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巴拉如何拯救通用汽车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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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巴拉如何拯救通用汽车于水火之中


玛丽·巴拉(Mary Barr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的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当10位夭折的孩子的父母们尽情倾诉自己的悲痛,将怒气发在她身上时,她只是静静地坐着。有些人是朗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有的是即兴发言。一位父亲解开自己正装衬衣的扣子,给她看里面穿着的T恤上女儿的照片。所有这些人都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着一个悲惨的共同点:他们深爱的孩子都因为搭乘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产品而丧生。i黑马分享本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蕾妮·特劳特怀恩(Renee Trautwein)的女儿莎拉(Sarah)当时只有19岁。她驾驶的2005年款雪佛兰(Chevrolet)Cobalt汽车撞到树上,安全气囊没有弹出来,年轻的生命因此陨落。那时她才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里只就读了一个学期。道格·伟格尔(Doug Weigel)18岁的女儿娜塔莎(Natasha)所搭乘的2005年款Cobalt汽车冲入了威斯康星州的沟中,结果因此丧生。兰德尔·拉德梅克(Randal Rademaker)15岁的女儿艾米(Amy)也在同一起事故中离开了人世。苏珊·海斯(Susan Hayes)23岁的儿子赖安·奎格利(Ryan Quigley)在纽约州北部失事。当时他的2007年款Cobalt汽车在一条浅溪中翻了车。

多起事故中的类似之处让人感觉很是诡异:年轻司机们失去控制、安全气囊没有弹出、车钥匙处于“附件”位置、而且都是驾驶的2005年到2007年款的雪佛兰Cobalt汽车。

巴拉回应说:“我对他们的过世深表同情。”这位黑发女性与女演员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次近两个小时的会议在通用汽车公司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事处召开。会议上,她一再重复着那句话,甚至一度眼眶湿润。次日,4月1日,巴拉出现在一个国会的小组委员会前,该委员会负责调查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要等待多年以后才召回Cobalt和其他因为点火器缺陷而导致失去动力的汽车。应这些家庭的律师罗伯特·希利亚德(Robert Hilliard)的要求,她与他们进行了会面。

5月底,在接受采访时,巴拉表示:“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他们的话应该得到倾听。”就在数日之后,该公司着手就导致点火器灾祸的原因发布报告,并且介绍他们计划如何预防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些事情的确很难。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通用汽车很重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也在倾听他们的声音。”

正如这些家庭希望能够勇于面对这些统计数据一样——在31起事故中至少有13人丧生——巴拉也希望能够在她所称的“新通用汽车”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在过去5年里,这家公司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摆脱质量低劣和管理不善的恶名,更不用去提纳税人资助的500亿美元的破产了。

成为通用汽车的门脸现在并不那么容易。汽车行业过去一直是男性唱主角的行业,作为该行业内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这算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成就,这项成就也让她在2014年的福布斯全球最具权势女性排行榜中位列第7。但履新两周之后,现年52岁的巴拉在1月31日得知了点火器召回的事情,并且此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最初是在2月7日宣布召回70万辆汽车,后来又两次扩大召回范围,召回总数达到240万辆。自此之后,通用汽车加强了其安全审查,并且因为从尾灯故障到潜在的安全带故障等各种问题召回了近1,360万辆汽车。

这场危机对于巴拉这位领导人而言是早期预料之外的一种测试,而且也让人们开始质疑,面对一家如此庞大的组织,这位在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工作33年的老员工——或其他任何人——是否可以真正地改变它的文化。在过去6年里,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历经5位首席执行官。自从宣布召回之后,巴拉一直苦苦努力,想赶在危机的发展趋势之前。她聘请了一位独立律师安东·沃鲁卡斯(Anton Valukas)来领导内部调查,并且任命了一位新全球汽车安全副总裁杰夫·波伊尔(Jeff Boyer)。她承认通用汽车对受害者“负有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并且选择肯尼斯·费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来帮助通用汽车评估其处理受害者家庭赔偿要求的方案。费恩伯格曾经负责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事件的受害者索赔要求。而且她与联邦政府监管机构在5月16日达成统一,支付了创纪录的3,500万美元罚款——这是法律所允许的最高额度——并且同意在未来一年里每月就安全审查流程提交报告。其速度之快让人惊奇。很快,内部调查将会有所结果,而且费恩伯格将提出自己的建议。截至目前,通用汽车的董事会对巴拉的表现很是满意。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通用汽车董事长蒂姆·索尔索(Tim Solso)说:“大家已经在一段时间里逐渐树立起对她的信心。在国会面前作证、与媒体见面,玛丽在处理这各种问题的方式让人很是放心。她的表现相当出色,而且董事会对此很是认同。”

在整个过程中,巴拉也在努力保持着一些常态。她佩戴着一个健康智能设备Fitbit,但并没有始终坚持用它来完成1万步的行走。她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她说:“这对运动来说是一种冒犯”),而且自由时间里多数时间都坐在露天平台上,观看女儿打曲棍球,或者是儿子踢足球。是的,当因为不在城里而错过儿子的低年级舞会时,她也会感觉很糟糕,尽管她已经看过了很多的照片。她说:“孩子们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应该扮演好的是妈妈这个角色。”

不过多数时间里,她的重点放在管理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上——尽管现在面临召回,还有各种负面的新闻报道——公司目前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在通用汽车的历史上,其目前生产的汽车产品可谓是最优秀的,从《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和其他机构赢得了一系列的奖项。通用汽车在美国的四大品牌——雪佛兰、别克、GMC和卡迪拉克——目前在经销商的顾客满意度上排名最前。去年通用汽车在全球的汽车销量为970万辆,创收1,554亿美元,净利润达38亿美元。息税前收入为86亿美元,即息税前利润率为5.5%,相比2012年增长了5.2%。2015年款卡迪拉克凯雷德(Escalade)和雪佛兰Colorado皮卡车等新产品的推出应该可以进一步壮大巴拉的“军火库”。尽管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市场增速放缓,欧洲经济发展停滞——但巴拉还是比较乐观。

巴拉说:“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有这些成就,但我们仍然要努力去”恢复公司的声誉。“重建需要时间。”

但点火器故障所导致的成本在攀升——召回、诉讼、还有潜在的罚款,这些可能会消耗掉2014年50亿美元预计利润中的大部分——因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生存,也为了争取发展,巴拉必须让她的“新”通用汽车最终走出旧通用汽车的阴影。而且她必须马上就做到这点。

对这位汽车行业里历史上最具权势的女性而言,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这个行业的途径与她这一代的多数人一样:潜移默化。巴拉本名为玛丽·马克拉(Mary Makela),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沃特福德镇(Waterford Township)长大,那里是一个中产阶级聚集的郊区地区,位于底特律的北部。在那里,本地的汽车经销商们会将新车的上市变成短暂的假期。他们会将窗户遮盖上,为新车的揭开面纱制造声势。她的父亲在通用汽车公司曾经的庞蒂克(Pontiac)部门工作,是一位模具制造工。与其他童军领袖、教练、和小区内的父亲们一样,他也穿着同样无处不在的蓝色通用汽车工作服。她的父亲驾驶着一辆红色的庞蒂克火鸟(Firebird)敞篷汽车,她也很喜欢这辆车。航星公司(Navistar)首席执行官特洛伊·克拉克(Troy Clarke)曾经说过:“我们的父亲们都在庞蒂克汽车部门工作,我们基本上在同一个地区长大,那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地方工作。” 克拉克曾担任通用汽车的高管,也曾与巴拉住在同一个小区,并且毕业于同一所中学。

儿时,巴拉和兄弟保罗(Paul,现为医生)在数学和理科方面表现卓越,并且在1979年高中毕业后,她就入读了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通用汽车学院(General Motors Institute,现为凯特林大学[Kettering University])。这是一所合作贸易学校,创立于1919年,1926年至1982年期间由通用汽车公司负责管理。她是庞蒂克对口培训的学生,也就是说公司支付了她的教育费用,同时也给她实习机会。作为合作培训的学生,她的第一项任务之一就是在庞蒂克的一家金属冲压工厂内工作。工厂里有大量工业压机将钢板冲压成汽车零部件,噪音大,而且刺耳。克拉克说:“这种环境会把许多人吓跑,其中包括男性。”克拉克在进入职场后的最初三年里也在这家工厂工作过。

但巴拉没有被吓住,而是喜欢上了这里,并且对制造着了迷。1985年毕业后,她开始在通用汽车公司全职工作,在一家庞蒂克工厂担任质量检验员,协助批量生产中置引擎的菲耶罗(Fiero)跑车。1988年,通用汽车公司派遣巴拉前往斯坦福大学(Stanford)就读MBA,费用由公司承担。她在斯坦福大学的室友凯瑟琳·马尔科姆·布里克曼(Catherine Malcolm-Brickman)回忆称,以巴拉为傲的她的父母和新婚不久的丈夫托尼(Tony)——他也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将她送到宿舍里面。关于巴拉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1989年纽约巨人队(Giants)与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争夺冠军的那天晚上。当时突发地震,巴拉和一群朋友受到惊吓,在黑暗中挤作一团。巴拉竟然笑了起来。她说:“我猜今天晚上没有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了。”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阵笑声。“她可以让自己非常坚强,” 马尔科姆·布里克曼说,“那晚结束时,我们相拥在一起。”

在公司逐步得到晋升的过程中,这种双重性格——一个冷静且善于分析的工程师,同时又能在危机时刻保持自己的热情和机智——让她逐渐出了名。1999年,在全美劳资谈判紧张之际,通用汽车集团劳资关系副总裁加里·考格尔(Gary Cowger)任命她负责改善公司同工厂员工一级之间的沟通。用公司一位前员工的话来说,巴拉的备忘录中内容包罗万象,“谈到了出生公告、退休和保龄球得分”,还有坦诚地探讨哪些工厂正在盈利,哪些没有,以及为什么必须在周末加班以维持公司运营。“在此之前,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

4年后,她开始管理自己的工厂,通用汽车的底特律-汉姆川克装配厂(Detroit-Hamtramck)。用通用汽车公司的话来说,这家工厂也被称为是D-ham。该工厂建于1985年,是新自动化时代的一个橱窗,以与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进行竞争。但技术并不可靠,以至于通用汽车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让机器人正常工作,修理时间与机器人生产汽车的时间基本相当。在巴拉上任时,D-ham工厂正在忙着重组。上任第一个月里,巴拉在这个庞大的厂区内到处走动,与所有人进行交谈。她当时的老板、制造经理拉里·塞纳(Larry Zahner)说:“当她在车间走动时,她知道多数人的名字。”但不是所有人都很友善。就在上任后不久,巴拉当时在准备预算,并且决定取消在工厂车道两旁的树上悬挂圣诞彩灯。“我记得当时坐在她对面,”当时的工会主管弗兰克·穆特里(Frank Moultrie)说,“我说,‘你耍我吧?我们现在状况糟糕得都不能为圣诞节悬挂灯饰了吗?’”最后他们同意分摊电费。

“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穆特里补充说,“但正是面对那些分歧时的处理方式会决定成败。”两年后,D-ham工厂在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改善有了两位数的增长,并且赢得了鲍尔市场研究公司(J.D. Power)的质量大奖。

在巴拉忙着改善D-ham工厂的时候,通用汽车公司的其他部门已经做好准备推出2005年款雪佛兰Cobalt汽车,正是这款汽车在十年之后让通用汽车公司困扰不已。巴拉坚持表示,当一小群工程师们开始调查关于Cobalt汽车的钥匙在撞击后位置会偏离“行驶”位置的报告时,她从未听说过这件事情。D-ham生产卡迪拉克、别克和庞蒂克汽车,但并不包括Cobalt汽车。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巴拉在公司的职位节节高升——被提升为执行董事,负责制造工程、工厂工艺和机器的开发——而在这段时期里,点火开关问题正在激起怨忿。2005年,产品工程师两次考虑对点火开关问题进行可能的改正,但没有采取行动,而是在2005年12月发布“服务通告”,建议经销商们告知那些对突然熄火有所抱怨的顾客们将重物从自己的钥匙扣上取下来。2006年,公司对点火器悄悄进行了重新设计,但并没有相应地更改零部件编号。这个至关重要的错误多年里都没有被发现,并有可能延误了产品的召回。

巴拉是否应该知晓点火开关的问题?4月份,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阅读了巴拉简历的部分内容后,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问道:“你是公司相当重要的人物之一。身为高管却一无所知,这点实在相当奇怪。”

巴拉表示,事实上,这点并不奇怪。通用汽车公司目前有21.9万名员工(十年前,在开关问题浮出水面时,员工数为32.6万名),是一个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组织。单单产品开发部门就有3万名员工。正如她在证词中所指出的,通用汽车公司并不善于进行沟通。“公司存在谷仓效应。当信息被某个职能部门知晓时,例如法律部门,”她对委员会说,“这些信息并不一定会有效地得到沟通,尽管本应该被告知其他部门,例如工程部。”

此外,所有汽车制造商都有评估安全问题的流程,但这些流程特意绕开了高层管理人员,以避免受到成本方面的不当影响。菲亚特克莱斯勒公司(Fiat Chrysler)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对手。其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说:“我不能干预。我的技术人员会进行决策。”
2009年,公司崩塌。仅仅因为担心通用汽车公司的关门(以及牵连到数千名依靠通用汽车公司获得生存的供应商们)会影响到脆弱的经济,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对公司伸出了援手。华盛顿政府将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踢出局,选择了弗雷德里克·韩德胜(Frederick “Fritz” Henderson)来带领公司进行破产工作。

韩德胜任命巴拉为人力资源负责人。她不仅仅重点关注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以成功进行重组,同时与肯尼斯·费恩伯格进行合作。奥巴马政府指派费恩伯格来制定通用汽车公司25名高管们在政府所有期间的薪酬限额。“她是一位非常高效的谈判人员,” 费恩伯格说,“她对这25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她也相当灵活,立场并不会僵硬不化。”

在另一位任期很短的首席执行官(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前首席执行官埃德·惠塔克里[Ed Whitacre])上任又离任之后,巴拉的前任丹·阿克森(Dan Akerson)开始重振公司的艰巨工作。两人立马就惺惺相惜,而且阿克森将产品开发和采购合并,让巴拉同时进行管理,以缩减成本。他表示,巴拉取消了一级管理层,并且给总工程师们更多的权力,借此“让混乱的局面变得井井有条”。

破产让通用汽车甩掉了数亿美元的债务。无债一身轻后,阿克森加快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计划,效仿福特汽车(Ford Motor)和大众公司(Volkswagen)的做法,在更少的基础平台上开发更多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成立了一家新的金融分公司,并且投入了10亿美元重建其IT部门,由此公司可以更好地处理其所需的数据,进行更明智的决策。例如通用汽车公司首次可以追踪它在世界各地每个市场上卖出的每一辆车的利润。此前公司的IT工作一直外包。
2013年,通用汽车董事会开始为阿克森最终的离任做准备。董事会悄悄地考虑了4位人选,而巴拉正是其一。“我希望确保她绝对是正确的选择,”阿克森说,“玛丽是一位女性,这点非常不错。但她赢得这个职位,是凭借她出色的表现和巨大的潜力。”

领导人的变更在2013年12月10日突然发生。当时阿克森的妻子卡琳(Karin)被诊断出患有癌症,阿克森决定卸任来照顾妻子。在华盛顿东方文华酒店(Mandarin Oriental)一间会议室的外面,他任命巴拉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正在会议室里召开会议。
考虑到点火器召回事件的发展,她是在划清界限吗?“当然不是,”阿克森说,“玛丽已经说过,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如同我所预料的那样,她直接面对了这个问题。她此前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可以拿性命担保。”

自通用汽车公司脱离破产保护5年以来,该公司已经在自我纠错方面有了很多的进展,这也让巴拉有了空间来运筹帷幄。其零售市场的份额(不包括对大型租赁客户的销售)已经有所提高,同时平均交易价格相比一年前增加了2,000美元。在华尔街方面,通用汽车公司的信用等级也已经提高到了投资等级,这也降低了其贷款成本。雪佛兰是该汽车制造商最大的品牌,去年的销量为创纪录的500万台,同时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里也创造了销量新记录。自2009年以来,通用汽车已经向美国经济投资了100亿美元。

尽管2014年可能只有适度的增长,但巴拉正坚持阿克森的十年期中期目标,即在北美实现10%的营运利润率,将中国的销量从320万辆提高到500万辆,同时将南美和中国的利润率恢复到中等水平的个位数。但当前汇率下降,经济动荡,而且通用汽车自身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她已经开始让自己的全球领导团队每月搭乘飞机来参加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就重要的战略决策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同时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彼此有更好的了解。

通用汽车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继续表现出色,这也是公司最大的两个市场。她的计划是利用这些市场的利润来进行重组,并且进行必要的投资来促进世界其他市场的发展和利润情况。这项任务落到了总裁丹·阿曼(Dan Ammann)的身上。他正在全球来回奔波,寻找各种方法来分享更多的产品和专业技术。与此同时,通用汽车的国际运营副总裁斯蒂芬·雅克布(Stefan Jacoby)正在根据每个国家的情况对通用汽车的产品系统进行调整,以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不是试图在市场的边缘以不相干的产品来进行竞争。

通用汽车在美国的全新起步正好碰到欧洲的经济崩溃。在欧洲,通用汽车公司正在重组之中,其中包括在新任总裁倪凯铭(Karl-Thomas Neumann)的领导之下,关闭德国的一家工厂。倪凯铭曾经担任大众汽车的高管。通用汽车公司曾经想过将自己的欧宝(Opel)分公司出售,集中精力在欧洲发展雪佛兰品牌,此后又改变了注意,现在正在再次扩大欧宝的阵容。自1999年以来,通用汽车在欧洲市场已经亏损180亿美元,现在正努力争取在2015年前实现收支平衡。

巴拉也将需要与美国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就新的全国性合同进行谈判,而联合会会希望恢复在通用汽车公司状况糟糕期间曾经放弃的一些利益。幸运的是,有关召回的新闻报道并没有影响到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的销售情况。今年4月份,通用汽车的业绩超过了大家的预期,其销量相比一年前增加了7%,而且公司的零售市场份额相比3月份有所增加。摩根大通公司(J.P. Morgan)的赖安·布林克曼(Ryan Brinkman)等分析家们也认为——可能态度很是坚决——当前的召回大潮可能反而有助于推动通用汽车新车型的销售,因为召回促使更多的顾客要去经销店修理自己的旧车。

有一点巴拉肯定知道:尽管召回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但这场危机也是一种机遇,可以最终彻底清理掉“老通用汽车”的残余痕迹。过去,这种残余痕迹曾经影响到公司的业绩。“我的确感到痛苦——显然我们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从始至终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但它也是一种推动文化变革速度的机会。”

在国会山接受质询一周之后,巴拉在通用汽车技术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内面对数百位工程师发表演说。这里位于底特律的郊区,距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部有18英里(约合28.97公里)。这些工程师们在此召开一个市政厅风格的会议。这场于4月10日召开的会议向全球所有员工进行了传达。巴拉开玩笑说:“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开会开得精疲力竭,只想要回去工作。”

对于那些十年前曾经在D-ham工厂装配线工作过的人而言,她所传达的讯息听起来很是熟悉。“如果我们认为某些信息可能对其他团队有用,那么拿起电话,”她说,“去找他们,或者发个电子邮件。”

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巴拉将会就沃鲁卡斯的调查发布详细信息。巴拉承诺将会对出错的地方进行坦诚的总结,没有隐瞒。她也要制定进一步的行动,其中可能包括对通用汽车的法律部门进行改革。该部门长期以来由法律总顾问迈克尔·米利金(Michael Millikin)所领导。通用汽车公司早已经指派了公司一位高级律师来为全球安全负责人杰夫·波伊尔就法律方面的事务提供建议和意见,希望借此能够针对潜在的召回改善数据收集和决策工作。
通用公司也希望能够从费恩伯格那里就是否应该赔偿事故受害者家庭以及应该支付多少赔偿款这两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建议。此后,巴拉将可能重返华盛顿,就调查的最新情况向立法者们进行汇报。

但那不会是争议的终点。通用汽车仍然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并可能要承担类似于丰田公司(Toyota)的一笔罚款。丰田公司最近支付了12亿美元的罚款,就其过去迟到的召回达成和解。通用汽车公司同时还面临5项不同的调查,以及顾客们所提起的大量诉讼。顾客们认为在公司宣布召回后,他们汽车的价值所有损失。破产法官将会裁决这些权力主张是否有意义,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在破产法庭中已经逃避了众多法律义务。在这所有的过程之中,巴拉将必须在公司强行进行变革,并且带领公司走向长期的盈利和发展。

这项工作不会轻松,但巴拉似乎已经做好准备。2013年,通用汽车在更改零部件供应合同的条款时并未向供应商们征询意见,因而导致供应商们火冒三丈。面对供应商们的怒火,公司高管们就如何来解决争议很是焦虑。通用汽车全球采购和供应链副总裁格蕾丝·列布莱恩(Grace Lieblein)说:“玛丽的意见就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那么就承认错误,然后就此继续开展工作。’”那也正是该公司在今年2月份所采取的工作方式。列布莱恩表示,供应商们的反应让人感到震惊。“供应商们找到我说,‘这正是你们一直以来所谈论的文化改变。’这就是做正确的事情。要是搁到过去的通用汽车公司,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来做。”


作者:Joann Muller

译 粟志敏 校 Rona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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