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皮革厂前传…
2018-02-24 17:36 温州、经商

江南皮革厂前传…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

来源 | 看客insight(pic163)

作者 | 网易看客

2013年,全国各地卖皮包的地摊忽然之间都开始循环播放一段“黄鹤欠了3.5亿,带着小姨子跑路”的录音招揽生意。很多市民经过时,都停下了脚步,看一看地摊上的皮包,又看向老板打听到:“黄鹤跑路的事是真的不?”

事实上,江南皮革厂确实存在过。老板黄鹤也真的跑路了。2002年夏天,在温州的工业园里,江南皮革厂的机器轰鸣作响,里面生产的不是街口20元清仓甩卖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种。 

它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制造业和私营经济发迹的蓄积和延续,也是如今许多温州企业的缩影。

与受到上天眷顾的隔壁好命邻居们不同,历史上的温州无论在地理物产,还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从来就说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在它的科举文化和宗教信仰里,没有丝毫的商业气息。阻山面海的温州从映入历史的眼帘开始,就在生存欲望下混进了相异于江南富贵温柔乡的草莽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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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温州松阳县乘车难。西部山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落后的制约)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

1949年后,温州沦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前线;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和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政府打压;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斗争的洗礼下温州更是一贫如洗。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穷则变”、“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温州人去到当时他们羡慕的福建、江西和浙江中北部打零工做苦力,有些温州人走得更远,带着他们专属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国门。

1976年前后,留在温州农民纷纷放下农具,思考着新的生存方式。靠山采石,靠海走私的非传统方式使第一批走出来的温州人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最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渔船里都有夹层,或是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

没有任何高人指点,有了第一桶金的温州人在经济短缺的年代凭着感觉捣鼓起了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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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苍南金乡塑片作坊。苍南金乡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印饭菜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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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温州市区的木勺巷。这里是温州地区最早开放的自由市场。)

乘着改革开放的风口,温州的小商品经济蠢蠢欲动,前店后厂的模式兴起,皮鞋、打火机、服装、电器等制造业纷纷冒头。柳市负责人石锦宽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畅这一计划经济的软肋,“顶风作案”组织了柳市通用电器厂。

在那以后,温州人穿上皱巴巴的西装,搭配着潮流牛仔裤,揣着干瘪的公文包走南闯北。温州老板喜欢说:“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挡觥筹交错,热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们挤在地板上睡觉。

在80年代的温州城,一个普通工人同时打两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个时候,北京城的早点店通常要到8点才开,而温州四点就开了。 

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鹿城区的史提芬从小就盼望着过年,因为家里人会带着最高档的礼物去亲戚家拜年,亲戚也会准备大盆的零食。阿哥阿姐要结婚了,家里人包了好多钱带去送给新人,大人告诉他,这些包好的钱叫“人情”。

浓厚的宗族文化,使得温州人的经商模式产生了后来的裂变式反应。

进入九十年代,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觉醒得更为迅猛,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子里面都是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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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温州的电器小作坊。很多壮大起来的企业都是从此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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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乐清柳市的房屋上,到处都是手绘的电器广告。)

熟人社会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能拷贝与跟进,并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乐清的电器大发展就这样带动了临县的黄岩路桥成为一个模具业根据地;一百多亩的瑞安商城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后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是温州商人照着瑞安棚下走私场(小商品集散地)制造出来的复制品。

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一家普通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厂经理,弟妹是后勤。位于杭州三墩的温州村就是典型。里面的房屋不是单元楼小区,而是温州常见的独栋建筑。家家户户彼此熟悉,这家店铺库存不够,另一家打开自家仓库:“随便拿。”几家人做同一行当,但不会互相影响。过节随份子时,街上推攘得脸红脖子粗的两个温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红包。外面人看着,也只有眼红的份。

但当小厂房要升级为大企业时,便很容易发生利益争端及财务亏空。手底下的员工都保持沉默,因为财务总监是老板的亲戚。

90年代后期,温州路面上的本田王摩托车、太空摩托车等私家车越来越多,还有像砖头一样的手机,这些被认为是温州老板身份的象征。菲亚特出租车、运货的五菱小四轮,至九十年代末期的第一代桑塔纳,都出现在了温州人民的生活里。城市也跟着在改变,拆迁,建新大楼、新住宅小区、新厂房、开发区的浪潮席卷全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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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0月,温州最后一辆 “菲亚特”出租车(浙CT2812)在运营。淘汰“菲亚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新的出租车是奥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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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8月,温州三信国际电器董事长陈志贤和他亲手设计的三信大楼。)

没有国家财政扶持的温州,竟然成了天下闻名的城市,一个十几年前大量人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如今有了众多颇具规模的皮革厂、服装厂、塑胶厂。有人郑重地提议研究“温州模式”作为全国参考。  

新世纪的钟声来临之际,千禧年前走南闯北攒下赫赫资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长的温州人也迈入了新的阶段。

但当人们再说起“温州”,首先想到的已不是“轻工”、“森马”、“美特斯邦威”,而是“炒房”、“民间借贷”,以及倒闭的“江南皮革厂”。 

直到今天,温州工厂里主要制造的依旧是服装、皮鞋、箱包和打火机,但路边的商铺萧条了不少。一个温州商人正准备将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发现口袋里放了两万块钱。想了想,这是去年有人还他钱时他不甚在意,随手放到了口袋里留下的,因为去年他还是个资产过亿的富豪。看到这笔钱,他欣喜若狂,并拿出其中的一万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别人谈的能引发市场裂变的互联网项目上。然后坐上自己的车,开启滴滴打车的接单模式。他不喜欢放弃,现在的苦,对于像他这样的温州老板而言,并不算什么。

参考文章:

[1]《温州还有希望吗》

[2]《温州人为什么精于经商致富》

*部分内容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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