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的诺奖生意:押宝 布局还是撞大运?
李晓婷 季星 李晓婷 季星

出版界的诺奖生意:押宝 布局还是撞大运?

每逢诺奖“放榜”,掌握获奖作家版权的出版社,无异于“高中”。但“高中”并不等于就此发达——诺奖这门生意,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做。

i黑马:每逢诺奖“放榜”,掌握获奖作家版权的出版社,无异于“高中”。但“高中”并不等于就此发达——诺奖这门生意,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做。
 

 
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德文版小说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诺奖公布时,恰好拥有诺奖得主作品的出版社都有点像是“捡着了”,但是,这并不是“押宝”得来的,也不全凭运气,更多得靠出版社的经营。 (东方IC/图)
 
2014年10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晚,99读书人编辑彭伦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哇,莫迪亚诺,太好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留言恭喜——实际上是同喜:99读书人早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9本书的版权,上海译文则刚在7月出版了莫迪亚诺的《缓刑》。
 
莫迪亚诺当然算爆冷。“据说到最后,他已经从博彩公司的名单里被去掉了;2008年法国作家刚得了诺奖,按照惯例,不可能很快又给法国作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张翔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也很意外。
 
当当网上莫迪亚诺的书,在诺奖颁出一小时后宣告断货——非畅销的外国文学,通常的印数也就几千册。“万能的淘宝”上,莫迪亚诺作品也纷纷被挂牌:预售无现货。
 
紧接着,99读书人的官方微博公布:将陆续推出莫迪亚诺的9本作品。
 
“这次算给他们捡着了。”圈内外都有人不无酸意地表达羡慕。
 
每逢诺奖“放榜”,掌握获奖作家版权的出版社,无异于“高中”。但“高中”并不等于就此发达——诺奖这门生意,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做。
 
版权战:买定离手
 
彭伦已经很多年不预测诺奖了,反正“每年都比较意外”。
 
莫迪亚诺9本书的版权,99读书人是在六年间陆续拿下的。2006年,先跟代理莫迪亚诺的迦利玛出版社买下四本书的版权。看中的原因:故事性很强。
 
每本的版权授权费只有几百欧元。“那时的外国文学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除了几家老牌的出版社和几家民营出版公司,做外国文学的不多。”彭伦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2008年,四本书中的《暗店街》和《夜巡》合为一本,《星形广场》和《环城大道》合为一本,99读书人与上海三联出版社合作出版。
 
“两本书无论装帧还是营销,都比较欠缺。”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本书的销量仅有四五千册。
 
2010年,99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青春咖啡馆》。彭伦是这本书的编辑,他觉得“故事有商业潜力”:女主人公童年不幸,她的单亲母亲是舞女,她自己长大后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结局是跳楼自杀。
 
《青春咖啡馆》出版当年,获得了傅雷翻译出版奖,“加印两次,印了2万本,2013年卖光了”。直到诺奖公布前,这本书一直缺货——如果没有得奖,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加印?
 
莫迪亚诺得奖当晚,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青春咖啡馆》加印5万册;2005年出版的莫迪亚诺小说《夜半撞车》,也加印7万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则将在11月初和99读书人联合推出莫迪亚诺最著名的作品《暗店街》,起印5万册。
 
上海译文的行动最猛,决定为他们得到珍贵版权的《缓刑》和《地平线》分别加印9万册,10月下旬出炉——2014年7月出版的《缓刑》和2012年出版的《地平线》,首印都是五六千册。
 
按照国际出版业惯例,最初购买莫迪亚诺版权的99读书人有版权优先权。但2010年莫迪亚诺新作《地平线》问世后,彭伦觉得:没什么新意,加上当时已有多部作品版权,就没再买。
 
上海译文趁机买下了《地平线》的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回忆:“过程不太困难,也没别人买;正好《缓刑》在国内的版权到期,就把两本一起买了。”版权费提高了一些,但仍然“不算很高”。
 
“整个外国文学出版,版权是最重要也是最激烈的一环。”吴洪正在密切关注莫迪亚诺新作,他预料版权争抢将会相当激烈,版权费也会非常高——可能会是5倍乃至10倍的增长。
 
2008年赫塔·米勒获诺奖前,中国很多出版界人士甚至都对她一无所知,也没有谁拥有米勒的版权。版权争夺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拍卖会:任何出版社均可报价,价高者得。
 
米勒当时的版权代理人蔡鸿君要求出版社把全部作品打包拿下。最后“夺标成功”的是凤凰联动,业内猜测,“那次的版权费可能接近20万欧元”。
 
上海译文给《缓刑》和《地平行》一次性加印9万册,是个不小的数字。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了当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三本作品,“其中两本总印数也就一两万册,到现在还剩一点库存。”吴洪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吴洪最早看到莫迪亚诺是1984年。1978年《暗店街》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84《外国文艺》第一次发表了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开篇一句“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被王小波用在了小说《万寿寺》里。
 
“莫迪亚诺在国内的知名度肯定比勒克莱齐奥高。”吴洪说,他看好莫迪亚克的销售前景,也是受了过去两年诺奖出版盛况的鼓舞。2012年的莫言,最好的作品卖出超过百万,2013年的爱丽丝·门罗,一本《逃离》卖了七十多万册。
 
“我们也挺关注莫迪亚诺的销量。”译林出版社副社长袁楠心情复杂,她的关切和错失的机会有关。
 
早在1994年,译林就出版了《暗店街》——99读书人要出的新版《暗店街》,用的就是当年译林的译本。“当时是作为法国当代文学出的,卖得一般。”袁楠说,版权期限一到,译林没再续约。
 
销售战:帕慕克·门罗·正面教材
 
畅销的一个铁律是:诺奖公布时,作家的作品正好在市面上有售。“诺贝尔的新闻效应也就是一两个月。”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1年《钢琴教师》获得了戛纳评审团大奖,那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原著小说的版权已经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手里,很便宜,“500还是800美元”,但总编韩敬群认为时机还不到,“当时的出版环境,这类书也就5000到8000册的市场。”
 
2004年,耶利内克获诺贝尔奖,北京十月文艺趁势推出,“卖了11万册,创了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销售的记录。”韩敬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译林是多丽丝·莱辛和爱丽丝·门罗在中国的主要出版社。莱辛得奖前,译林已经出过《金色笔记》,“卖了几千本”,得奖后,原书加上诺贝尔授奖词和领奖词,做成了典藏本,出版已是一年后,印了一万多册。“莱辛我们打平已经很好了。”袁楠一面惋惜,一面又觉得,“其实还是成功,因为对提升品牌很重要”。
 
吴洪的经验是:“作家得奖前你已经获得了版权,肯定赚钱。如果等他获奖后,再去拿版权,就不见得赚钱。”
 
按照版权协议,《赫塔·米勒全集》要10万套起印,版权期限5年。购买版权后,还要翻译、出版……买得越多,出版周期越长,等到推出,往往已是半年或一年后——黄金时机已过。
 
“到目前为止,《赫塔·米勒全集》已经开始赢利。”2014年10月,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时已是购买版权的第6年。
 
但时机并非畅销的惟一硬道理。
 
勒克莱齐奥2008年获得诺奖时,市面上有售的是他的《乌拉尼亚》和《诉讼笔录》——可读性都不强,读者一窝蜂买来,反而败坏了胃口。《诉讼笔录》总印数过5万。2012年出版的《逃之书》和《偶遇》,印数都在一两万之间,没有加印。彭伦至今替勒克莱齐奥惋惜:“假如是《流浪的星星》,可能销量不一样。”
 
据人民文学社出版社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字,勒克莱齐奥的14种书,发货量约9万册(注:发货包括已售出、在途和在架),每种不到一万册,并不理想。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显然是正面教材。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奖时,他最有名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刚好在中国出版,根据京东图书显示的数据,它至今累计卖出了40万册。
 
张翔分析帕慕克在中国畅销的原因:“整个框架比较感性,如果有很多政治批判,或者相对理性思维,在中国销售可能会弱一点。”
 
帕慕克的记录8年后被门罗打破。《逃离》70多万册的销量让它成了“可能是2000年以来所有诺奖作家中卖得最好的一本”,新经典文化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大吃一惊,他原本设想,五年版权期内,能卖到10万本就挺好了。
 
相比帕慕克,门罗的小说在文本上又更有优势:大部分篇幅只有几十页。畅不畅销,“不一定是文学水准,还是看风格、题材。”韩敬群总结。
 
布局战:迟早有一块云彩下雨到你们家
 
即使再不济,近10年,大部分诺奖得主的单本作品,销量也都在一万以上,按照外国文学的普遍行情,足够冠上“畅销”二字。“得了诺奖是比没有得的好些。”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都是买了以后撞上诺奖了。”袁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译林2002年出版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
 
诺奖实际上不是平白无故“撞上”的。袁楠把译林出的外国文学作品称作“产品线”,这条产品线上有门罗、卡尔维诺、卡佛、朱利安·巴恩斯的多部作品,还包括菲利浦·罗斯的31部作品,“即使不得奖,这些人也有很大的传播价值”。
 
“出版社是在做整个外国文学的出版布局,竞争的就是眼光、布局能力,只要有好的布局,迟早会有一块云彩下雨到你们家。”韩敬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就是“布局”的结果,它原本是“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系列中的一本。
 
这个系列里,还有专家选的意大利作家达契娅·马拉伊尼的小说《惶惑的年代》,“估计国内没几个人知道她,但她这些年一直在诺奖名单里”。
 
“过去很多出版社可能一个作家只卖一两本书,卖得不好就不做了。现在说到某个作家,业内人士就会想到他是哪个出版社的。”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99读书人的“产品线”也很长,其招牌“短经典”系列至今出了近50种各国的短篇小说,不仅囊括了卡佛这样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也有大量生僻名字,比如“非洲最重要新生代作家”、尼日利亚的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短经典是赚钱的。”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赚不了多少,像我们这样的民营出版公司,还跟国营出版社合作、分利润。”
 
在张翔眼里,“全民追诺奖”的时代,随着1980年代全民读书热的消逝,早就翻篇了。
 
近10年来,几乎所有的诺奖作品,在获奖的三个月后就开始滑向波谷,成为“过季商品”,逐渐趋于平稳。
 
“某种程度来说,诺贝尔奖是一个‘屌丝奖’,就是屌丝都知道。”张翔回想起一本老版的波普尔的哲学书,版权页赫然印着:1987年,第二版,印数20万。
 
“哲学书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文学。”张翔很感慨,“现在印书,三年做5000本了不起了。图书市场的萎缩幅度,就是只剩一个零头。”
出版界 布局 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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