人轶事和尔虞我诈的氛围做了详尽的描绘。就像当年读《教父》那样,我深深为之吸引。我越读越觉有趣,便开始有点儿跃跃欲试 ﹐也想到华尔街去碰碰自己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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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普天寿证券公司就职的朋友给了我华尔街最大的八家猎头公司的名片。之后我开始投递简历。其中的五家很快给我回音。一个月后,一位好心的猎头公司小姐安排我去吓吓有名的JP摩根公司金融衍生证券研究中心面试。在我面试的那天早上,她又给我挂了电话,鼓励我道:“自信些,从今往后你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坐落于华尔街六十号JP摩根公司的摩天大楼显得阴沉﹐压抑﹐不可一世。好在接待我的人非常热情。从名片看他是公司副总裁。我很讶异,难道自己真的那么被重视?

接着,六个面试官轮番对我进行了各20分钟的狂轰滥炸。有的人问的问题简直象是儿童游戏。“用一架天平从八个看上去一模一样的钱币中找出其中的假币,最少需秤几次?”也有人问我:“能否用蒙特卡罗模拟试验来确定美式期权的价格﹖”同时我了解到他们原来都是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工程师。他们说许多和我背景相仿的人也参加了面试。两天后,我又去复试。两个交易员又问了我许多类似的智力测验问题。接着我被告知耐心等待结果。七个月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

摩根

1993年9月,另一家猎头公司打电话说华尔街最大最有名的美林公司需要有我这样学历背景的人做房屋抵押贷款证券的研究。他设法在两星期内给我安排了面试。

我预感这次面试的内容很可能和JP摩根公司大同小异。为了得到这份竞争激烈的工作,我必须有所表现﹐脱颖而出。我立刻着手研究抵押金证券,搜集相关内容材料。我买了一本讲述抵押金证券的入门书,从早到晚埋头苦读。

十天后,我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抵押金证券隐含期权的论文。其中提出了我个人的计算机模拟计算方法,并用五种上市的抵押金证券做了例证。其次,我运用了有限区分法将霍尔书中的美式期权定价做了验算,并将结果整齐规范地纳入我的论文中。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将来的经理罗杰告诉我,我正是他所需要的人。“你能活用学术知识,用数学方法将实际问题简洁地公式化,并算出结果,很好。”这一次我又被八个面试官在三次会面中先后轰炸了一番。

10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罗杰打电话给我,让我下周一去见他。周一早上8点,我按时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开的条件是:六万五千基本年薪外加在每年二月发放的年度奖金。我对这样的待遇很满意﹐这比我在纽大作博士后的年薪至少高出一倍。他说他桌上还放着四十几份简历,许多人和我的条件不相上下,而他们最终选择了我。

最后摊牌的时间到了。我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告诉我的两位博士后女导师我想辞职。她们一直对我抱有很大期望﹐指望我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不想看我前功尽弃。当时我的感受很复杂,像打翻了五味瓶,难过中夹杂着兴奋,害怕中充满了希望。我犹豫着,怀疑我的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过去一生追求的背叛。

这段漫漫长路我走得好辛苦。在我自己选择的理论物理研究领域,我一心一意地耕耘了14年。先后进了好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尽管至今一无所成,但是哪个科学家不是从博士后开始的呢?

不论你信不信,我曾经有远大的理想。当我15岁半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的时候我就立志要成为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夜以继日地看书﹐除了学习,还是学习。许多年来﹐刚刚走出考试场,就立刻投入到下一轮的复习中去。我的视力下降,从不参加舞会,常常思索问题而彻夜不眠。这一次如果选择了到美林公司,过去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我并非一无所获,它曾给我带来许多欢乐和成就感。当我刚考上CUSPEA 计划来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了,我将成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和许多现在一来美国就瞄准了就业机会,马上转读计算机或工商学硕士的学生不同,十年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物质世界”——正像麦当娜歌里唱的那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实社会(material world)——并认为美国能提供最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我从没有像那时那样渴望成为一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我发誓要在人类智慧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职业有贵贱之分,而从事科学事业是最崇高的职业。每当困惑彷徨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看看那个法官吧,任何人都不比他更成功了。但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呢?整整一个晚上,面对这五十几个忧心忡忡的人,排队等待他的裁决。他板着一张脸,盘算着谁该被处以超速罚款,谁的违章停车罚款能够稍做减免。真是芝麻蒜皮的小事!那些年收入十几二十万的牙医干的又是什么?一个星期七天,她每天毫无例外地夹着棉球瞪着人们的嘴巴。真是悲剧!

科学家才是真正的国王。在惬意的傍晚,我们思考着宇宙和时空的奥秘,享受着一杯热茶和一支雪茄的乐趣﹔我们想象在另一个星球上的智慧生物会是什么样。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工作,它毕竟不俗﹐真实﹐永恒﹐而且有趣。

我不得不问自己,金融界的工作是更接近俗物缠身的法官的工作还是象牙医的工作那样肮脏不堪?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从此要每天早起,不分季节,一律穿西装,带领带。在那种拘谨的正式场合,在一成不变的重复工作中,人必然失去科学家们最为珍视的自由。

好在事情的发展比我的预想要好。我和妻子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和迪斯尼乐园里玩了一周后,我的学术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我开始到美林公司上班,不久就习惯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的工作日程。

每天早上,我从世贸中心地铁站下车,总要穿过一条宽阔的长廊才能到达世界金融中心。美林公司占踞了世界金融中心四幢大楼中的两幢﹐并且就在哈德逊河边。无比富丽堂皇的世界金融中心群体建筑与举世闻名的世贸中心两幢一百一十层的摩天大楼互相联通。

世贸中心

长廊里人流如潮﹐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看去只见黑压压一片西装与套裙。这就是世界金融的枢纽和心脏。这段路总是让我意气风发,精神振奋,觉到强烈的现代感和使命感。我勉励自己,这就是我的生涯﹐我一定要成为一位出色的金融家。当我拿着第一张工资支票回到家,全家人都乐得眉开眼笑。

我最初被分配建立法国债券利率曲线并作债券定价分析的工作。我和另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来的物理学者合作建立了“美林债券利率曲线模型”,受到了公司的重视和肯定。今天这个模型已得到了金融界极其广泛的运用。

首战告捷,倍受鼓舞﹐我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在金融界,学者们可以合理有效地解决各类实际问题。许多分析家,交易员和销售人员都阅读我们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为依据为客户制订交易和投资方案。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不会那么快就取得实际成效。

我初入华尔街,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渐渐地,发现自己可以在金融界站稳脚跟并开辟一片广阔天地。看来﹐我的事业有了新的方向和转机。应用金融学正需要象我们这样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

当市场作用力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显著作用的时侯,金融学日益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学科。科学的方法已能被有效地用于建立金融模型﹐并带来实际效益。到华尔街工作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科学。

反而﹐我们促使金融学演变成为一门崭新的科学学科﹐我们本人也成为了这门崭新学科的开创者和科学家。我们在科学效益化的进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学的学术挑战性并不亚于理论物理学。两者在难度上无分轩轾。

1995年,我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至此我才明白了副总裁头衔的意义。80年代末,股市低靡,证券公司盈利微薄,有的公司甚至出现了利润负增长。谣传当时华尔街的各家公司没钱支付员工奖金,所以只能以升职的形式稍做补偿。有许多人被任命为助理副总裁、有的当上了副总裁、更有甚者登上了首席副总裁的宝座。于是便有人开玩笑说,副总裁,英文叫“VP”﹐也就是“虚无人”,因为虚无人的开头两个子母也是VP。

大家都晓得﹐当上助理的有名无实,当上副总裁的也不过尔尔,就连首席副总裁也有很多位。更有人警告千万别上噱头头衔的当。有关头衔的误导,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在美林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丹沓利访问北京后不久,我也回到了中国。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我上周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老板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来?”

罗杰在我进公司三个月后被解雇了,其中原因复杂,我不十分清楚。他精明能干﹐满腹机谋。这个印度才子15岁就取得了学士学位。20岁在大名鼎鼎的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头衔。到我进公司为止,他已在金融界奋战整整八年了。他的小组建立已三年。开始曾一度非常红火,连现任总裁戴维科曼斯基遇到小组的任何一位组员都会停下来和其握手。

后来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不久又被往上再提拔了一级。接着便有人从罗杰手里抢去了他原先许多地盘﹐他在公司中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直至最后被放了长假。

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先后与我共事的15人中有12人遭到和罗杰类似的命运。有的被炒了鱿鱼、有的被压制、有的被换到其他部门,还有的另谋出路,跳槽到其他公司去了。

曾经一度,我们小组只剩下我的上司和我两个人。我们坚守阵地终于盼来了重整旗鼓的一天。我们的部门又开始壮大昌盛起来了。我过去学物理现搞金融的同仁们由于各种原因在华尔街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只有我在美林公司一干就是四年。

从事这一行的任何人都要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每个人都清楚收入的高低基本取决于每年二月发的奖金数额的多寡。上司们通过这个手段管理约制下属。从我的工作日程安排看,我实在很走运。我幸遇一位明理的上司。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新成果层出不穷﹐因此没有人找我的麻烦。尽管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周末都耗在办公室里,但绝不是压力太大或工作量过重导致的﹐我只是喜欢在办公室里工作而已。

但不是人人都像我那么幸运。公司的另一个组有一位严厉的“抽鞭子”老板。他们组中大多数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单身汉。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在晚上7点前下班。有的人天天忙到午夜,从没享受过一天的节假日。他们几十个人围着一个庞大复杂的“万能金融分析系统软件”日夜操劳。

更糟糕的是小组最初创建时的原班人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新人们个个小心翼翼,不敢真正介入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却又在原来的程序外面添加了一层又一层的新花样。谁都很清楚﹐公司为这个项目已经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已不能轻言放弃了。于是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注定会是大雪崩。

大家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就得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拼搏。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长期抗战。

一些经验老道的同事与我们共同讨论,总结出三条“华尔街护身法”:(1)偶尔需要加班加点,树立刻苦工作的形象;或者早早上班,又或迟迟不归。(2)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维持在10至11个小时,以求平衡。(3)在一半的工作时间里务必轻松洒脱,游刃有余,否则别人会认为你能力有限,不能胜任更高强度的工作,到关键时刻再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在冷酷的金融业,为求生存,每个人必须拥有科学的头脑并学会世故老练地处事待人。

这份工作好的一面在于待遇优厚。我做的几十个专题研究论文中,有两三篇被称为“百万美金论文”,它们对公司的业务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自然应该得到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对劳动的补偿。我这个搞科学的人,并不贪心,所以每当拿到奖金时,总觉得比事先估计的要高出许多。

多年来,我心无旁贷,专注工作,对于公司内部的风风雨雨能不介入就不介入。我的大部分工作类似于科学研究。我一直尝试用数学方法把实际问题用最简洁而实用的方式表达出来,求解,再把答案送到第一线的交易员那里运用,验证其正确性并加以完善。

这样一来﹐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交易员和公司的各层经理﹐也为我自己打开了知名度。对我的事业颇有帮助的,是我写的那许多论文,专题汇报和工作备忘彔。毕竟是外国人,英语讲得没美国人那么好。但是写作却是我的长处。白纸黑字,不易被人忘记。

1997年是我丰收的一年。五六月间我先后到巴黎、法兰克福、和伦敦推广“两元风险控制模型和“国际债券市场交易策略”。在伦敦,美林公司交易厅总监里乍得-休斯顿指派近百名交易员和销售员暂时放下他们每时每刻亿万美元的交易去听了我的讲演,这是公司对研究人员少有的支持和重视。他们就像是美林公司在前线作战的勇士和将军﹐而我就象是运筹帷寤决胜千里的军师。

事后我深深感到,金融界有的是机会。只要你有好主意,总有识货的人会认真对待你的。当我的模型日益普及,为多个部门和公司所用时,我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公司和社会的认可。

不久纽约金融战略研究中心、国际金融与企广研究所、风险杂志(Risk)等纷纷邀请我去开讲座,恳请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这些讲座和会面中,我结识了著名的研究学者,如在伦敦美林公司下海的Lane Hughston、Morgan Stanley公司的Peter Carr、哥伦比亚大学的Mark Broadie 教授和Banker’s Trust 的原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Alexander Lipton-Lifshitz 教授。

有趣的是,Lane Hughston 过去也是物理学家﹐现在他把类似广义相对论那样的方程运用到金融学的利率理论,结果十分满意,只是大多数人看不懂他的论文。他在伦敦,我在纽约,都为美林公司效力,因此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成了他的知音。与这些世界一流的学者在一起,我仿又回到了过去,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从此,我再也没有怀疑过自己当初的抉择。我逐渐成为了一名金融界的顶尖研究人员。

我在美林公司一帆风顺地发展直到1997年3月。事情是这样的,Lane Hughston 将我引见给新从伦敦调来的传奇交易员阿吉力斯。他的任务是重新开展美林公司的自营交易业务。所谓“自营交易”便是用公司自己的钱来买卖债券或股票并从中赢利;这通常指的是大手笔的操作,承担上亿美元的风险。

梅林

阿吉力斯是美林公司资本市场部总监康倪用重金挖来的新人。康倪自己就是交易员出生的,曾经为美林公司赚过无数多的钱。康倪也是刚被从伦敦调到纽约主持工作,有无穷的权力,主宰美林公司在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三个巨大的交易厅。

自从1987年有个自营交易员一次就输掉3亿7000万美元之后,美林公司一贯反对自营交易。但康倪认为现在是重整旗鼓的时候了。阿吉力斯很不简单。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及统计学博士学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后来就职于美国国家银行从事研究工作。五年前阿吉力斯厌倦了研究工作,在一家西班牙银行开始作交易员,并十分出色,1996年为西班牙银行赚了一千多万美元。

现在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在美林公司大展身手。我和他不久就结为好友,共同写了一篇题为《圣杯》的论文。我们首次找出了如何系统地在全球各国债券中进行套利的方法。

完成论文后,我们击掌庆贺。我们的理论简洁而实用﹐这篇论文仅只两页,却道破天机。只要每天按照我们提出的方法运用计算机对市场进行一次搜寻,就能找出所有无风险赚钱的机会。该理论也显示美国债券市场运行良好,虽然我们没有希望赚到成山的金钱,这一理论一旦被投入实际操作,钞票就会成吨成吨地滚进公司的大门。

我一向认为要在金融界扎稳脚跟就必须去金融交易的第一线进行实际演练,获取第一手的经验。没有作过交易的金融人士就如同一个从没有开过枪的士兵。

阿吉力斯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他让我放大胆子去试试身手,再也不要只是纸上谈兵。我选了两个最低风险的德国债券组合交易和一个美国债券交易,第一次投入了3700万美元﹐第二次又投入近2亿美元。短短四天内为公司赚了110万。

阿吉力斯已从昨天的学者变成了今天典型的交易商。他的长相、说话和气质酷似电影“教父”中年轻的黑手党党魁麦克科利奥利。几年前,他厌倦了做研究的日常工作,决意赌一赌自己的运气,成为了一名承担很大风险的交易员。

对他的有些见解我并不完全赞同。过分冒险往往总有一天会栽筋斗。他每天都在观注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和证券,一旦发现机会就投入几千万美元一试;要是结果不对,往往再加一倍。

有一次我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和他闲聊,我们边啃着花生米一边谈论着近日刚做的德国债券交易。忽而,他看了看计算机屏幕说:“我们亏了一万八千。”他吃了一颗花生米,又瞥了一眼屏幕说:“现在我们已赚进了一万。这不值得我们俩花时间去看。”

我的计划是离开研究部门,与阿吉力斯一起做自营交易。可事情却没那么简单。按公司的惯例,债券研究及交易策略部是绝不会放我走的。做了一些努力后,阿吉力斯失望地对我说,除非我拿到别的公司重用我的聘书,美林公司是不会让我转到自营交易部的。

就在这时,一家著名猎头公司的执行总裁正巧约我午餐,并劝我到瑞士银行北美证券部去试试,他们正在物色一位交易策略部主管。没有料到瑞士银行在对40多人进行了反复的面试之后竟然决定聘我去组建证券分析和交易策略部。

美林公司得到风声后想尽了办法,再三挽留我。他们给了我三个选择:继续做数量交易战略研究项目负责人;或者做衍生证券交易部的三个联席主管之一,负责交易策略;或者加入阿吉力斯的自营交易部。

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得到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了!在华尔街,除了证券公司总裁没有比证券交易部主管更好的职位了。许多已工作多年的芝加哥、哈佛毕业的专业金融人士也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为之付出多少年的努力也不能获得。毕竟美林公司还是华尔街名列前茅的公司,而衍生证券交易部仅去年一年就获利3亿美元。难道还有更好的机会吗?我在美林一直工作得很愉快。公司一向待我不薄,真不知如何是好。

据我仔细观察考究,在华尔街说走而又不走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去意已决。三天后的那天下午,康倪的左右手、交易部总监弗拉里奥让阿吉力斯转告我,我还有两个小时的最后机会,只要反悔还来得及;两小时后,他将离开公司去机场到伦敦去了,他走之后,我的命运就不能再改变了!

我看着墙上的挂钟和桌上历年来在美林公司写的论文和报告,不禁泪流满面。回首过去的几年,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没有美林公司,我至今仍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研究员。

弗拉里奥的飞机起飞了。这一晚,我彻夜未眠。

我于1997年7月到瑞士银行报到。我的工作是组建数量分析和交易策略部,并参与建立一个象所罗门兄弟公司那样的战略性自营交易核心队伍。瑞士银行北美分部在一群目光远大的精英分子的带领下规模迅速壮大。北美斯坦福总部中心把瑞士文化带到了美国,我再也不用每天穿西装打领带。

花了三亿多美新建成的全球最大的现代化交易大厅有足球场那般大,五层搂那么高。坐在大厅中部﹐还可以喝啤酒,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战场上的将军。如今我每天在市场上寻找机会,指导交易员们像骁勇善战的武士那样驰骋沙场。如果需要的话,偶尔也亲自进场,一享作战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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