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向东:为何辞职?你的重新选择?
李翔 李翔

对话张向东:为何辞职?你的重新选择?

昨晚消息,久邦数码总裁张向东辞职创业,张向东接受采访,自述“为什么要从时髦的移动互联网转移到自行车这样古老的物体?”

i黑马:昨晚消息,久邦数码总裁张向东辞职创业,张向东接受采访,自述“为什么要从时髦的移动互联网转移到自行车这样古老的物体?”


 
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大部分人提起久邦数码时,想到的仍然是这个离职的联合创始人。毕竟,在这家公司超过10年的历史里,张向东是对外最活跃的一张面孔。

张向东是热衷谈论成败的商业世界里又一个知名“文艺青年”。他出生于陕西,长一张秦国人的脸,曾经蓄过长发,热爱自行车、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和写作。

2013年11月22日,在经过长达10年的跋涉之后,张向东和他的大学同学邓裕强、常映明一起,将久邦数码送上了纳斯达克。他们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家移动互联网上市公司,他们的产品——基于安卓平台的GO桌面系统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要远超过在大陆市场。他们亦抱有想要占据移动互联网入口之一的雄心。

2014年,经过长时间的纠结和思考之后,张向东决定选择重新创业,自称原因:太爱自行车了,想为这种诞生于上上个世纪的机械做点什么。经过长达数月的内部酝酿、磋商,辞职消息最终在北京时间10月20日晚间、也是纳市周一开市后不久宣布。久邦的股价目前并没有出色的表现,发行价为11.22美元,而现在只有七块多,张向东辞职消息宣布的这日,股价跌了3%,降到7.51元。就在几天前,久邦还宣布了重组和裁员,裁撤旗下门户业务部门约100个岗位,占员工总量的12%。

张向东接受了虎嗅和《财经天下》周刊的采访,谈论他为什么离开、要做什么、他的纠结、他对多年搭档邓裕强的评论、移动互联网,以及他对久邦数码的情感——他仍然在不假思索的说“我们公司”、“我们公司”。

为什么离开

如果你知道我将要做什么,可能就觉得自然了。

我想做自行车。怎么做现在还不能讲。方向已经很清晰,但是还没有到讲的时候。

这个事情(久邦数码)一直是以他(邓裕强)为核心做的。那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挺好的,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到一个阶段了。我觉得对我来讲到了一个交叉路口。

我选择的原因,是无法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自行车上面转移走。太喜欢了,觉得它越来越迷人。

我在告别信里也说,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夸张,我说我不想白白爱过自行车。我爱它,不光是我骑着它去旅行,沉迷于它的细节什么的,我想为它做点什么。这可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我喜欢一个东西我就为它去做一些事情,这才真的是爱。

为什么要从时髦的移动互联网转移到自行车这样古老的物体

我并不是要去做一个传统的自行车公司。这个现在不能讲太多。自行车已经有129年的历史,我最近又定了好几辆车,现在已经有14辆自行车。我觉得从机械时代来讲,它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和相机、手表一样,都到了同样的工艺阶段。但是,如果你想在钟表行业再去做一个劳力士出来,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吗?

决定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事情你到最后回想起来时,好像是很多条件逐步发酵,最后的结果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但实际上它是自然发生的。原来真的没有想过,最早的骑车、写书、推动公司,周围自行车方面的朋友也很多,但是真正有这个决心,是今年才做的决定,觉得很多事情都成熟起来了。

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

在《短暂飞行》里,我讲了很多人生的不确定性。你在某个时刻的选择,绝对是非常不确定的和偶然的。我原来讲过一句话,像水的奔流,一条溪流从山上刚刚流下来,它的方向在不停地发生变化,但终将汇入大海。我不断反思,自己每一个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正的人生信条。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还是希望去做出一些东西来,还是希望生活产生一些变化,还是希望自己勇敢地往前奔。我不想停下来。

对于久邦而言,可确定的东西肯定比不确定的东西要多一些。

在久邦,裕强是最核心的人,也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公司)方向都由他来把握,由他来确定的。我很看好他。

何时告诉邓裕强的,以及他的反应

我俩认识二十多年了,真的是最久的朋友了。我跟他是在年初的时候,也就是春节后一段时间开始聊到这个话题。开始时他半天没出声。我俩之间互相太了解了。裕强对待人的态度,他的人生哲学,第一原则是自由。他会尊重你的选择,对他而言,一定你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他绝对不会说想阻拦。但是他会很快地想到现实的事情怎么解决:公司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告别,很多人都很难理解。在公司的分工上,产品都是裕强来管的,内部的管理是COO常映明来管,我是管对外的商务合作、品牌和投资者,基本上大的商务合作、谈判都是我主导。裕强是不怎么说话的一个人,他就是产品方向。

我离开可能不少人很难接受,但是相反我觉得最能接受的就是裕强,因为他相信人的选择都是自由的,都是根据你自己的内心去选择的,绝对不能勉强自己,就跟他当年创业一样。他会觉得我不能不允许别人这样。

他也知道我兴趣太多,喜欢一个东西之后,就是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要所有的人都喜欢,总是有这种狂热的冲动。他觉得你那么喜欢自行车,你为它做一些事情当然挺好的。

不管多大的事,只要是你个人的决定,他都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想好没有。如果你说我想好了,他也就不问了。你想对他说更多,他也愿意给你出主意,但是他不会追问。这是他跟很多人不同的一点,他觉得到了要说的时候,你就会跟我说,我为什么要问你,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用不着那些说服啊、劝解啊之类的。

董事会的反应

一个多月以前,我开始跟董事会的各个董事去沟通。我逐一的每个人见面去谈的,要取得大家的理解,要不然别人会觉得,你怎么啦,公司内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跟裕强的关系是不是不好。裕强也会跟董事通个电话。

每个董事的判断不一样。有的人会认为我早就应该自己去做这一件事情。有的人会说,还是应该有个阶段,公司刚上市,能不能在团队建立得更全面一点的时候再走。

在商业里面大家讲规则,有些决定,肯定不见得能面面俱到。我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关键是感情上来讲,挺沉重的,因为这是你十几年在做的一个事情,又是你在挑头做,现在你突然说要走……我自己挺难受的。

个人层面,谁给了你建议

我会征求两个人意见。一个是IDG的杨飞。他确实像师长一样。杨飞是投资界很老资格的一个人,他见的事情很多。他很耐心,很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交流。另外是我一个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不是我们行业内的人,是一个艺术家。

杨飞会从做事情的角度给我一些建议。他是一开始就比较理解我,也说我这种人肯定最后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另外那个艺术家朋友说,自行车就像我这个人。你跟什么东西契合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个话讲的还是让我挺开心的。

股价最高时32块,现在不到8块。董事会是否会认为这个时机糟透了?

可能一般人确实会这样想,但是董事会里的这些人他们看过太多了,他们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这么久。(他们理解)股价只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他们对公司是了解的,知道这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产品做好,把团队建立起来,建立得比较稳固,然后有更多商业化的能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公司只要它内核好(就没问题)。我们的公司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我估计在2010前后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公司不行了。这个公司,只要有裕强在,就有产品能力在,别的就不用担心,股价肯定会回来的。

我太了解这个团队的特点了,我知道这个公司会怎么样。

我仍然是这个公司的个人第二大股东,也会是这个公司一辈子的一员。

其实我是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公司的。无论公司出任何的状况,给我一个电话我都会去为它做(一些事情)的。

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就创造一个新事物的“创造”来讲,我觉得人生的时间段确实不怎么长。所以我真的有时不我待的那种感觉。我有很强烈的焦虑感。在前面好像有东西在召唤我一样。但另外一方面是对这个公司的使命尚未完成。在这个阶段我很纠缠。

有一次跟朋友聊天,大家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写书、骑车、做一些文化方面的事情,我还是比一般人做的事情略微多一点的。但公司是一个机构,有了快一千人的规模,你得为它负责,所以经常是挺分裂。

然后我朋友就问我,你为什么非要做那些事情?你是为了什么?为名、为利或者别的,自己最后总得让自己明白吧。

我说,我就是不能让自己白白爱过这些东西。你真的是热爱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要为它做点什么,不做就不算数。真的做了事情,这是证明。

所以我就证明一下,那我真的还是挺爱这些东西的。

除了自行车,我还爱互联网,还爱文学。文学方面你说我能够做什么?我也一直强调说我只写一本书,但我可能在创作方面还会有别的一些形式,其实已经想了好几年,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把它弄出来。互联网我已经做过两次,第一次失败很惨。第二次虽然到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里边,但它毕竟也是一个上市公司了。这个公司到现在还有一亿多美金的现金,有数亿用户覆盖全球,虽然它市值不高。股价是阶段性的,我不会担心。而且裕强在那里,不会有问题的。

我这个人是个行动派,想到了就会去做。

就是为自行车做一些事情而已。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我为它耗了那么多的时间。行业里的人都会开玩笑说,你是专业骑自行车,业余做移动互联网。

现在这真的要成为我的主业了。人家都说我不务正业,现在我把这个“不务正业”的副业变成正业好了。

这几天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就是你真的爱上某样事物,你还是要为它做点事的,我不想白白爱过自行车。

公司我也爱,但是它到一个阶段了。人的命运会不断出现这种交叉路口,挺纠缠的。

因为这个决定,我好久没睡好,经常很早醒来。我这人其实生活挺规律的,一般十二点、一点睡觉,早上八点钟起床,活动一下身体然后上班,九点半到办公室。但我做决定的那个阶段,真的是两三个月都很早就醒来,然后坐在院子里发呆到天亮。最近我晚上不想再想了,就看点开心的,你知道我看什么?《老友记》。但我看《老友记》我都在想,他们也是一起十年然后分开。就是想这个事情,搞得自己都很尴尬。

现在是一个重新创业的好时机吗?很多人都在谈论泡沫。

我其实不太在乎这个东西。价值和价格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泡沫”说的是价格的问题,但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我首先判断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它的价格多少我现在没有那么关心。

在商业上来说时机是不是成熟?我当然会去判断,但我跟他们的判断是不一样的。资本市场有它的起伏,但是行业的变化是线性的,一直在前进,你不可能去等待。我反而觉得现在是自行车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时机,它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工业、技术等等方面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需要到一个新的阶段了,需要一次改变。

我不能等待资本市场对它的配合。我真的没那么关心那件事情。

最后它是什么样子,可能以后等我进展顺利了再来讲。但肯定不是我开发了一个骑车用的APP,或是开一个自行车店,我设计了一款自行车或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不那么简单。

这个市场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同事的反应

我们的同事知道我要走,一天晚上很晚了,一个同事给我发了一句话,他说:一个父亲告别亲生儿子,总有外人无法理解的原因。他问我,走廊上有你的那些照片怎么办?我回复他说,同事的责备让我开心。

我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没有用过两面全新的打印纸,都是正面打印过的那些废纸,在背面写东西。我绝大部分时候出差都飞最晚的航班,因为怕耽误同事开会。每年同事们年会的衣服,很多都是按照我的点子设计出来。每次活动,我带大家一起去骑车。晚上离开办公室,我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去关灯。从来都是这样,我对这里感情太深了,太在乎这里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人总有告别的那个时候,你得接受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挺自我的一个人。久邦是一个集体,我在集体里边还是比较服从。我的个性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是因为裕强对我比较宽容,团队也对我比较宽容。但我觉得我还是太自我的一个人。

别人会觉得我是比较自由洒脱,但在公司里的时候,我是非常有时间观念的人。我在外面会比较容易交流一些,但在公司内部我确实是有些严厉。或者说在对事情的看法上,我实际上是挺激烈的一个人。所以在久邦这个团队里边这么多年,我真是觉得大家对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宽容。

现在就是再宽容我一次,让我变成一个更自我的人,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过去十一年的收获

它让我知道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是做任何事情的根本。然后也告诉我要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从做一个事情本身来讲,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要有,起码从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方法论上是这样的。久邦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所以它在变化莫测的移动互联网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能活得下来并且走上市。这两点对我非常重要。对我后边做的事情应该也是最重要的。

再谈一些邓裕强

裕强永远打不死。真的。我知道行业里边可能也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风格不够大胆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裕强这一点上特别特别的厉害,就是打不死。我认为他永远打不死。韧性之强悍,我真的觉得没法用一种材料来比喻他。他就是死不了,他就是有办法,这个是最厉害的。

我们是同学。有人把大学同学或者中学同学那种同学关系理解为血亲关系。比如你跟你哥哪怕打得头破血流,要是别人欺负你哥,你照样拎一块板砖就冲上去,这就是血亲。十八岁进入大学,一年级,我跟裕强、映明住一个宿舍,之后三年我们是隔壁,每天晚上在一起谈天说地,去草坪上喝酒。那是一个人最容易信任别人的时候,宿舍里好朋友讲理想,讲对生活的看法,讲让你兴奋的事情。每天晚上都这样耗在一起。

大一,我们两个人还卖过羽绒服去尝试做点事情。大冬天两个人拎着几个大包在长安街上走。我们俩把这当做是演习,就是控制成本不能坐出租车之类的。手拎着包,血丝都出来了,我们比赛看谁拎得更久一些。那是十二月北京的冬天。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你们俩就算是一辈子的朋友了。跟映明(常映明,久邦数码COO)也是那样,大学的时候衣服扣子掉了都是映明帮忙钉的。这种关系太亲近了。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受到互联网的冲击,认为互联网就像信仰一样,这是我们年轻时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做一番事情出来,就像雅虎一样——当时互联网的偶像就是雅虎。

大家都知道我和裕强是好朋友,我们都认为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在另外的方面我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稍微跟我们近一点的人都知道。他只看金庸的武侠,我是永远看一些无用的书。我喜欢的音乐,他不会喜欢。我喜欢自行车和旅行。他是每年都去马尔代夫。我俩还是有差别的。

一个遗憾

我在我们公司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记录,所以我每年要给我们三个拍张合影,都是请大牌的摄影师来帮我们拍照,因为我摄影师的朋友特别多。但是后来几年因为太忙了,就给忘了。有一些活动上也拍,但我总觉得那个表达不像我们三个,我就是想正正式式地进棚拍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拍了好几年,但后来实在是太忙了……而且裕强其实是为了配合我,就是你说拍就拍了,但是这个事情要大家凑来凑去凑了好久。

我有一次统计了一下,自己换过十五个个人办公室。我每一次进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照片。我跟裕强的第一张合影永远在我办公室——裕强的办公室也有我们两个的合影,还有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没有我家人的照片,我的桌上也有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我们的家人也都是好朋友。

对移动互联网的热情

我只会比以前有更强烈的热情。因为互联网正在渗透到每个方面。用人来比方的话,互联网原来是生活在脑部的,现在它进入到你的整个身体里边来,全面地在进入。就像一个人走入大海里的那种感觉,无论吃穿住行,它会全面地进入到你的生活来。

互联网是在逐渐扩大,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渗透进去。这使我们这些人还有一点创造的机会。我肯定会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做,不管我去做什么别的。如果我现在去耕田也会用互联网的方式去做。互联网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最早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想做雅虎,因为雅虎是全新的、互联网的,那时候雅虎也是最牛的。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一定要先有足够多的用户,其实我们是没有选择雅虎的方向的。开始时做资讯,是最开始的时候用户的第一选择没别的东西,我们只能选择它。我们一直在尝试着做产品,在诺基亚的时代我们做出的案子已经很多了,从流媒体、音乐到输入法等等,什么都做。但那时候真的比较迷茫,也不知道事情后来会这样变化:就是首先从终端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才发生了后边的种种。

对互联网的理解,我跟裕强不太一样。裕强是从产品层面来思考问题,我一直关注大趋势。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看《连线》,关注KK。后来我为什么要引进KK的书,也是这个原因。包括我最近写的手机思维方式,还是看趋势性的东西看得更多一些。我认为我的一些趋势判断还是比较早的。KK的那些文章是上个世纪写的,但是我们把它引入到中国以后,大家会觉得有个人这么有前瞻性。我很认同他,我在上个世纪就很认同他。

我觉得从对互联网的理解上来讲,自己很早就看到这些东西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我怎么样,实际上全世界在这个领域里面有这样的想象力的人多得是。可是有的人想得太远,做的时候反而失败了,因为你做得太超前了。它是个逐渐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就像大家明明知道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网络上了,但是电视台和纸媒的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要远大于互联网机构。从商业的转换上来讲是需要时间的。

商业是一个真正实现验证的过程,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趋势性的东西很多人都能看到。2006年我去过微软的那些实验室,当时它的实验室很多东西都是很前瞻的,但是这个公司层面的商业化却做不到。

很早就看到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但久邦抓住这个机会了吗

这个我觉得有机遇、能力和阶段的问题。你要说没有被抓住的话,跟我们同时代的公司只有UC和我们是市场里存活下来并且有盈利的商业模式的公司。如果说对我们的期待是做到今天微信那样,那我没有做到,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们两家公司是活下来的,我们是上市了,UC是被并购了。其他的……都死掉了。除了我们两家以外都死掉了,没有活下来的。

我们是全球上市的第一家移动互联网的公司。大家会觉得有很多的机会,某一个机会抓住的话公司再大一些,(这样讲的话)那肯定是错失了一些。但那个机会,你没有抓到,可能它也不属于你吧。

从商业上来讲确实会有个角力的问题。总是有比较,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你必须得承认。而且永远有人比你更大。比如说像百度做得成功吗?有人会说百度不行,还是没有像谷歌那样成功,是吧?就是这么奇怪。商业的标准永远是不断提高的。你要是失败了,也没你啥事了,没有人理你,也没有人黑你。一个公司要是被卖掉了,别人会说,不行,你的公司被卖了,问题是太多公司还没有被卖的资格。真的没完没了。所以我觉得人要有自己的标准。当然确实你也没有做到像谷歌一样,别说谷歌了……我不怕别人怎么说,总是有个阶段性的成绩单。

这个阶段从期望上来讲,从商业程度上,当然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但本身还是很美好,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实现了一个基本承诺,就是跟我最好的朋友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努力了,有一个结果。

一路过来你遇到的东西挺多,但是你真正爱的东西其实不多。我还是去想,在我们真正爱的这个东西上做一些事情来证明我的爱。在中国的互联网方面,我虽然没有做到一个像微信或者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但我们是中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我们是第一个把产品带向全世界的公司,这是有我的痕迹的。我认为这就算是我为移动互联网做的事情,我热爱它,我也做了一些事情。

我热爱文学。我也写了一本书,《短暂飞行》,虽然大概现在很多人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创业者的涂脂抹粉,但我认为它还是有一点文学性的书。

至于自行车,我这么爱它,我要为它去做一些事,让它从此以后变得不一样,这是我做出决定的原因。
 

本文转载自:虎嗅网,原文《对话张向东:为何辞职?你的重新选择?

张向东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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