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传媒董朝晖:制造欢乐的人
薛芳 薛芳

欢乐传媒董朝晖:制造欢乐的人

与光线传媒、派格太合、唐龙国际并称为电视节目公司中的”民营四公子“的欢乐传媒,最早在2003年时率先做出了《欢乐总动员》这类大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静期。2011年,重新出发的欢乐传媒推出《笑傲江湖》再次大获成功,而间隔的这8年

i黑马:与光线传媒、派格太合、唐龙国际并称为电视节目公司中的”民营四公子“的欢乐传媒,最早在2003年时率先做出了《欢乐总动员》这类大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之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静期。2011年,重新出发的欢乐传媒推出《笑傲江湖》再次大获成功,而间隔的这8年,作为掌舵者的董朝晖亲历了行业的哪些变革?

8月11日,63岁的美国喜剧明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加州寓所自杀,结束了他与可卡因、酒精、抑郁症抗争的生命。看到这条新闻时,董朝晖就在办公室,内心笼罩了一层悲凉:“难道制造欢乐的人内心都充满了悲剧?”
 

 
早晨8点半,董朝晖总是已经出现在欢乐传媒紧邻东二环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但有设计感,非常雅致。站在会议室看窗外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既繁华又幽静的路段。视线右边,东二环车流不息,视线左边,却是一条安静清凉的小道。
 
这似乎恰好是对民营影视业现实的隐喻:虽处于一个朝阳行业,但因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限制,只能选择一条小道到达目的地。时至今日,对民营资本而言,传统的广电传媒领域依然不够开放。董朝晖的欢乐传媒当然不例外。
 
8月11日,63岁的美国喜剧明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加州寓所自杀,结束了他与可卡因、酒精、抑郁症抗争的生命。看到这条新闻时,董朝晖就在办公室,内心笼罩了一层悲凉:“难道制造欢乐的人内心都充满了悲剧?”
 
这似乎是种宿命。喜剧之王卓别林、“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变相怪杰”金·凯瑞,以及中国人最熟悉的周星驰,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他们自己都不那么快乐。对于他们,人喜和我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陈佩斯说:“我突然想到喜剧为什么使人开心了,就是要你自我折磨。我想起每一组喜剧噱头都是自我折磨完成的,或者精神或者肉体的折磨,才能达到被别人笑的效果。而观众的这个开心,甚至是幸灾乐祸的。”
 
“那你的内心呢,喜剧还是悲剧?”记者问15年来一直在试图为观众制造欢乐的董朝晖,他沉默了一会儿。
 
“让人们欢乐”,这是他的初衷;“夹缝中生存”,他这么形容多年来走过的路。
 
做生意排名第三
 
影视人刘仪伟和董朝晖相识多年,在他看来,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5年来,无论做电视还是做电影,为公众“制造欢乐”始终贯穿着他的事业主线。
 
而董朝晖告诉记者,他所理解的欢乐,“不只是一种表象或者一个简单的表情,它应该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感受。”
 
他自认为并不是纯粹的商人。在其价值排序中,生意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项。
 
福建泉州人董朝晖从小深受传统家庭观的影响。“家庭是最重要的,既然有一个家庭就要维系好;其次我考虑的就是‘快乐与否’,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不快乐就不要去做;最后才是生意。”
 
在他看来闽南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很勤奋,从骨子里相信经商是一条出路;二是向来都有走出去的传统,大多数人喜欢四处闯荡,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有很多闽南人在那里创业。
 
所以在董朝晖18岁时,家人把他送到香港去读法律。年轻的他已经被灌输一种观念,去香港或者国外,总之只要离开了闽南,遍地是黄金,随时都可以成功。他一边读书,一边琢磨怎么才能出人头地,很早就开始在社会上做事。因为那段经历,他学到了两件事——怎么管理一家公司,如何进行资本化运作。
 
学业完成后,他很快成为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高管,被派驻到北京。据说当时他租下了北京市区的两处大厂房,在简单装修之后转租出去,掘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桶金。
 
从事后来看,1990年代那10年,全都在为董朝晖后来的事业做铺垫。他担任过广告公司总经理,为电视剧做过贴片广告。他也担任过文化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影音制作公司的董事,参与了香港公司对大陆文化产业的投资,这些投资广泛涉及报纸、唱片、电视剧等领域。他还结识了中国电视剧商业化运作的先行者边晓军、赵宝刚等,当时他们拿《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剧本,找两面针公司投了200多万元广告。董朝晖得到了启示:影视行业蕴藏着许多机会。
 
1999年,对董朝晖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年份。那年年初他创办了欢乐传媒;年末国务院下发的82号文件释放出制播分离的信号。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但业界已经形成共识:节目制作与电视台播出分离是今后电视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无疑是民营传媒公司迅速发展的时机。
 
正是在这一大势的影响下,一批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一时风生水起。董朝晖、王长田、孙健君、陆兴东,分别率领欢乐传媒、光线传媒、派格太合、唐龙国际这4家公司,试图构建民营电视的版图。时人将其称为“民营四公子”。
 
长期以来,中国媒介身为“喉舌”,承担社会责任远比追求经济利益重要,中国电视的娱乐属性长期缺位。当时称得上娱乐节目的,除了春晚就是《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春晚是“庙堂式娱乐”的集大成者,就算笑也必须笑出意义来。直到1997年,湖南卫视推出《快乐大本营》,才稍稍打破沉闷。
 
娱乐节目成为民营影视公司突破口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董朝晖们重走了西方走过的路:美国三大传统电视网ABC、CBS、NBC,早期大量节目都是自制,亦即在制播合一的体制下生产电视节目,直到1970年代,制播分离同样率先由娱乐节目启动。
 
王长田的光线传媒创立于1998年。他考察过美国和香港传媒业,发现娱乐节目是综合性电视台的重头戏,不少电视台甚至设有专门的娱乐频道。1999年7月,他制作出了《中国娱乐报道》。在他看来娱乐资讯有巨大的市场,但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董朝晖走了做娱乐的另一条路:综艺节目。他带领团队到台湾去取经,走访中视、华视,直接到演播室去看,发现“原来节目可以这么录、主题还能那么做啊”。回到北京,他直接从华视挖来了13个做综艺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从制作总监到总导演都是台湾人的《欢乐总动员》制作团队。
 
于是,刘仪伟对董朝晖的第一印象就成了:穿着很洋气,说话有点港台腔,身边一堆台湾制作人。在他记忆中,董朝晖对节目品质要求很高,出手也相当大方,一副大老板做派。
 
董朝晖的一位下属描绘了他的另一个形象:当年到欢乐传媒去面试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面试结束,大Boss董朝晖亲自把他送到门口,道别之时还欠身致意。这让他觉得董朝晖对人的尊重是骨子里的。
 
难以分享的娱乐红利
 
“一个节目带来了一堆节目,然后带来了一个频道,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行业。”这是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的经验。借助娱乐节目,民营影视公司逐渐打开局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分期有过总结:第一阶段是1990年代初兴起的《正大综艺》《综艺大观》等综艺节目。那时候可选择的节目很少,观众只能仰望主持人和节目本身。第二阶段以《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为代表,观众已从仰望者变成了评价者,并开始参与节目。第三阶段是《幸运52》《开心辞典》等益智节目,观众和主持人平起平坐,用平视的眼光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去对待节目。第四阶段是2003年开始出现的真人秀节目,平民走到了观众面前,成为明星。
 
在所谓的“第二阶段”,创新是非常容易的。用董朝晖的话说,“当时的综艺节目太呆板了,我们的主持人程前一说‘《欢乐总动员》,Yeah!’,立马就跟别的节目不一样了。”
 
坚持“内容为王”的《欢乐总动员》当然不会止步于此。1999年,当众多娱乐节目光想着怎么拽大牌明星出场以提高收视率时,《欢乐总动员》推出了“超级模仿秀”单元,让生活中稍具才艺的普通人一圆明星梦;2002年推出的“老歌新唱”则让人重温旧梦;到2003年,节目又推出了明星的电视婚礼……
 
表面看来,一切顺风顺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在其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占据首位,总量达到7000亿元左右。
 
在此之后,“娱乐经济”势不可当。在春晚挑起大梁的赵本山,不断扩张着他的商业版图;被央视封杀的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先后推出了5部舞台剧,部部赢利,其中《托儿》的票房超过了4000万元;凭借“海派清口”爆红的周立波,巡演收入就高达数千万元;身价与之相近的,还有说相声起家的郭德纲。他们都踩上了点,成为这个时代娱乐经济的领头人。
 
主攻娱乐的民营影视公司本该已经站到了风口。
 
问题在于,电视业延续了一条不平衡的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是充分竞争的内容制作公司,下游则是被严格把控谈不上有什么竞争的播出平台。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始终无法打通整条产业链,为其引入充分的市场机制。在这种环境下,民营影视业无法真正享有“娱乐经济”带来的市场红利。
 
“《欢乐总动员》做一期电视节目要花25万,但拿给电视台播出时,他们每家只需要掏两万块钱,所以电视台都很乐意购买。等到省级卫视壮大后,如果一家地方卫视买了节目,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看到,就不可能再有其他卫视来买了,节目的盈利空间被压缩殆尽。”董朝晖感慨道,“现行体制下,电视台愿意花比外面多5倍、10倍的成本给自己的团队做节目。他宁愿给自己团队20万做一集,给民营公司开的价就是5万一集,不做就拉倒。这就很简单了,你和他们的竞争根本不在一个起点。”
 
刘仪伟告诉《财经天下》周刊,民营公司甚至会遭遇暗算。2007年,董朝晖在戛纳电视节谈妥一个版权,意气风发,在没有和任何电视台达成合作协议的情况下投入四五十万做了两集样片,“那可是7年前的四五十万”。当时没有一家电视台提出要买,不久却有电视台做出了一档一模一样的节目。
 
事实上更具威胁的变化也早已经出现。2005、2006两年,“制播分离”遭遇到寒流。国有电视台发起“反攻”,民营公司的名牌栏目纷纷被“请”出黄金时间和黄金频道,与电视台在资本层面的合作也大都搁浅。
 
欢乐传媒跟北京电视台合作的《每日文娱播报》,3年之后版权被强势的电视台拿走。光线传媒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2005年,光线的王牌栏目《娱乐现场》被“调整”出合作5年的北京台。不久之后,这一幕又在上海、长沙等地重演。
 
董朝晖和他的欢乐传媒不得不开始考虑转型。
 
彼时,软银赛富注资了欢乐传媒,并助推其实施新媒体战略。其董事提醒董朝晖,“你应该考虑把电视业务剔除掉,这种高度依赖电视台的生意模式不可持续。”董朝晖一阵愕然,“不做电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2007年底,董朝晖的王牌栏目《欢乐总动员》也进入了衰退期。他不得不壮士断腕,对节目的制作、经营团队进行大幅整合,清退了150多个员工,只留下了50多名骨干。他们将是7年之后,他能够携《笑傲江湖》归来的火种。
 
艰难的生存环境,逼着董朝晖寻找相对市场化的领域。他很感激韩三平,“他把我拉进了电影的圈子。”
 
2009年,董朝晖投资了3部电影:《大内密探灵灵狗》《火星没事》和《刺陵》。在电影投资领域,他延续了过往的风格,专注于喜剧。曾有广电总局的领导向他表达不满:《大内密探灵灵狗》这样的电影太庸俗了!董朝晖却认为对大众娱乐不必苛求。这部电影在创作剧本时,就将笑点设置得很低,力求老少咸宜。
 
“观看电视也好,走进电影院也好,不是每个观众都要在其中寻找内心的,但我想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需要快乐。快乐之余,还有更多的感动、情感宣泄。”
 
3部试水的电影,《火星没事》被《2012》冲击得狼狈不堪;《刺陵》也未能收回成本;但凭借《大内密探灵灵狗》的“意外”成功,董朝晖的2009年还过得去,“第一年鼓捣电影,没赔钱,还略有盈利,不错了。”
 
但更多的是遗憾。《娱乐现场》撤出北京电视台后,光线传媒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为它找到了落地的新平台。2011年,光线传媒成功上市,如今更是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王长田会变通,而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该坚持的时候没有坚持。”董朝晖感叹道。
 
既然归来,就要笑傲江湖
 
做生意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董朝晖这么想,“首先要设计一个公平的生意模式,这种模式分配利润相对合理。如果一个生意自己赚9块钱,对方赚1块钱,这种模式肯定不公平,迟早会出问题。”他说自己做生意成功率高的原因就是不急功近利,这为他在浮华的娱乐圈赢得了信任和友情。
 
2011年,董朝晖发现整个电视业的竞争环境变了。互联网敲开了传统电视业的大门,优酷、土豆、爱奇艺等一大批视频网站成了新的播放渠道,“内容为王”是整个市场的主基调。很久没有涉猎综艺节目的董朝晖又开始心痒了。他希望能树立一个以“欢乐”为核心的品牌,构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并一直延续下去。为此他酝酿了两三年,直到2014年,才推出大型喜剧类真人秀《笑傲江湖》。
 
2013年,在香港世纪酒店,董朝晖见到了笑星吴君如。他邀请后者加盟自己的这档节目,吴君如很爽快地答应了。此后他们将近一年没联系。一年之后董朝晖致电吴君如重提旧事,她说,她一直在等他电话。吴君如的仗义让董朝晖感动:就因为一句口头承诺,她拒绝了很多邀请,等了他一年。
 
宋丹丹加盟《笑傲江湖》,一直强调“是为小董而来的”。他们早年就有过合作,“当时让丹丹来主持节目,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做下去,但丹丹说以后需要帮忙尽管开口。”数年之后,董朝晖开了口。
 
冯小刚也是董朝晖相识多年的朋友,两人经常一起打球。他很早就跟冯小刚说过要做《笑傲江湖》的想法。冯小刚拍摄《私人订制》时,他还跑到三亚去探班,继续游说。“我告诉他民间的喜剧选手需要机会,做评委说自己想说的就行了。”等到春晚结束后,冯小刚终于松口。
 
刘仪伟是冯小刚推荐的,恰好他也是董朝晖的多年好友。当年离开央视后,他在上海跟欢乐传媒合作过好几档综艺节目,此时正在为他们写剧本,谈到再次合作一拍即合。
 
董朝晖的执着和迎难而上给刘仪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项目的创意他很早就跟我聊过,然后便进入了漫长的游说期——他几乎游说过所有华语喜剧电影界的一线人物,还游说过国内好几家一线卫视,直到某些卫视都已经开始录制同类型节目,不止一档了,他也没有放弃。在这个过程中我都陪他游说过好几回。最后,他和东方卫视达成了协议。”
 
除了东方卫视的《笑傲江湖》,浙江卫视的《中国喜剧星》、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辽宁卫视的《中国喜剧行动》、湖北卫视的《我为喜剧狂》、安徽卫视的《超级笑星》也纷纷登场了。2014似乎成了中国喜剧真人秀的元年。
 
从当初的《欢乐总动员》到现在的《笑傲江湖》,隔着多年的时光,许多东西对董朝晖来说都不一样了。他举了个最直观的例子——《欢乐总动员》一集的制作成本是25万,而一共13期的《笑傲江湖》制作成本高达9000万。
 
《笑傲江湖》的评委组合在同类节目中堪称星光闪耀,董朝晖对4位嘉宾有不同定位:“大家还是有分工的。比如说小刚真性情,我对他的要求是直截了当表现他的想法,犀利的也好,柔和的也好。丹丹是个很感性的人,她对人生很多问题都看得比较透彻。君如的表演方式是香港人比较夸张的敢于自嘲的大笑姑婆那种,这样可以兼顾南方观众。仪伟则比较稳当,而且他当过主持,这个节目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掌握整个流程。”
 
董朝晖认为自己的优势是能“组局”。
 
“现在电视台不缺优秀方案,双方合作的基础是民营公司有电视台没有的资源。在娱乐圈,组局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组的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组的局是地上的局,有的人组的局却是天上的局,这取决于个人的格局和判断力。”
 
2014年3月,《笑傲江湖》第一季正式开播,第一期节目收视率即达到1.26%,在全国同时段节目中排第二,第三期收视率上升至1.63%,最高收视率则达到1.95%。收视率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最终衡量《笑傲江湖》成功与否的也是这点。
 
而对董朝晖来说,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笑傲江湖》经历了3年的策划、9个月的筹备。2013年欢乐传媒和东方卫视共同组建栏目组后,派出了10多个团队,在全国30多个城市,通过各种渠道找寻“欢乐制造者”。为了保证节目制作精良,编导们还根据每个选手的个人特点,在已有创意上进行二次创作和包装。“我们将制造快乐的焦点锁定在百姓身边,提出了‘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笑对’的理念,希望快乐从人们身边来,并且传递给更多身边的人。”
 
《笑傲江湖》第一季的盈利状况令他满意,但他显然看得更远,“同类型节目中我们是拿到了最高的第一季冠名费。但你知道,《中国好声音》第一年的冠名费跟第二年没法比。”
 
董朝晖看好当下喜剧市场的火爆和可观的前景。《笑傲江湖》收官后,欢乐传媒签了16名选手。但这个节目只是欢乐传媒产业链的一环,他就像一个手艺人,尝试着打磨好每一个环节,把它们连起来,因为他有更大的野心。“电视节目是品牌,每年延续下去,可以源源不断找到好的喜剧人才进入行业。这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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