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辛子:iphone6抢购特功队为何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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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iphone6抢购特功队为何都是中国人

这两天,“中国人”几个字,又上了日本新闻的头条:从9月19号iPhone6正式发售开始,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只要有苹果专卖店的地方,就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在东京,“中国人”插队,一个人替三十个人占座,临离开时留下满街垃圾

这两天,“中国人”几个字,又上了日本新闻的头条:从9月19号iPhone6正式发售开始,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只要有苹果专卖店的地方,就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在东京,“中国人”插队,一个人替三十个人占座,临离开时留下满街垃圾;在大阪,近百名“中国人”听说iPhone6已售光之后,集体涌入店铺内并发生摩擦,于是店家报警,大阪警方出动二十多台警车、五十名警察……

据说这些集中在日本各地苹果专卖店前排队抢购iPhone6的,绝大部分是中国的黄牛,或是黄牛们雇来排队的人。因为iPhone6在中国何时上市未定,以至一台128GB的iPhone6,可以从正规价6千多人民币,被爆炒到2-3万人民币不等。为能赚取差价,于是出现了“哪里有苹果店,哪里就有中国人”的iPhone6抢购盛况。
 

 
(iphone6上市,中国人带椅子排队购买。CFP供图)
 
日本舆论一片哗然,所有的日本人都看呆了:“中国人这是怎么了?”许多在日华人们更是痛心疾首,在网络呼吁“同胞们,别再丢人现眼了!还有没有公德心?”“这种赚钱方式已经让人很讨厌了!”
 
“没有公德心”“除了钱什么都不要了”……这些所有的谴责,都统统指向同一轴心问题——“中国人素质太差了!”——在当下,这似乎已经成了某种社会共识。被数落素质差的中国人,也对此供认不讳,互相批评。除了自己,看看周围的那些人的言行,个个都像破坏中国人形象的、素质差的“老鼠屎”。

 
“大众规律端正,其公众道德之高,恐怕在全世界都称得上无与伦比。夜晚的街道是绝对的安全。住宿的房间可以大开,完全没必要上锁。公共场所极其清洁。在国庆节的公园里,男女数万人蜂拥而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小孩子,一整天的吃喝、看热闹、游玩,但公园里却连无人落下一片纸屑……”

 
有了“中国人素质差”的这个先入观,大部分看到上面这段异常熟悉的话,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日本——这不就是在说日本吗?到日本旅游过后的中国人,大凡会写点字的,哪个不是都这样写来着……
 
但是,很遗憾,您猜错了!上面这段话,说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这段热烈赞美中国人高素质的话,出自日本学者加藤周一之手。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与作家大江健三郎、哲学家鹤见俊等一起同为保护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的“九条会”的发起人。生前著作无数,其关于“日本文化杂种论”的个性论调,至今无人出其右。
 
关于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界的影响力,看看下面这段宫崎骏的老搭档、“吉卜力”社长铃木敏夫年轻时所写下的一段话,也许能略窥一二:

 
“这样说或许有些奇怪,但我正是通过阅读加藤先生的著作,而终于开始理解眼前宫崎骏所做的事。并在理解的同时,终于能够对宫崎骏报以回馈。对于宫崎骏出于本能所干的事,我是借用了加藤先生的智慧,才能够对宫崎骏说:你所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之间的对话才终于得以成立。”(摘译自铃木敏夫《吉卜力的秘密》)
 
就是这位极具影响力的加藤周一先生,在1971年应邀访问中国之后,在日本媒体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当时中国的文章,撰文大赞中国人“无与伦比”的高素质:
 
“在北京市区混杂的公交车内,人们之间都不会互相推挤。不仅如此,看到有外国人,还会让座——在中国访问的外国人,都被视作中国的‘友人’,而受到礼貌照应。这与那种欺骗外国人并搜刮其钱财、且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一般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摘译自加藤周一《中国往返》)
 
这是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七十年代初所看到的中国。当然,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一些别的:例如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逐渐“农村都市化”时,中国却在“都市农村化”,学者和城里的年轻人,都被赶到了乡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人都在紧跟时尚变得更加“女性化”时,中国的女人却在变得“中性化”或“无性化”,宽大的衣服下看不出任何女人的曲线,仿佛进入了“无性社会”;当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民都在忙着赚钱享受、越来越拜金主义,并对政治失去关心时,中国则成了全民皆兵的“人民兵营”,城市看不到任何商业广告,而农村却四处可见政治口号……
 
加藤周一将他的这些中国观察汇集成文,称之为“中国的或反世界的”。当然,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用更直截了当的中文来表达的话,其实应该是“要么中国,要么反世界”——请不要误会加藤周一先生,当年他写这句话时,完全没有任何要批判中国的意思,他是将“中国”以及中国的“反世界”,作为一种制度个性去努力理解的。作为一个希望中日友好相处的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要将中国这个与日本同文同种的“外国”,作为“完全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外国”来理解才对,尽管作为日本人,他认为要做到真正理解中国很难,但他反对对于中国一边倒的错误认识,倡议为了“国家的百年大计”,要“树立和中国真正的友好关系”,认为“正确理解中国极为重要”。
 
加藤周一于2008年去世。若他还能多活几年,看到中国的“海外购物兵团”或是“iPhone特攻队”,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与他当年看到的那个“中国”,实在太不一样了---他当年看到的那个“中国”,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而闭门造车的“中国”,而现在的这个“中国”,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的另一个“中国”。尽管,当年的那个“中国”和当下的这个“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中国的或反世界的”。
 
无独有偶。与加藤周一持完全不同看法的,是1925年出生于台湾的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松本一男的笔下,中国人缺乏公德心、毫无集团意识、个人主义,并且爱财如命、热衷于使用各种手段赚钱。
 
但松本一男并没有对中国人的这种种表现,作为“中国人素质差”的证据并提出各种批评,而是以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作背景,逐条梳理和剖析中国人为什么会“个人主义”、为什么会“爱财如命”:
 
“中国人崇拜个人主义。虽然他们期待伟人,但却只指望自己。所以,在中国悠长的历史当中,那么多格言典故,都是关于个人修养和教训的,很少有关于集团伦理的……中国人对个人的力量充满信仰。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政治体制下,普通的老百姓深知想要逃避严峻现实,最后真正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为此,中国人流于个人主义,变成凡事都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普通中国人从来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战争、高压政策、天灾人祸、疾病……,凡此种种,中国人既不像日本人那样有政府保护,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有高喊人权、民主主义的自由。对于中国人而言,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东西。”
 
松本一男认为中国人这种缺乏公德心的“个人主义”以及“爱财如命”,是上千年残酷的政治环境所造就的生存策略,是一种“中国式智慧”——或许有人会认为不敢苟同,但细想其实不无道理。而且,个人以为:何止政治环境,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所弘扬的道德观也是以“私德”为主,而非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种种“公德”。
 
例如,自古以来,中国人是以“孝”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一个不孝的人,其他方面表现得再美好再善良,都会遭到道德上的谴责。因此说“百善孝为先”。
而所谓“孝”,实质上便是一种最为典型的私有化品德,也即“私德”。 一个“孝”字,首先便区别出身份、地位、年龄阶层以及上下级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孝父母、有人孝领导,却鲜有人去“孝”身边的生活环境、一草一木——因为那些是不属于自己的,或者是跟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自然不用“孝”也不用管。
 
因此,对于千年来接受“孝文化”这种私德熏陶的中国人而言,在家里,大家可能都是好父母、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但走出家门,却难免会吐痰、占座、插队、扔垃圾,做不了好公民。只有“私德传统”而无“公德文明”,只有“孝道教化”而无“公德教育”——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或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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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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