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新农人杨娇阳:为什么放弃会计工作而做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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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新农人杨娇阳:为什么放弃会计工作而做新农人

在浙江,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质疑声中投身农业生产一线。而今,他们用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交出了答卷,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谁来种地”这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的难题


  稻田里,杨娇阳在开拖拉机运粮。

  在浙江,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质疑声中投身农业生产一线。而今,他们用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交出了答卷,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谁来种地”这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的难题

  发自北京、浙江台州

  今年是杨娇阳回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老家开展农业创业的第6个年头。在媒体描述中,这个80后的女大学生由一个爱哭的女孩,一步步转变为“职业农民”、“粮田CEO”。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毕业后务农的例子越来越多地涌现。

  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都有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案例见诸报端。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等都是大学生群体步入乡野后的选择与探索方向。

  务农人员“断层”之忧

  记者见到杨娇阳是11月13日的下午,天台县阴有小雨。
  第一次见杨娇阳,很难把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与“种粮大户”、“售粮大户”这些词语联系起来。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和栗色的波浪长发,围着一条七彩的围巾。

  这是她“不干活”时的装扮。

  到达杨娇阳的合作社前,记者路过了成片金黄色的稻田。有些已经收割的地方,有火烧过的痕迹,只留下黑黑的稻苗杆。

  记者随杨娇阳来到谷仓,一台烘干机里火势正旺。收割来的稻谷,烘干后就可以装袋,去粮站售卖了。

  谷仓的外面,一辆装载着粮食的车正准备出发。杨娇阳向出车的“工头”打了声招呼,交谈了几句有关售粮的事宜。

  杨娇阳告诉记者,今年她所在合作社的大部分稻田实现了增产。“去年每亩地产1200斤,今年能达到1300斤。”

  仓库外面,七八个60岁左右的农民,见杨娇阳来了,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杨娇阳反映情况。杨娇阳只是简单和他们打过招呼,径直走进仓库和“工头”交谈。

  仓库外的农民都是杨娇阳在农忙时请来干活的短期工,男女比例大致相当。在采访杨娇阳时,这个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姑娘指挥着一群五六十岁左右的农民干活。

  杨娇阳告诉记者,务农人员的要价不断提高,现在男工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女工则是70元。男工主要做些搬运活儿,女工一般负责包装、捆绑等工作。

  不过,即便待遇不低,杨娇阳还是很难请来愿意干活的农民。“很让人担心。”她叹了口气,然后说。

  除了这些短期工,杨娇阳的合作社还雇佣了7位“工头”。他们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杨娇阳看来,为他们提供的待遇非常丰厚——包吃包住,每年5万元现金。

  “如果愿意务农的老人们离开了,就真的面临务农人员断层的情况了。”杨娇阳皱眉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乡,不愿意从事农业。”

  事实上,“谁来种地”这一问题,早已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担忧。

  有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留乡务农者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占农民工总量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

  例如,湖北省公安县当地务农人员中80%以上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这些“老农”中又有80%出于各种原因勉强照看着自家的“口粮田”。

  不仅如此,从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真正务农者也是寥寥。

  园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付本涛,是自然之心(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生态农庄的田间地头工作。

  付本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农业相关专业本科班级里,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人不超过三成;硕士班级中,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比例能占到六成左右。不过,其中大多数人选择考农业部门公务员及相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很少有人像自己一样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2007年,杨娇阳从浙江省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以后,在宁波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但是工作的悠闲、重复,让杨娇阳越来越不满意这份工作。杨娇阳也在怀疑着扎根城市的选择。她发现自己在城市里渐渐丧失了理想和动力。

  2008年,杨娇阳辞掉了在宁波的会计工作,
下定决心,回乡开展农业创业。她要做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当年,我之所以回来进行农业创业,只有两个简单的想法。”杨娇阳回忆说,“一是有一次从宁波回家,看到家乡的田地都荒着,觉得很可惜;二是听说国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于是,我没想太多,就辞职回乡创业了。”

  杨娇阳的选择引起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她也面临着来自亲戚、邻里乡亲们的质疑。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怎么还要回乡种地,做这么“没出息”的事。质疑杨娇阳“不会种地”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中国农村,认为务农地位低的人并不少。

  今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广东省,过半数受访村民不认同“务农可致富”的说法,近四成村
民认为务农者社会地位低。务农辛苦且收入低,成为年轻人不愿意务农的首要原因。

  在杨娇阳的务农之路上,最终她赢得了家人的支持。接下来,她又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土地三大难题。

  杨娇阳聘请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担任技术顾问,解决了技术问题。

  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杨娇阳工作了一年,只攒下1.5万元。杨娇阳的父母以蔬菜批发为生,积蓄也并不多。最后,在父母、亲人的支持和东拼西凑中,杨娇阳终于以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她牵头成立田禾粮食专业合作社,自己任理事长。

  紧接着,杨娇阳在天台县白鹤镇红旗村承包了创业之初的400亩田地用于水稻种植。

  除此之外,杨娇阳还在天台县平桥镇后蒋村和白鹤镇双溪口村承包了共200亩土地。当年5月,杨娇阳就在这600亩地上,开始了规模化的水稻种植。

  “那时候,我已经种晚了。别人田里的水稻苗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田里的水稻才只长了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时隔近6年,杨
娇阳回忆起往事仍然有些心酸。

  幸好,那年10月、11月的气温仍然维持在适合稻子生长成熟的程度,不然,杨娇阳将颗粒无收。

  尽管有了收成,但由于缺乏经验,杨娇阳种粮首季仍然亏损了近20万元。

  “2009年,有了政府部门的扶植和帮助,我也成了媒体树立的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典型,之后不管再怎么辛苦也都没有第一年那么难了。”杨娇阳说。

  全程机械化的实现之路

  创业第一年,杨娇阳充分体会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

  杨娇阳还记得,2008年到了收割的季节,因为没有烘干机,收割来的稻谷不得不晒在马路边。为了防止稻谷失窃,杨娇阳就和妈妈一起守在马路边,甚至晚上在路边过夜。

  杨娇阳回忆说:“有一次突然下雨,来不及收摊着的稻谷,稻谷都被淋湿了。我心疼地哭了。因为收割好的稻谷不能沾水,沾水容易发芽和霉变,品质就不好了,之前的辛苦就白费了。”

  第一次的亏损并没有让杨娇阳畏缩不前。2009年,她吸取了机械作业少、耽误了农时的教训,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引进了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技术,成为天台县最早一家成功采用早稻与单季稻工厂化育秧、机器插秧的农业企业。

  田禾合作社在后蒋村建立20亩育秧中心,为实现插秧机机插提供了秧苗保证,还建起了烘干中心,为社员提供烘干服务。

  几年来,合作社共购置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35台(套),实现粮食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开展粮食生产的设施化服务。
  大量农机的投入使用,让杨娇阳在天台县率先实现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大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杨娇阳对此感触深切。

  今年是浙江省农业的灾害年,先是持续高温干旱,之后又有台风过境,浙江省近百万亩粮田绝收。

  尽管,杨娇阳的千余亩水稻田并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仍有近百亩的稻田受到旱情影响——由于长时间缺水,水稻抽穗较晚,谷粒也不够饱满,产量不高。

  杨娇阳带记者来到这片稻田,这片水稻仍然黄中泛青。她计划将这片田安排到最后收割。

  然而,无论是增产的1100亩水稻还是受灾的这100亩,都是杨娇阳积极组织24小时抽水灌溉的结果。“之前以为这片地将颗粒无收的,后来有了水之后,还是抽出穗来了。”杨娇阳说。

  虽然身为合作社的理事长,但农忙时,如果雇佣的工人请假,杨娇阳也要开着拖拉机、收割机等“顶班”。

  大学生“新农人”分三类

  在浙江还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

  浙江省人大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赵宗英告记者,自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成立,从2011年9月开始,举办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大学生培训班,至今已经举办了3期,今年还要举办第4期培训。

  据悉,培训班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培训课程也涉及到为人处世、人生规划等。

  “他们在技术方面会根据自己从事的种植类型报不同的培训班,果树栽培、牲畜饲养、粮食种植等。但是,没有人从宏观上给他们讲需要注意的东西。”赵宗英说起办培训班的初衷。他也因此被学员们亲切地称为“校长”。

  赵宗英介绍,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农业人员不下一千人,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

  据赵宗英观察,大学生职业新农民和他们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有做翻译的、幼儿教师的,文科理科都有,真正学农的反而很少很少。”

  大学生“新农人”中,最主要分三类,“农二代”、“大学生农业创业”和“合作社招聘大学生”。在这三类中,又以“农二
代”和“大学生农业创业”两类成功率比较高。

  据赵宗英观察,由于合作社通常地处偏僻,其招聘的大学生一般很难留住。而像杨娇阳这样当上合作社理事长的,反而能够坚持下来。“他们被认为是带头做事的,遇到困难,为了面子也得咬牙坚持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来自台州市玉环县的“85后新农人”汪恩峰,是比较少见的农业专业出身,进行农业创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学习园艺专业的汪恩峰,读书时就很喜欢农业实践,曾和同学一起种植菜园。

  汪恩峰现在是玉环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用了7年的时间,把3000多亩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了高效农业丰收园,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他创办的专业合作社不仅种植了脆瓜、文旦等水果,还建起了养鸡基地。

  汪恩峰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新农人”的难题

  作为浙江省的“新农人”,杨娇阳、汪恩峰等人都是农业创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优惠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11月15日,农业部表示,将在土地流转、金融保险、生产补贴等方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着力解决“谁来种地”难题。

  早在2010年,浙江省出台相关文件,为符合条件的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提供补贴。杨娇阳连续3年获得1.5万元的补贴。

  但是,这些补贴越来越难带动新农人的积极性。

  “近两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比如承包土地的价格,由原来的每亩200元涨到现在的每亩450元,人工成本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元涨到现在的100元。”杨娇阳解释说。

  “当然这也和我有一定的关系。媒体报道(我的经历)以后,吸引了很多外地农业创业人来到天台,越来越多的人搞土地承包,就把价格抬上去了。”

  除此之外,作为台州市政协委员,杨娇阳还提出过两个关于农业问题的议案,反映了杨娇阳现在面临的发展难题。

  其一,土地承包需要规范化。从2008年到现在,从事农业创业的人在增多,杨娇阳正逐渐失去土地承包成本上的优势。

  “农户看重的是承包价的多少,相比于种植西瓜、葡萄等经济作物,种粮的承包价是最低的。所以,尽管签过合同,有些农户也会涨价,土地承包价一直在涨,但仍有不少农户不愿出租。”杨娇阳解释说。

  “还有一个关于承包款什么时候交付的问题。2008年时,承包款都是收了晚稻之后结算,现在,农户要求签完合同直接支付。一下子要支出30万元,有资金周转的困难。”

  其二,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从农用机械用油价格剔除养路费。

  杨娇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秋天开始收粮至今,她所在的合作社包括烘干机、拖拉机、收割机等机器烧柴油的成本为11万元,其中1万元是养路费。

  “我们的农用机械主要又不在马路上跑,为什么要交养路费呢?”杨娇阳质疑,她建议合理化农业所用柴油价格。

  2012年,汪恩峰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提交了加大扶持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发展经营的相关建议的提案。

  在汪恩峰的调研中,目前,在浙江农业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1%,71.3%的专业合作社希望尽快引进大学生。
  汪恩峰建议提高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对大学生创办现代农业,要给予政策倾斜。

  在杨娇阳看来,除了政策倾斜,“大学生农民”自身应该不盲目跟风,不轻言放弃。扎实的调研是农业创业的必要环节。

  杨娇阳的务农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曾有很多大学生慕名赴天台取经,希望尝试农业创业。但是,据杨娇阳了解,尽管“有想法”的大学生很多,但在他们之中,最后真正进行农业创业的只有一人。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源:法治周末
本文作者:汲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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