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都不愿面对面交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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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都不愿面对面交谈了?

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

来源 | 思想潮(ID:sixiangchao)

文丨雪莉·特克尔 

编者按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但如今我们却想方设法地避免交谈。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阻碍我们的交谈。只要看到手机,我们就会有所疏离,交谈时也没那么投入。在屏幕上,我们总是呈现出自己想要展现给他人的一面。

我们因技术变得沉默无声,当然这并非否定技术进步的意义,而是在提醒我们迫切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忘记了自己对新事物的责任。

本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著作《重拾交谈》内容节选,经思想潮删节编辑,中信出版社供稿。

同理心日记

 数字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对话?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我们会发短信,发帖子,在网上聊天。身处满是屏幕的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更加轻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会相互交谈。我们都承认,自己宁愿发条信息或发封邮件,也不愿意见一面或是打个电话。

这种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

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另外,交谈还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进行自我对话,这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石,而且会贯穿一生。

但如今我们却想方设法地避免交谈。即使我们时刻保持联系,也还是躲着对方。因为在屏幕上,我们总是呈现出自己想要展现给他人的一面。当然,任何地方的任何会面都会有这种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网上,在我们闲暇时,我们更容易创作、编辑、修改提高。

我们总说“无聊时”会看手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刻与网络相连,不间断地获取信息和娱乐内容。我们总是心不在焉。上课、做礼拜或是开商务会议时,我们会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觉得没意思时就会翻翻手机找点儿好玩儿的。词典里现在有了个新词叫作“低头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机上打字的同时还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做,其实没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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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把自己看作同一类人,并且忠于这一群体。在安静的时刻或是觉得无法抵抗上网的诱惑时,我们会查看手机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宁可发发短信,也不愿和朋友们见面聊天——或者说,他们宁愿玩手机,也不愿花时间遐想。遐想正是他们与思绪独处的时刻。

这一切都导致我们远离交谈,至少是远离那些开放式的即兴谈话。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彼此交流想法,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不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过,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增强了同理心,增进了亲密感,社会行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教育和商业的创造性合作才得以繁荣。

但是,这样的交谈需要时间和空间,而我们总说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厅里,在商务会议上,或者走在街上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寂静的春天”。这个词是蕾切尔·卡逊发明的,那时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科技变化对环境的危害。现在,我们又意识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次,科技对同理心造成了冲击。我们发现,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阻碍我们的交谈。只要看到手机,我们就会有所疏离,交谈时也没那么投入。

尽管此刻的我们面临严峻的形势,我写这本书时还是满怀乐观之情。一旦意识到问题,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开始思考时,交谈就在那里,随时等着我们重拾。数字社会中,人与人日渐疏离,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

在很早之前,我就发现电脑会给人一种陪伴关系不需要友谊的错觉。后来,随着编程技术的提高,它会让人误以为友谊中不需要亲密感。面对面交谈时,人们会彼此询问,但电脑从不这样做。和人们相处时,如果你注意观察,知道如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事情就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真正的人需要对方回应他们的感受,并非敷衍了事的随意一个回应就能打发。

在虚拟世界待得越久,孩子们就越想沉浸其中。相反,与人共处能教会孩子们如何经营感情,起点就是与人交谈的能力。这又让我想到了霍尔布鲁克中学老师的担忧。这里的中学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发短信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机会,失去了学习眼神交流、倾听和关心他人的机会。交谈会带给我们亲密、共享和深交的经历。重拾交谈相当于重新找回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

移动技术及其带来的所有新奇之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但现在是时候思考这种技术会如何阻碍我们珍视的其他东西。而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呢?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技术,改变应用它的方式。

“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环

我们因技术变得沉默无声,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谈话能力因此退化”。这种常常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表现出的沉默,已经引发了同理心危机,削弱了我们在家里、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针对这一问题,我已说过,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本书阐释的就是我为什么赞同交谈。

首先,我要请出一个人,很多人都误以为,他之所以隐居是为了逃避交谈。1845年,亨利·戴维·梭罗为了学习如何更“审慎”地生活,远离人群中那无休无止的唠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的一间小木屋生活。不过,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选的家具却表明,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静修”。他说,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这三把椅子仿佛良性循环链上的三个点,将谈话与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连接了起来。独处是我们发现自我的时刻,我们会做好与他人交谈的准备,聊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够倾听他人的诉求,真正听到他们不得不说的心事。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善于进行内心的对话。

当然,这种良性循环是个理想模式。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的话,还是会起到效果的。独处增强了自我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会增强我们的同理心。之后,与他人的交谈为自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独处时,我们会为与他人交谈做好准备一样,与人交谈时,我们能够学会如何让独处更有效率。

技术破坏了这种良性循环。

这种破坏从独处开始,也就是梭罗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显示,人们如果独处,即使只有几分钟,他们都会受不了。有一项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安静地坐着,没有手机可用,也没有书可以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15分钟。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询问实验对象,如果觉得无聊,他们是否会考虑接受电击。他们表示坚决不会。无论如何,让自己受不得劲电击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刚刚过了6分钟,就有不少人愿意接受电击。

这一结果令人震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并不奇怪。如今,当人们独自等红灯或是在超市排队结账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看上去几近恐慌,会不自觉地伸手去拿手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刻与他人联系起来,孤独似乎是技术应该解决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环也因此土崩瓦解:因为害怕独处,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与此同时,我们丧失了关注他人的能力。如果找不到自我,我们就会失去施予的信心。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个循环:我们过于关注彼此,丧失的则是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

我们正远离交谈,同时也在远离自省、同理心和良师益友,也就是梭罗那三把椅子所代表的美德。不过,这种远离并非不可避免。当良性循环被打破时,交谈可发挥修补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好的一面。尽管被技术的力量拉扯,但人的适应性也很强。比如,在一次禁止携带各种电子产品的夏令营中,仅仅5天的时间,孩子们的同理心就得到了提高。测量标准是:他们看完照片或视频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能否正确判断他们的情绪。为了研究,我自己也参加过一次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夏令营,见证了上文所说的那种适应性。

有一天晚上,一群14岁的男孩在一间小屋中闲聊,聊的是最近一次为期三天的野外徒步旅行。我们可以想象,在不算太久之前,这种徒步旅行最令人兴奋的就是“那种艰苦的体验”,或是欣赏未遭破坏的大自然。如今,这种旅行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离开手机的日子。有一个男孩称:“那段时间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静思考,和朋友聊天。”还有一个男孩利用小屋里的这次闲谈,思考他对安静的新体会。“人们难道不知道有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车窗,静静地看着时间流逝?这难道不是很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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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与线下十字路口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交谈的书?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有的人会说:“为什么要提这些负面的东西?你肯定知道网上那些新式的精彩谈话吧?”我确实知道。如果没有脸谱网,我此前就无法与布鲁克林216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们重聚。女儿23岁时虽然在遥远的西海岸工作,但是短信拉近了她和家的距离。

人们之间的关系大多由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构成。我们可以发短信示爱,政治辩论和社会活动也可以在网上发起。为什么不看看这些正面的效应,为什么不庆祝我们拥有了这些新的交流方式?

因为这是我们在解释技术带来的进步时所举的例子。我们喜欢听这些正面的消息,因为它们不会阻止我们追求新事物——新的给人安慰的东西,新的令人分心的东西,新的商业形式。我们愿意听这些例子,因为如果它们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就不用在乎一直存在的其他情感了——我们比以前更孤独了,孩子的同理心与实际年龄相差得更远,而全家人吃饭聊天时要想不被打断也几乎不可能了。

我们发现自己为了多登录几次邮箱,放弃了凝视孩子的眼睛或是花时间和他们交谈的机会。如果10年后我们的孩子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害怕孤独而又对彼此间的依恋关系担心,我们那时就会集中精力吗?将这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与在脸谱网上建立的友谊或是在推特网上与他人的精彩互动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双手合十祈祷利大于弊的游戏。我们要获得益处,同时要做出必要的改变,这样我们才不会付出代价,因为任何技术都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交谈的“价值主张”

我记得人们第一次接触联网的个人计算机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当人们要打游戏、写东西、做电子表格,或是发电子邮件时,才会“来到”电脑旁。电脑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同时带来了很多新的乐趣。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表明,发短信可能会代替交谈。

仅仅几年后,孩子们就玩起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聊天工具。如今,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为教师、商人、医生,并已为人父母。

当新一代的人听到“远离交谈”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问:“这真的是个问题吗?发短信或在网上聊天,就不算‘交谈’吗?此外,这种方式传达的信息也是‘准确无误’的,这有什么问题呢?”当我和他们谈起开放式交谈,有人让我详细说明这种交谈的“价值主张”。有人告诉我,交谈似乎是件“苦差事”,不仅要发出很多邀请,往往还存在着欺骗、瑕疵、失控和无聊。这有什么值得争取的吗?

其实,我们在爱情和工作当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交谈解决。研究显示,没有交谈,我们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满足感都会减弱,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密。我们正在退化。但是,对于那些伴随着手机长大的一代人,他们习惯于用手机发短信,研究结果中的那种退化,他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面对面的交谈并不多。

当然,不管哪一代中,都有人明确了解交谈的价值,不用他人提醒。但是,即使是这些赞成交谈的人往往也会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都败下阵来,他们说未来已经超越了他们。一位2009年大学毕业的电影导演告诉我,在他毕业的那年,交谈就已经进了坟墓。有些家长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们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饭时不要发短信,但在孩子们拿出手机时,他们却觉得无法反对。他们担心现在提出忠告为时已晚,还担心如果自己不接纳新事物,就会落后于时代。

我所描述的不仅仅是远离交谈,这种远离还代表着逃避自己作为良师益友的责任。技术仿佛会施魔法,让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将新事物——任何已经过时的新事物——与进步混为一谈。不过,在我们迫切追求进步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己对新事物的责任,对后代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将自己知道的最珍贵的事情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历史,和他们分享我们曾经的对与错。

我们不仅要让孩子们收起手机,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收起我们的手机。如果孩子们不学会倾听,不学会为自己勇敢发声,不学会如何在课堂或家庭聚餐时与他人交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施与受呢?这是建立友好关系所必需的元素,也是民主社会公民辩论的基础。要重拾交谈,首先要承认用心说话和倾听是一种技能,是可以学会的。交谈需要练习,而这种练习现在就可以开始,在家中、教室里或是公司中都可以开始。

重拾交谈的时刻到了

2011年,我的著作《群体性孤独》(AloneTogether)出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在时刻相连的生活中,我们对彼此的漠视。我知道,我所描述的症状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我们为技术着了迷,这种文化氛围已经形成。像年轻的恋人一样,我们担心说太多的话会破坏浪漫的感觉。但现在才过了几年,氛围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做好了交谈的准备。当我们有了手机以后,我们发现自己离孩子、爱人和同事越来越远。我们要重新考虑“连接得越紧密,就越幸福”这一过于简单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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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估量一下沟通之道都逼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处于这样一个时刻相连的世界,我们的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我们意识到自己渴望那种“永远在线”的感觉,但这却成为我们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应该认清楚技术所带来的一切。

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社交媒体所禁止的那些东西。我在之前那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正不断演变的问题,而这本书则是要呼吁大家行动起来。现在是修正航线的时候了。此刻,已经万事俱备。我们拥有彼此。

数字时代 对话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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