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和牛商业（ID：heniucaijing） 作者：梁建章 整理：黄彩霞
即使站在众多天赋型创业者中，梁建章都是出类拔萃的。
梁建章自小的标签是“神童”，13岁获得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金奖。16岁以初中生的身份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半年后进入复旦计算机系。一年后他考入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四年时间读完了本科加硕士，22岁时进入甲骨文公司工作。
1997年国内卷起创业的热潮，回国后的梁建章也坐不住了，两年后他与沈南鹏、季琦、范敏共同创办携程旅行网，2003年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
在梁建章与携程的故事里，他更扮演着神奇的角色，总能拯救携程于危难时。
在携程发展平稳后，2007年梁建章辞去携程CEO职位，前往斯坦福大学参加经济学博士课程，专注经济学人口创新领域。
2013年，携程市场份额大跌，梁建章临危受命，担任董事会主席兼CEO。随后，梁建章如猛虎般收复失地，开始打价格战、大规模并购，2015年收购同城30%股权，收编艺龙和去哪儿。在同行的眼中，携程当时的凶猛程度，就如森林之王的怒吼，震慑四方。
2016年梁建章再次隐退。
2020年疫情肆虐，旅游行业深陷危机。人们再见到梁建章，是他作为主播，在直播间里穿古装，扮海王，说相声，跳海草舞。这位理性企业家一改往日做派，在镜头前展示才艺，赚足了眼球，而携程也从退订数千万订单恢复到疫情前80%。
如今，社会给予梁建章更准确的定义：企业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
他现在更多会表达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在我国开放三孩的政策中，梁建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创业到现在，梁建章为何总能力缆狂澜？这其中过程是怎样的？他选择研究人口问题是否与携程有关联？和牛商业（ID：heniucaijing）查阅相关资料，寻找到一些答案。
以下为专访内容整理：
创立携程，引入“六西格玛”管理手段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个很难说，我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我比其他人早回国几年，赶上了经济最活跃的时候，选择了最能获取经济价值的行业。
后来是自己对非IT，特别是社会科学等领域感兴趣，所以选择了经济学，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大势也一些理解，这对我做企业和做社会研究都有一定帮助。
我其实相对比较保守，但是90年代互联网那个火太旺了，竟然把我这种人也会烧起来。当时硅谷非常热，我作为最早的一批华人工程师，深受影响，在甲骨文工作的时候就把国外的技术引进中国，可以提升各行各业的效率。后来自己也有了很多心得，写了一本书《网络社会的崛起》。
我就对移动互联网做了一个预测：将来的人可能只需要带着一个东西就够了，比如一个容纳了各种各样的功能的小平板。这是一个能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规律的东西。
再加上自己平时也喜欢旅游，发现中国旅游行业有很大提升空间，回国之后便创立了携程。
专注做一个行业，是我们多位创始人一致认可的理念。即使我们在产业上下游也会做一些布局和投资，但整体上来说，我们始终专注在旅游行业。一开始专注做酒店、机票，后来做度假产品、跟团游等，都是围绕着旅游这个大命题来做，这样不断加深就最容易出效果，短期就能够把利润做上去。我们一直是坚持专注化的战略，也确实尝到了甜头。
当时还做了一个比较成功的战略，不在乎说一定要互联网。所以一开始我们大量的交易是通过电话做的，我们当时可能建了中国最好的呼叫中心，因为当时电信、银行还没有建立呼叫中心，我们已经是有几千人的规模了。
但后来，随着流程越来越复杂，情况也越来越多，我们再要去优化流程、减少缺陷，就变得困难。于是，我们引入了名为“六西格玛”的管理手段。
这是一种改善企业质量流程管理的技术，以“零缺陷”的完美商业追求，带动质量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最终实现财务成效的提升与企业竞争力的突破。尽管相较于制造业，服务行业很难达到百万分之一的差错率，但即便是从百分之几降低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是非常大的优势。
当时，全国服务行业中用六西格玛的其实并不多见。
退隐到回归，经济学应用于管理
携程当时确实强，没有什么对手。2006、2007年的时候，我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类的课程非常感兴趣，我决定辞去携程CEO，到斯坦福去攻读经济学。
攻读经济学，也给我带来了管理思路上的改变。
一方面，这加强了我通过数据分析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管理效率的思路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学不单有数据分析，还有通过模型和假设去推导、预测结果的理论分析。这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行业进行分析，甚至形成稳定的公司战略。
在经济学里，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战略：一报还一报。比如，我们不会主动发起价格战，但对于挑战者，对于打价格战的对手，我们会快速反击，坚决跟进或者给予回击。
另外，经济学有一套统计方法，现在叫大数据，即用统计方法找出因果关系和规律。这对我思考公司如何从数据出发，总结出一些规律，用数据提高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
到2009年的时候，互联网开始起来了。那时候是互联网真正开始在中国普及，比如百度从很小一下变成大家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把这些渠道用好的公司，例如去哪儿就做的比较好，携程就慢了。
2011年下半年，当时我在芝加哥，携程的市场份额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携程的体量和市场份额还是最大的，很多竞争对手在不同领域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我们。
但回国后我没有立刻回携程做CEO，当时认为人口政策的一些研究和推动更紧迫，所以先去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做教授。
直到2013年，移动端起来了，价格战、平台化都是携程面临的很大挑战，需要快速改变一些策略。如果能够让现有的团队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老的创始人拉回来带着他们拼命跑一阵。
我回来以后，携程几乎跳过了PC互联网，直接进入无线为主导的时代。携程的两件事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价格战和大规模并购。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很凶猛，这倒不是主动的凶猛。
我是把公司的权利分散化了，我不在的几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公司越来越集中化。集中化对于效率是有好处，但是对于竞争对手的反应速度就会有问题。
当时就做了一个改革，采用分权模式。就是把公司的各个产品线分成小公司一样的事业部，它有很大的权利，可以拿着自己的虚拟股票，要钱跟公司要，那时候放权比较多，如果有项目的话，他们就非常激进地做市场份额，所以市场感受到的是携程很凶猛。
但是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对的，尤其你在领先的位置，如果有第二、第三想通过价格去挑战市场份额，你最佳的策略还是坚决地回应，他们实际上也打不过你，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财力，原则上是认可的。
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隐患，缩短上学时间挺好
我开始到斯坦福大学一开始是想做创新方面的事情，我跟的教授是研究创业的同时，又研究劳动力经济学，他写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权威性文章，所以我就被他带到了劳动力经济学里面，同时也研究创业。
然后我又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博士后，跟加里·S·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一起做研究，他很擅长用经济学的手法研究人口问题。
恰好当时看到日本经济产生很多的问题，研究之后思考日本经济问题是否和老龄化有关，是否是老龄化导致了创业人数的减少。
在这个想法基础上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导致小孩少了很多，未来的人口结构就非常难堪，所以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紧急的问题。
八十年代人口增长还是很快的，所以执行了限制生育的政策，到2010年之后，这个问题是可以在学术圈，非常小的圈子里讨论了，但没有第一个人敢去碰这个事情。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到底能够好或者是更好，其中差别最大的因素就是未来的人口政策。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隐患，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说出来。
另外一方面，有两拨人错位了，一拨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知道人口少不是好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出生率很低，还有一拨是人口届，他们并不认为人口少是一件坏事，而经济学家和人口届这两拨人又不怎么交流，导致大家都不关心人口问题。
那后来媒体上要感谢微博，最先突破的是微博了，大V说的有些话题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携程的员工平均不到一个娃，越是有钱的高管，虽然有能力生二胎，但是对她来说，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她也不一定愿意生孩子。
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连平均值2%都没到。现在大城市的这种低生育率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为了促进生育，我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女孩子最好跟妈妈姓，高中最好两年制，让女孩早点工作、早点结婚，就可以早点生娃。
在我的经历里，能够去读博士还是很特别的，主要得益于少年班，因为那时候书没有读够，跳了很多级，很早完成了学业，能够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创业，小有所成和能够退下来，让我有机会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
中国的教育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高考，如果勤奋学习只是为了考试，非常浪费。缩短一点学习的时间，早点过这个关挺好的。我就缩短了，我进大学的时候只有15岁。
并且，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给补贴，一般国家都会花GDP的2%~5%在这个补贴上。至于有没有用，我觉得思考问题还是要第一性原理，什么时候最有效，虽然有的制度改起来容易，有些难。
人类最终发展是靠创新，那要怎样创新呢？第一需要人口，第二需要旅游。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思想、技术、物产，一个人口多的地方，又能够跟远方交流，必不可少地要通过出行来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上说，为什么说越多人旅行的交通枢纽，创新力越旺盛？如果说中国未来成为强国之一，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人到更多的国家去，其他国家的人更愿意到中国来。
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来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国家可以培育一个好的环境，但也需要民间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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