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胜洋楼里的启蒙运动
2014-10-16 08:39 i黑马 德胜洋楼

德胜洋楼是一家设计与制造美式木结构别墅的公司,因实行一套独特的员工守则而被媒体广泛报道。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聂圣哲试图通过他制定的管理方法,将农民改造成合格的产业工人以及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绅士。他说,他在进行国民性改造试验。

i黑马导读: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是一家设计与制造美式木结构别墅的公司,因实行一套独特的员工守则而被媒体广泛报道。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聂圣哲试图通过他制定的管理方法,将农民改造成合格的产业工人以及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绅士。他说,他在进行国民性改造试验。


自民国至今,前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有温铁军的新“定县实验”,都因不可抗力半途而废。聂圣哲对他所在的民族的劣势认识深刻,他的改良主义初衷与上述诸位也相同。他选择了最易控制并实施想法的小规模学校和公司,作为入口。

至少从表面上看,聂成功地造就了自己想要的小气候:工人的精神面貌改观,工作效率提高。这得益于他的产品的独特竞争力。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面临生存压力的小公司无力进行这样的改良,而大公司,聂比较了德胜和富士康,认为流水线上的工人与德胜的“手艺人”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显而易见。聂推崇的“手艺人”不可能取代流水线,正如他谈论自己的试验时所用的或许不雅的“妓女”与“淑女”的比喻。聂的改良给他的公司带来了效率,但这种取得效率的途径并非现代商业成功的必经之路。要求企业家都成为聂圣哲吗?

聂的实践值得很大的尊敬。他也并不为“孤军奋战”而烦恼:我们这群人很快乐,乐在其中吧。
也只能如此。
 
工地

5月,山西晋中。
 
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两栋木结构别墅矗立在中轴线两侧,穿深蓝色工作服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钉外墙板或沥青瓦。4、5名瓦工在别墅一角砌起砖墙,这是专门为中国业主设计的中式厨房。更多工人在室内,往天花板和墙的位置钉石膏板。此地多风,风卷起黄土,像潮水一样扑向工地,室外的工人稍稍将头一偏,等风过去,继续干活。
 
这里是德胜的一处工地,将它看作流动的室外车间或许更适合一些。周雪彬曾在德胜工作了19年,他觉得自己跟一般工地上的农民工“完全是两回事,毕竟是手艺人”。周现在是一名建材批发商。
 
这两栋别墅的主人是当地一位颇有实力的地产商。完工之后,他和家人将住进去,剩余的一大片空地则会被开发成高档住宅小区。据说这位地产商曾三次赴德胜总部参观样板房,十分喜爱,但因为地段偏僻,加上工期排满,未能如愿。去年,他辗转找到聂圣哲的一位好友牵线,终于购得。地产商的手下每天都到工地来看施工进展,并带来老板的最新指示。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指示是,老板要在自己住的那栋楼里预留8个装摄像头的槽。施工责任书上没有这项流程,也就是说,地产商在购买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在工地负责人、总监程细进看来,这是对流程的重大更改,他无法执行。他和那些人争论了半个小时:我要对别墅质量负责。老板的手下也感到不解:明明是我们老板付钱买的别墅,怎么不能按他的要求来改?最后,程细进建议他们联系苏州总部,如果他得到了总部流程中心的指示,他会让工人照办。处理完这摊事,程细进钻进一辆金杯面包车。工地上的饮用水快喝完了,他得马上买10桶回来。晚一点他还得带厨师一块儿进城去买菜、买油。
 
程细进今年45岁,跟德胜的大部分工人一样,来自安徽休宁县,是聂圣哲的同乡。程细进在德胜工作了13年,是德胜8位工程总监之一。工程总监算不上官,类似部队里的军士长,是担任基层行政和专业技术领导的工人。在工地上,程细进除了要安排每天的施工项目、巡视岗位,还负责买菜、买水等诸多杂事。工人分木工、瓦工、水电工三个工种,木工人数最多,后两个工种的工人也具备基本的木工技能。根据工程进度,每个工种的人数也在变化。晋中工地两栋别墅主体部分已基本完工,19名木工在几天后将被大巴车送往郑州的工地,而6名瓦工和水电工则刚刚从青岛工地来到这里。苏州的调度员根据各个工程总监发来的工程报告,调配不同工种的工人。
 
工人从早上7点工作到下午5点半,中间休息2个小时。食堂兼厨房是两间临时搭建的砖房,刚好摆下三张方桌。每张桌子供8人用餐,工人们会等8个人坐满才动筷子。德胜工人的伙食标准是一大荤,两小荤,一素,一汤,大荤一般是红烧肉和红烧猪蹄。这项用餐标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聂圣哲制定的,他曾教育工人为红烧肉而奋斗——看在我请你们每餐吃红烧肉的份上,拜托各位把活做好。这样的三顿饭,工人只需支付5元钱。为了让工人吃得惯,每个工地连厨师都从休宁带过去。厨师老郭今年60岁,炒菜时放很多剁椒。他儿子也是厨师,在德胜总部食堂做饭。
 
食堂旁边是一处用砖和防雨布搭建的临时工棚,住着十几名砌墙的建筑工人。他们来自河南安阳,隶属于一个包工头。他们的伙食相当简单,主食是馒头或面条,菜是肥肉炒包菜或扁豆焖肉。他们的工程已经完工一周了,还没有新的活儿派下来,整天闲着,要么用DVD看电影,要么玩1元钱起步的斗地主。他们的工钱不低,以日计,小工130元,临时工200元,大工最多可以拿到500元。
 
“他们一看就是职业工人,”一位26岁的建筑工人对《创业家》说,“我们不是。我们在工地上就干半年多,到冬天我们全村都出去卖糖葫芦,我一般在济南卖。”他是一位会砌砖的大工,很羡慕德胜工人的伙食,但更希望像他们那样每天有活儿干。他不喜欢每天闲得发慌的日子,“做才有钱拿。”
 
晚饭后,德胜的工人们排队洗澡。“员工必须讲卫生”写入了《员工守则》。每个工地都为工人提供洗热水澡的条件。到这里第一天,程细进就去县城买了一台容量最大的电热水器,搭了一间简易浴室。
 
工人住在工地附近的两间仓库里,周围是树林和荒地,离最近的集镇有十几分钟路程。吃过晚饭,一些年轻工人会到镇上去上网或者吃烤串。大多数人在工棚里,用笔记本电脑看电影或玩手机游戏。工人们使用的是iPhone 5S 手机,由德胜和中国电信合作免费提供给工人。
 
瓦工孙进宝早早地洗好澡,上了床,抱着笔记本电脑看《我的男闺蜜》。他的硬盘里储存了足够看半年的电视剧,都是他离家前女儿帮他下载好的。“有没有新的黄带?”一名工人连续问了两个同事。工地在乡下,一块儿干活的全是大老爷们,半个月见不到女人不足为奇,看“黄带”成为工人解决性饥渴的一种方式。“如果这里有五六十块钱的小姐,我会去。我会戴套。”一位工人说。
 
工棚里,没有人打牌。在德胜,赌博是一条碰不得的红线,触犯即开除。即使是单纯娱乐性质的打牌、打麻将也被禁止。
 
工人
 
“我还没法理解他说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不是跟工厂里每天上班、下班的那些人一样?”程细进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老板想把他们变成怎么样一群人。但他能感觉到不同。
 
程细进出身于木工世家,有一身木工手艺,上世纪末在黄山当小包工头:有一辆摩托车,领着几个工人,从大包工头手里接活儿。“当包工头也很累,要跟上面收工程款,要管工人,没钱了要想办法给工人垫付一些工资。”1997年,教程细进手艺的师傅加入了德胜,每逢过年两人见面,师傅都说自己进了一家好公司:工资50块钱一天,从来不拖欠,每天有活干,到年底还发奖金,伙食也很好。
 
2001年,通过师傅的推荐,程细进成为德胜的一名工人。在德胜,新工人来自老工人的推荐与担保,大多跟聂圣哲同乡。职员表上写着一行小字:把一个普通农民转变为一个合格的产业工人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当时,程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刚进德胜,新工人被要求在样板房展示区拔草,为期半个月。“我是成年人,”程细进对《创业家》说,“也成家了,大小也算个包工头,让我拔草,感觉面子上很过不去。”培训的教官告诉他,这就是成为产业工人过程中痛苦的开始,忍受不了可以走。拔草也算出勤,工人照样可以领到工钱。半个月后,他们被派往杭州的工地。上岗前还有一周的培训,程细进有些抵触。“教官说我表现很不好,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我靠手艺吃饭,凭什么要表现好给你看?”程受不了这样有损手艺人身份的管理,但考虑到培训既然结束了,不妨留下来干半年,看这里到底待遇怎么样。
 
半年后,他没有想走的念头。“在德胜上班反而相对轻松,只需要听从安排把木工活干好,每个月能按时领到薪水,也不担心闲下来没有活干。出去再做包工头吗?人脉也没了,更适应不了外面的环境。”老家人都说程细进脾气变好了。“别看我这么瘦,三言两语不对劲马上就干仗,在我们那一带都有名。在德胜待久了,回家人家都讲我性格真好,我自己都想不通。我就是习惯性地跟人说谢谢,以前在家是不可能的。”
 
“在德胜不管你会不会干,你问别人,他肯定耐心跟你讲、教你。在其他地方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在德胜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家里也没什么大事,我也不需要太多的钱,平平安安就好。”程细进不奢望未来有大发展,他的妻子在休宁一家豆干厂上班,女儿读高二,他前年买了一辆丰田卡罗拉轿车,停在家里。
 
在德胜,入职10年以上的老工人都没有换工作的打算。德胜的八成员工入职5年以上,一半员工超过10年。
 
孙进宝今年50岁,在德胜工作了12年。他的愿望就是能在德胜干到退休。孙的妻子在老家休宁务农,女儿在当地农村一所小学教英语。不存在经济上的负担,他的想法就是稳定,即使其他地方收入更高,他也不会考虑。“首先这里不担心没有活干,也安全。生活嘛,过得去就行了。你叫我去别的地方也不习惯。”孙进宝喜欢《员工守则》在工人中营造的秩序。“外面工地吃饭从来不排队,打架都很正常,在这里不用抢。再一个,我们为人比较和气,有礼貌,我们工人嘴巴一般不太爱乱讲。”
 
刚来到晋中工地时,前一个施工队在为别墅打地基,德胜的工人想拿对方几块木板钉一张桌子,遭到程细进的训斥。“公司一直讲不能贪小便宜,人走向邪恶都是从贪开始。你捡了一款手机,这个手机价值1000块钱,交公,奖励你1500或者2000块钱。”
 
在德胜,工人的日薪在200元左右,在当下的建筑行业不算特别有竞争力。但老工人最看重工资能否按时发放,工期是否排满。对于农村户籍的工人来而言,养老是德胜给他们的另一笔重要福利。除了按照企业职工标准为工人缴纳一笔养老保险,德胜还向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支付一笔公司单独发放的养老金。德胜有资产使用委员会,工人的养老金来自这个部门的投资收益。员工买了房子,装修材料可以从公司购买,只要支付进价的80%。聂圣哲甚至有为员工修建养老公寓的打算。
 
周雪彬说:“德胜是靠得住的公司。靠得住就是不愁吃、不愁没有钱、不愁没事做。在德胜,一年365天,你可以做360天的事,它的伙食跟外面完全是两样。其他的工地,完工以后,把你们放回去,什么时候有事做,不知道。”
 
和老工人的想法不同,年轻工人并不打算长久留在德胜。
 
德胜停止社会招聘多年,年轻工人由休宁“鲁班木工学校”输送。这是一所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出资办的技校,学制两年,教授木工技能。学校从当地招收家庭贫困的初中毕业生,免学杂费,学生毕业后可以去德胜工作,也可以自谋职业。聂圣哲参与制定了学校的校规,与《德胜员工守则》一样,目的都是塑造诚实、勤奋、有修养的人。
 
陶卫平是2012届毕业生,加上实习期,他在德胜整整干了两年。跟他同期毕业进入公司的学生有37名,到目前为止,有一半人离开了,有的开网店,有的搞装修,有的当裁缝,也有继续干木匠的。据陶说,离开的同学大多在黄山当地工作,因为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们留在当地。陶卫平的想法是,先在公司干着,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会去创业。“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都打工吧?”2010届毕业生中,有20多人进入德胜,如今只有6人还在公司。
 
作为工地上的管理者,程细进和两代工人都经常接触。在他看来,年轻工人和自己这代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那时候看见老师傅站在那儿干活,我肯定是帮忙你,要有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当作没看到。我还是个手艺人,年轻工人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打工的。”
 
周雪彬认为,这是大环境改变造成的,年轻人不像自己这一代能吃苦,但留下来的就是最好的。聂圣哲曾说:“现在媒体无休止、大肆地宣传马云、张朝阳等类型的成功,难免会给年轻人造成一个错觉,要想成功,就要学习马云,学习张朝阳,就要走捷径、赚大钱。于是,就放弃、鄙视脚踏实地的工作与生活,整天异想天开,幻想着有朝一日做第二个马云、第二个张朝阳。”
 
但他并不担心德胜员工后继无人。“我们木工学校鼓励学生出去创业,有30%留在德胜,赶都赶不走,能说不愿留下?”聂对《创业家》说。“至于老龄化,是社会问题,但我们企业不会有问题,毕竟人少。”
 
制度
 
在德胜总部,有一座小教堂,供信教的员工做礼拜用。做礼拜相当于出勤,计工资。每一年,德胜的员工都庆祝感恩节、圣诞节,其中后者相当于年会,在苏州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活动,各工地工人回到苏州,穿正装出席。
 
英国管理学家肯尼斯·霍博在《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中,总结了清教徒的四个特征:建造人间天国的乐观精神,拥有机械天赋、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的道德观念,根据不同的目的协调财力、物力、人力的组织能力。他认为,这鼓舞了移民在美国立足、开拓,也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企业管理文化的内核。聂圣哲认同基督文化对人价值观的塑造,并将其注入公司管理中。
 
“德胜是一家教育为先的公司,每一个职工来德胜都要被进行价值观及行为改造,改造后的德胜人变得彬彬有礼,变得勇担责任,变得做事认真,变得行为文明,这当然给别人产生世外桃源的感觉。其实,一个中国年轻人只要经过两至四年的有效教育,就可以做到这些。”聂圣哲说。
 
周雪彬回忆,聂圣哲明确提出要对员工进行书面规定管理是在1998年左右。当时德胜在苏州稳定下来,工人五六十人,素质不一,导致工程质量不易监控,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别墅质量进行监控,成为聂圣哲拟定《员工守则》的现实因素之一。“程序对工程质量非常重要,不按照操作规则来做,质量就保证不了。1996年,当时一个浴缸没有留检修口,聂总把工地所有人叫过去,把浴缸砸掉,返工,他来承担。公司大了,他必须这么做,没有这个管理模式的话,人怎么去控制?”
 
聂圣哲认为,提高工人的素质才是工程质量的根本保证。“我规定隔6英寸钉一个螺丝,他完全可以隔8英寸、10英寸,看不出来,不可能一个工人干活,另一个在旁边监视。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不是6英寸钉一个,他心里就难过。要反复训练。不那样做就好像一个人没穿裤子一样,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了。还要有责任心、诚实,感觉到老天在看着你。包括基督文化对人的约束,经常讲上帝在看着你,你的良心在哪里?”
 
无论是让新员工入职时先拔草、打扫卫生,还是规定员工需随身带《员工手册》、谈吐文明,都是对员工身体和精神的规训,使规则成为无形的准绳。周雪彬也认为,看似无关的个人修养,跟工程质量关系密切。“因为没有界限,质量他就随便怎么做了。工人的素质好,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不会偷工减料。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偷工减料是常事,但是德胜没有。”管理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也认为,看似简单的训练实际上是在重新塑造一个人,“聂圣哲把他们作为人来塑造,塑造成人之后他才会产生正确的行为。”
 
《德胜员工守则》规定,每个月1号和15号晚上学习该守则,“全书学完后从头再学”。工地也不例外,工人们拿着书,轮流念一些段落。程细进认为,这样的学习是有必要的:“这个东西不是熟练不熟练的问题,关键是时时刻刻提醒。你头脑里面没有这个意识,哪怕你会背了,长时间不提醒你也不把它记住。时刻别忘记这个规章制度,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每个工地按照聂圣哲的指示,在学习《日本孩子给我们补课》一书的内容。
 
同时,聂圣哲也将公私权界分得很清楚:《守则》只在有限范围内起作用。“我们的职工可以有任何信仰、任何价值观,甚至他去嫖娼我们也会花钱把他赎回来。在8小时以外,我在公司公共场所看到职工偷情做爱,我把头一歪。这就是我们的公司:你手艺人有手艺人的规矩。”
 
德胜的管理之所以能奏效,跟它在业内第一名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德胜在中国业务开展得早,申请的专利超过1100项,成本控制得较好,年销售额不超过4亿元,利润率大约15%。它没有销售员,靠客户口碑营销,因为产能有限,每年至多制造200栋别墅,不得不成立“订单拒绝部”。处于卖方市场的德胜不需要行贿和遵行潜规则,因此其制度得以顺利执行。
 
聂圣哲希望德胜一直是一个“小公司”。
 
老板
 
管理学家杨壮将德胜的治理模式总结为三层:卓越的领导者带来的人治,精细化制度带来的法治,信仰和价值观带来的心治。“没有这三重治理,德胜不可能成功。”聂圣哲是德胜管理体系的核心。
 
聂将德胜比作君主立宪的国家,《德胜员工守则》相当于宪法。但聂既是“君主”,又是制定宪法的人。原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现北京林德咨询公司董事长温元凯认为,聂圣哲在德胜实行的管理,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延续,“我和他都属于改革的探索者,绝不仅是开个企业赚点钱。”
 
聂圣哲出生在休宁县农村,少时做过木匠,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分配到安徽大学化学系任教。温元凯回忆,当时他在中国科技大学推行访问学者制度,青年教师聂圣哲被邀请到中科大,参与过高温超导体材料的研究。当时,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股思潮,受温元凯办中国科技大学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的影响,聂圣哲在1988年创办了合肥四达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乡镇化工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
 
1990年第6期《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上写道:仅一年多的时间,“四达”先后研究开发出新技术30多项,帮助浙江、江苏、山东、四川、湖北、甘肃、广东、安徽等省建起10多家化工企业。聂圣哲也被称作“狂人”。
 
曾任四达应用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河南工业大学教授的李志成说:“当时所里对客户讲诚信是最高原则,员工之间很和谐,像一个大家庭,强调发挥个人特长。德胜的管理能看到四达应化所的一点影子。”李志成印象最深的是聂圣哲为研究人员解决职称问题。“当时去了很多本科生、硕士,专业人员对职称比较重视,民营企业在安徽省、合肥市都是比较特殊的,解决职称的困难比较大。而职称也是留住人比较重要的方面,他和市科委协调好多次,最后给解决了。”
 
1989年,聂圣哲前往美国。1992年,聂圣哲从美国将木结构别墅生意带回中国,在海南开始了再次创业。“我本来就会木工,到了美国,发现房子是这样造的,挺有意思。研究了这种房子与地震的关系,看了这个房子的科学性,这应该是很不错的领域。中国没有这个领域,我就注册了这个公司。”
 
海口的海达庄园是德胜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周雪彬经过亲戚介绍,来到海南,加入了聂圣哲的创业团队。聂圣哲几乎是手把手教会了第一批工人组装木制别墅。“当时他和程涛(现任德胜总经理)带着十几个工人,都睡一起。他要求很严,总说按美国标准来,上螺丝要转8到12圈。我们从农村来,没衣服穿,他给每人买一件牛仔服。”
 
三年后,团队移师长三角,在常熟和上海完成了两个度假村建设,公司人数也增加到几十人。在当时,德胜工人的收入很可观。周雪彬回忆道:“1995年的时候差不多2000块钱一个月,工人至少是1500-1800块。那时候农村里面做木工才15块钱一天,一个月才450块钱。”1997年,德胜搬到苏州,次年,最初的管理守则面世。
 
聂圣哲喜欢讲“精造”二字,他最尊敬的企业家是鲁冠球,因为鲁提供给用户质量过硬的产品。他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他是一名教师偶然闯入了商界,他对待职员就像教师对待学生。他的公司就是他的学校。他爱护学生,但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学生,而且给足够的空间让学生成长。”聂圣哲的朋友、时政评论者李剑芒如此评价聂圣哲。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和实干主义的复合体,”聂圣哲曾对媒体说,“最大的期望是中国能真正地完成启蒙。可我现实中的目标则是,启蒙一个算一个。启蒙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实验主义哲学的范畴,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所谓教育,就是施教者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不断地重复,让被教育者打折扣接受的过程。过程当中双方都痛苦,完成这个过程,双方都有无限的快乐。”聂也深知这种启蒙作用有限:“德胜这一套在德胜之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好比是在妓女学院办淑女系,淑女遇上妓女,立即玩儿完。”
但是,“淑女遇到妓女总是要吃亏的,”聂对《创业家》补充道,“难道因此都去学做……”
 
周雪彬现在的客户有时候也会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你该请我们吃饭了。“整个行业的规矩就这样,”周说,“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不跟客户弄好关系就很难拉来生意。我不喜欢这种花里胡哨,客户经常说我太诚实。我原来开实体店,现在转到淘宝上去卖了。”
 
在一家同类公司的高薪吸引下,程细进的师傅在2003年离开了德胜。两年后,他又回来了,现在是一名工人。“他没办法适应新的地方,心累。”程细进说。
 
对话聂圣哲:我是在妓女学院办淑女系
 
《创业家》:你说德胜是改造国民性的试验田,你为什么要改造国民性?
聂圣哲:这个其实很简单。中华民族是个非常悲哀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始终陶醉在悠久的历史里面。历史悠久不能说明什么,大猩猩的历史比人类还悠久,它没有哲学和思想的总结,没有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这些先哲,历史悠久并不代表你的智慧。如果没有古代隔一两百年出一个先哲,现在隔几十年出个思想家来总结这个民族的得失,这样的民族永远没有进步。世界上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知道人类活着是为了幸福,但现在中国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人,都不幸福,这是个大问题。我要使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快乐起来——快乐就是幸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所以公司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定位:员工要有尊严。尊严是幸福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它为幸福、为快乐建立起基础。
 
《创业家》:你是希望至少在你的企业里改变这种文化吗?
聂圣哲:对。中华民族现在沦落到二三流的地位,是不是民族本身有问题,是不是人种有问题?现在实验说明人种本身没有问题。人种的问题至多是在体型上偏小一点,没有欧洲人那么大,可能跟饮食有关系。就人本身的优秀基因来讲,我们跟白人没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文化和教育。文化和教育是连在一起的,孟德斯鸠讲的非常好,脱离政治体制谈教育是没有用的。五月份让我去讲一个教育问题,我懒得去,我讲这些没有用。
 
《创业家》:你的哪些思想历程让你在德胜实行这样的管理?
聂圣哲:对人本质的认识。在全世界,我们讲普世价值观也好,民主、人权也好,其实回归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相处的问题,最本质的是在意别人的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个民族是在意别人的存在的,这个民族肯定是讲人权的。我作为一个总统,你作为一个记者,你在我心目当中是跟我平等的,我在意你的存在,就在意你的人权,我在意你的幸福,就在意你所有的尊严。所以法治也好、普世价值观也好,都始于在意别人的存在。
 
《创业家》:你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什么?
聂圣哲:首先要把房地产商剔开,他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初级的商人。真正的企业行为一定要有生产。我现在力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我非常尊敬鲁冠球,从一个拖拉机厂到奔驰、宝马的供应商。这样的企业有几百家,中国就不是今天这样。可是,你到亚布力论坛,都是一群房地产暴发户在胡说八道。这样的国家,经济怎么可能有很稳的根基?鲁冠球跟我共同的地方,不着急,他从1969年创业,到今天,悄然无声。创业不要急于求成,要相信稻盛和夫的一句话,没有汗水的利润不是真正的利润。
 
《创业家》:德胜的这种管理,对商业的促进有哪些?
聂圣哲:起码跟德胜发生关系的人不会有腐败行为,这是最牛的。做木别墅我是全国第一,我挑客户,轮不到你挑我,我当然不存在贿赂。像王石讲不贿赂,你不贿赂的资本是什么?我的资本是,我第一名,我不愁销路;第二,公司不断缩小,我不愿意做大。我做人的改造试验,人格改造试验,很多实业家过来学习,改善管理,优化成本,有不少公司有改观。
 
《创业家》:是不是非得实行这样的管理才能在工作中减少误差,让质量有保证?富士康能为苹果代工,而它雇用的只是普通工人。
聂圣哲:为什么意大利裁缝能够拿年薪15万美金,意大利流水线普通工人只能拿年薪2、3万美金呢?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制造。流水线上,都是机器手,工人只是安一个螺丝,安一个钮就行了,所有工序规定死的;我这东西是在现场,没有机器,靠手做出来的。劳斯莱斯为什么那么贵,都是靠手工敲出来,是手艺和简单劳动的区别。富士康的传送带上,产品来了,你安一个螺丝就好了,孔都是打好的;我这里全是手艺人,从上到下,隔6英寸一个螺丝。完全可以隔8英寸、10英寸,你看不出来。不可能我一个工人在这里干,另一个在旁边监视,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不是6英寸钉一个,他心里就难过。
 
《创业家》:人为什么能被训练成这样?
聂圣哲:木工精神。木工有句话,叫收不了场。今天你请我到你家打桌子,我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拼不起来。木工是一个有逻辑的工种。学木工不一定要真学木工,学一种工匠精神,每一步都不能乱来。不那样做就好像一个人没穿裤子一样,他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了。
 
《创业家》:需不需要洗脑?
聂圣哲:这不叫洗脑,这叫做人认真。坚持什么什么主义,那叫洗脑。任何一个民族都知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企业家精神,首先要谈企业家责任,有三个层面:一,一定要把最好的产品给你的客户,选你产品的客户是最信任你的人。靠企业家一个人行吗?要靠所有的员工。所以,第二,要对所有的员工好。他选择这个企业,信任了这个企业,你要让他过得好,活得有尊严;第三,利润要宽裕,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三个层面你还不能摆错了。第一个像召回制度,像婚姻爱情,选择了你,就一定要对她负责。
 
 
《创业家》:德胜对工人真正的吸引力在哪里?
聂圣哲:1、他们有尊严;2、他们有福利;3、他们有相对较好的人权。
 
《创业家》:你像是在不正常的社会里办正常的企业。
聂圣哲:我好比是在妓女学院办淑女系。德胜这一套在德胜之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淑女女遇上妓女,立即玩儿完。但是我们这群人很快乐,乐在其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