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刚果故事:一家中国公司在非洲创业的奇闻趣事
徐利君 徐利君

【特稿】刚果故事:一家中国公司在非洲创业的奇闻趣事

开长途卡车的那帮黑人司机,平时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一旦上了车,把上了方向盘,便成了一群疯子。

i黑马导读: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公司投资的热土,在那片遥远的大陆上,有哪些奇闻趣事?中国工厂如何管理非洲员工?中国工人去哪里找乐子?一线工人向《创业家》杂志讲述他最真实、最震撼的经历。
 
 
 
 
(中国工人乐乐所在工厂的厂区,位于刚果(金)利卡西市刚博乌镇马奔斗村)


口述/乐乐
整理/徐利君
 


2011年,我24岁,在浙江一家民营钴矿采掘及加工企业,从事矿产勘探。次年,我被派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参与新矿区的筹建与开发。
 
我们一行7人,从杭州出发,经埃塞俄比亚到刚果(金)加丹加省首府卢本巴希市,再乘专用越野车辗转到达目的地——利卡西市刚博乌镇马奔斗村矿区。全程12000公里。
 
每个去非洲的员工,都是公司的运输工具。我们就像一支后勤押运分队,除了自己的随身行李,还要承担运输一部分非洲公司急需物品。7个人,一共22件行李,都是30多公斤的大箱子。单拿我来说,左右各斜挎一台笔记本电脑,胸口一个单反相机,后背是40升登山包,左手拎一袋蓝图,右手持护照和机票。
 
旅途漫长又无聊。所幸埃航的空姐还算漂亮,身材娇好,五官立体,长睫毛,大眼睛,眼窝深陷,鼻梁挺直,有点像新疆姑娘,只是皮肤黑了点儿。服务尚可,一路上,为我身边的印度乘客提供了四份咖哩牛肉饭。
 
途经埃塞俄比亚首都机场转机。航站楼是一栋三层钢结构通透玻璃建筑,据说也是中国人所建。我用英语询问转机怎么走,对方用标准的中文答:“转机,那边!”亲切感油然而生。机场安检处,除了保留内衣裤其它衣物一概脱掉,男乘客拎着裤子到处跑算是机场一景了。
 
候机期间,地勤人员一会儿把我们带到2号登机口,一会儿5号,一会儿又2号。最后他们决定在7号下楼坐摆渡车。好不容易登上了飞往卢本巴希的飞机,我倒头便睡。
 
迷迷糊糊中,飞机落了地,乘客就着急忙慌地下飞机。我的两位同事身手敏捷,早已不见踪影。此时空姐提示,飞机只是经停。我急急忙忙地跑去找人,人已经坐着摆渡车走了。不一会儿,两人灰溜溜地跟着新登机的乘客回来了。
 
飞机降落在卢本巴希机场,滑行,可以看到跑道上的条条裂缝。候机楼只有一排简陋的2层小楼,依稀有我国小城火车站的影子。
 
没有任何指示,我们只能跟着人流朝着一个小屋走去。拿着中国56式突击步枪的刚果大兵来回巡逻。进了小屋,发现三个窗口,确切说,是岗亭。排队过关时,总是有当地人来回询问。我们都不懂法语,不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海关的人,看着护照,在一个大本子上记录信息。接着就像是被轰出去一样,我们在一群刚果警察和海关人员注视下往外走。到了一个门口,不清楚为什么又被一个胖女人给拦了下来。接我们的黑人同事匆忙过来叽叽喳喳说了半天,才把我们放走,只是护照、疫苗证全被扣下了。
 
接机的HR同事告诉我们,黑人会处理好证件的事情,行李也不用管,有人会帮我们取。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行李都会被撬开、搜索一番,值钱的东西很可能不翼而飞。据老同事说,这只是这个机场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而已。
 
我们驱车前往设在本市的独资子公司。
 
卢本巴希市的公路极其简陋,除为数不多的几条主干道是柏油路外,其它的全是土路。汽车过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主干道没有划分行车道,看上去也就是双车道。
 
公司门口是一大段土路,卡车、集装箱车往来不息,一片繁忙景象。中国保安、黑人保安、黑人警察组成的“国际安保联队”扛着枪守卫大门,每有黑人进出,都要经受简单搜身。办公场所是一层板房,设施陈旧。迄今为止,独资公司已成立六年,拥有近300名中国员工、近千名本地员工。其中还有不少中国女生,可以说算是天堂了。接下来我要去的矿区,只有30名爷们儿相依为命。
 


来接我的黑人司机叫佛德,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非洲朋友。身材稍显矮小,肌肉极为结实。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体质。
 
汽车里音乐狂响,佛德自然地跟着节奏哼唱,一路狂飙,驾轻就熟。第一次接触这个未知的环境,我保持着足够的戒心,坐到了后排而非副驾驶。
 
正好是4月,雨季刚刚结束。气温舒适,并没有想象中的炎热,感觉类似我国的昆明。车窗外是一片类丘陵的地貌,远处浓密的草原,零星的大树,构成独特的稀树草原。蔚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像一群吃草的绵羊在无尽的草原上。
 
佛德的英语不怎么灵光,我又不懂法语,所以两人的交流总是磕磕绊绊,有时只能手舞足蹈。我递给他一袋真空包装的内蒙古牛肉干。他找不到开口处,使劲撕咬包装袋。嚼头十足的牛肉干,让他满意地竖起了大拇指:“Good!”。
 
路过一个破败不堪的收费站,一群妇女小孩拎着水桶、抱着木盆冲着我们的车子跑过来,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他们拎的是冰镇饮料,抱的是各种吃食,其中有最熟悉不过的可口可乐。
 
“Chinois!Chinois!”小孩们看到我以后大叫着。当我懂得一星半点儿法语后,才知道他们喊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那就像我们小时候见到外国人一样。他们的目的是向我推销水桶里的货物,我唯有微笑着向他们摆摆手。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到驻地。一栋两层别墅,看上去跟国内农村的小楼并无二致。如果说白天的旅程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郊游,在夜里,我感觉到的就是空旷无际的黑暗。为数不多的小城镇,都是暗淡无光。
 
晴空万里的夜晚,一抬头便能看到璀璨的银河,感受宇宙的浩瀚。这样的景象,小时候我在包头也见过。
 

 
现在佛德已是我们的接待车队副班长,每个月可以拿到200美金的薪水,算得上当地的中产阶级了。大部分人,食不果腹,衣难蔽体。
 
这个国家物资匮乏,多依赖进口,物价很高。利卡西当地大多数人没有正式工作,要么务农,要么帮别人挖矿。
 
利卡西地处隆达—加丹加高原,土壤为贫瘠的红土,主要农作物包括木薯(一种灌木状多年生作物)和玉米。人们的耕作方式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雨季来临前,农民烧荒,用自制的锄头把地刨好,撒下种子,便不再理会。雨季到来,不仅仅玉米,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植物都疯狂生长,恨不得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棵大树来。玉米在旱季成熟,农民不是一次性收割,饿了才下地采摘。
 
木薯是当地穷人的主要食物,块根富含淀粉,叶子则是最主要的蔬菜。当地人将块根割下后装入麻袋绑好,置于河里的淤泥中发酵,晒干后磨成粉方能食用。因此,这种木薯粉吃起来有一股浓烈的臭味,但当地人却引以为美食。
 
稍微富裕的人,吃的是一种用玉米粉和木薯粉混合加工而成的面粉。当地人称之为cima粉,从国外进口而来,每袋零售价10美金左右。
 
无论是木薯粉或是cima粉,“烹饪”手法都一样。将面粉加水置于锅中,一边加热,一边用木棍不断地搅动,直至达到一定稠度。这里所说的“锅”,其实就是一个奶粉罐,或者其他铁皮罐。而他们的调料,无非就是盐巴、辣椒和一种自制的番茄酱。当地的辣椒如小指大小,呈圆形,辣度远超国内的小米椒。他们也没有碗筷刀叉之类的餐具,吃饭时,直接用手从“锅”中抓取面糊糊,捏成团状(我们称之为“团团”),蘸着另一个“锅”中的汤汁——由木薯叶子、洋葱和番茄酱熬制而成——进食。
 
像这样的饭食,一天就一顿。有时就靠着几个芒果、两根香蕉过上一天。从村里小孩圆滚滚的肚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正遭受饥荒。
 
吃肉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情。尽管当地野生动物众多,他们自己也养鸡、鸭、羊、猪等,但这些都是变现的商品。
 
当地人养鸡、养羊或者养猪,都是散养。比如小羊羔产下后,便任其四处游荡,自生自灭,只要记住自己放出去的个数即可。等羊长大了,便如数抓回拿去卖了。有时我们去村里买羊,看上哪只就自己动手抓,第一个过来收钱的人便成为这只羊的主人。他们从不为此争辩。
 
他们散养的猪,我们是绝对不吃的。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在公司旁边刨垃圾吃,大厨说这种猪肉有肉蛆。不过土羊倒是肉质鲜美,而且价格实惠,60美金就能买一只。
 
与家畜相比,当地的野味更为中国人喜爱。至今为止,下过我们大厨油锅的有野鸭、野兔、野狗、麋鹿、穿山甲、蟒蛇……有一次,我们甚至吃了一只被司机不小心撞死的野狼。这些野生动物猎杀起来难度较大,普通人偶然得之,都是卖给我们换钱;在当地菜市场则都能买到,我们最喜欢吃的穿山甲,40美金一只,前年(2012年)还是10美金呢。
 
他们吃老鼠。当地的老鼠个头肥硕,经常把厨房的猫吓得乱窜,此时厨房的Madame(我们管黑人大妈叫Madame)便成了猫的保镖。不过,当地人多信天主教,我们吃狗总是要躲着这帮Madame。如果不小心被发现,她们就要拿着狗毛追着骂我们是“畜牲”。
 
为了满足中国人对野味的追求,个别人干起了猎人的行当。我认识一个专门猎杀穿山甲的猎人。他的捕猎工具是一条猎狗,它可以循着味道找到穿山甲的巢穴,然后刨土开荒,将其猎杀。我出价100美金向他购买这只猎狗,被断然拒绝。
 
在当地开矿的公司,大多拥有自己的农场。也有一些外国人独立经营的农场,主要从事蔬菜种植和畜牧养殖。
 
我们吃的牛肉,一部分就来自于印度人的农场。据说,印度人在当地养牛已有数十年历史,他们将自己奉若神明的牛宰杀后就地卖给中国人、欧洲人,以及当地权贵。
 
由于大量农场的出现,部分当地人也逐渐学会了种植多种蔬菜,亦或从农场主手中采购,拿到市场去卖。
 
我们食堂的蔬菜主要产自公司在卢本巴希的农场。每隔三天,负责采购的同事便要驱车120公里前往。有时,厨房短了某些食材,我们便到离矿区60公里外的利卡西菜市场采购。这个菜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主要卖瓜果蔬菜和活禽、生畜,其中最密集的群体是苍蝇。
 
整个菜场找不到任何称重工具。当地人卖东西,多以“个”、“摞”、“把”等为单位。比如三个西红柿为一摞,根据新鲜程度分成好几摞,价格从500刚郎到100刚郎不等,青菜则按“把”,羊按“只”。我们买的品类和数量较多时,老板定要掰着指头算上半天账,然后随意说出一个总价。
 
在活禽区,卖鸡的madame们看到顾客来了,迅速地把两手伸入笼子中,抓出两只鸡,一拥而上,将我们团团围住,每个人都嚷嚷着她的鸡最好。更有甚者,一把抱住我,非要我买了她的鸡。
 
出了菜场,我们便站在路边拍打身上的鸡毛,空气中弥漫鸡粪的味道。
 

 
村子里穷人的衣服,其实就是一块布。稍有钱的人,便到利卡西中国人开的外贸店买二手翻新的衣服。店内一条全新的“made in china”的牛仔裤要卖到十几美金。店老板多为浙江人,这群聪明人在国内收购大量的旧衣物,经过处理翻新后,装在集装箱内,一箱箱运到万里之外,卖给这个物资匮乏国家的人民。
 
当地家庭,小孩多则7、8个,少则3、4个。小孩平日无所事事,又没有玩具,唯一的体育运动就是拿芦苇包些塑料袋当足球踢。更多时候是在村里刨沙挖土,追逐打闹,或者到各个厂矿区门口等待垃圾车,想从中淘点有用的东西。
 
人们住在土墙茅草房里。没有家具,没有电,更别提家电了。一家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床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块木板,或者一块塑料纸。条件好点的可能会有一间砖墙水泥房。佛德告诉我,当地盖房子的原料很贵,1立方米沙子需要90美金,水泥则要120美金。往往需要三四年时间,他们才能盖起一栋水泥房子,如果中途丢了工作,就只能看着它变成烂尾楼了。
 
穷人唯一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车,也只是为极少部分人所拥有。我所看到的自行车,大多数已破烂不堪:链条掉了,车只能在下坡时骑,上坡就得靠人推;刹车片没了,需要用双脚控制速度,防止栽跟头。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梦想拥有一辆这样的车,用来运粮食和木头。
 

 
当地铜矿资源丰富,有些地方开采难度小,拿把锄头就能挖出矿石。但私自挖矿,不但要受到法律制裁,有时甚至会丧命他人之手。我的同事告诉我,他曾亲眼目睹一位私自开矿者,在公司门口被一枪打死,卖矿石所得的美金撒落一地。
 
因此,他们只能投靠“持枪者”——警察和军人,替后者挖矿。政府忌惮军人手中的枪支,对他们私自挖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能从中分得好处。
 
当铜价上涨时,当地便会出现万人挖矿的景象。人们拿着锄头、柴刀在这片红土上,竖着挖,横着挖。如果矿洞塌了,人就死了。死于野矿的人不计其数。
 
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能够像我们的黑人员工那样,进入到正规的采矿企业工作。我们公司黑人员工的薪水,多则600、700美金一个月,比如有文凭的管理和技术型人才,少则如临时工,1500刚果法郎(约为1.75美金,简称“刚郎”)一天。大多数生产岗位的员工,基本月薪在200美金左右。这些人,在普通老百姓中是最令人艳羡的了。
 
不仅仅是因为薪水。在这里,他们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三个“团团”,一条鱼,一份蘸“团团”的汤;每年可以领到两套工作服和一双胶鞋;还可以得到子女教育补贴和家庭医疗补贴。每天,他们都把工作服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见脱下,下班后走在大街上,把头抬得高高的。
 
佛德有三个小孩,每年可以得到100美金的教育补贴。穷人负担不起每年90美金的学费,小孩长大后,只能重复父母的生活:男孩挖矿,女孩结婚生子。
 
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公司的黑人员工都会去酒吧畅饮啤酒,喝醉了第二天不来上班是常有的事。在当地,啤酒是大众消费品,一瓶一升装本地产的辛巴啤酒只要1500刚郎,一瓶375ml的喜力啤酒比在中国还卖得便宜。只要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酒吧林立。哪怕是我们公司大门对面,搭个棚子,摆几张塑料凳子,就是非洲兄弟的休闲场所,每到周末,我们也时不时前往,畅饮一番。
 
有些人,甚至会在几天把薪水挥霍殆尽后,跑到公司来闹事。
 
当地人爱显摆,特别希望能从我们手中买到他们需要的商品。一般都是分期付款。佛德从我手中买过一部手机,是我在国内花了600元买的天语智能机。我以总价200美金卖给他,足足四个月,他才把所有费用付清。在此期间,他主动加班工作,以获得更多报酬。
 
也发生过赖账逃跑的事情。后来,为了防范,我们都是提前跟负责发工资的同事沟通好,每个月从黑人员工的工资里自动扣除需还货款。慢慢地,中国员工开始放起了高利贷,借50还70或者借100还150。
 
我们生产岗位的当地员工,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还算老实本分,干活踏实。而且就我所认识者而言,他们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自信。我曾经和一个刚果司机交谈,问他是否会开卡车。他回答:肯定的。是否会开压路机?会。是否会开装载机?会。是否会开推土机?会。是否会开挖掘机?会。总之,他会所有的工程机械。我用土语说了一句:“胡扯,你是看开这些车辆的工资都比你高吧!”他冲我呲牙咧嘴地傻笑。
 
有一个员工跟着我们的杨大厨学了两年厨艺,会炒土豆丝、番茄鸡蛋等家常菜,还会蒸馒头,被别的厂矿高薪挖走了。我们经常拿大厨开玩笑,说他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待遇都比大厨高了。公司培养的一些卡车和工程车辆司机,不是由于偷柴油被追得漫山遍野跑,最后无影无踪,就是技术熟练了另谋高就。
 
反而那些有文化的人喜欢使坏心眼。公司发生的偷盗事件,多与他们相关。其中有一位员工,拥有卢本巴希大学本科和中南大学硕士学位,在我们公司任技术员,月薪高达1100美金,却伙同他的堂弟等人,监守自盗,将公司用于检测矿石品位的价值3万美金的鉴定仪盗卖。他被公司开除了。
 
当地人有时也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公司实行罚单累积制度,当地员工累积三张罚单,我们有权将其开除。我曾开除过一位员工,很快就被他告上了当地法庭。在那个简陋无比的法院里,双方就开除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我伙同他人诬陷的情况,争论了不下一个星期。最终虽然以他败诉收场,但他的做法充分达到了损人不利己的目的。
 
当中资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矛盾时,我们的黑人员工都无条件地站在政府一边。一说罢工,他们就会立马响应,结束后又若无其事地来公司上班。
 
在公司的当地员工里面,临时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没有合同,薪水很低,一天1500刚郎。我仔细观察过他们中好多人,发现他们似乎从来不吃饭。上午干活勇猛无比,中午大家吃饭,他们便在一旁休息,到了下午没了气力,就开始磨洋工。我刚到刚果的时候,曾就这个现象问过同事,他们告诉我:1500刚郎在公司门口的小摊上能买三个烤玉米,或者三把花生米,一把刚好能覆盖手心。如果他们花了这些钱,家里的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在当地做事业,无论是公司还是员工,需要比在国内付出更多。
 
开矿建厂,成本很高,保守估计是国内的2到3倍。新建一个矿区,从选址到基建再到生产线建设,不论是发电设备、选矿设备、采掘机械、重型卡车、厂房等生产所需的基础物资,还是桌椅板凳、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要么由国内出口,要么从南非进口,运费高昂。
 
除特定的大型机械设备和大宗货物(如焦炭)外,一般货物采用船运公司常用的40尺高柜集装箱运输。先走海运,从上海港、天津港或者大连港出发,历时一个月左右到达南非的德班港;再转陆运,用卡车运到坎博韦。满载情况下,全程运费约为12000美元。从南非进口的货物,陆运价为每吨400美元。遇上着急使用的机械零件,则要通过空运加急配送,运费更高。
 
有些海外公司不具备直接进口设备的资质,需要由国内总部先从国外进口,再出口到刚果(金),往往税费和运输费用就远远超出了设备本身售价。
 
但是,本地员工才不管这些,他们糟蹋设备的本事比他们操作设备高明多了。
 
比如,开长途卡车的那帮黑人司机,平时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一旦上了车,把上了方向盘,便成了一群疯子。
 
当地人不需要经过任何培训,花几十美金就能买到一本驾照。我们花100美金也能买到一本国际驾照,回国后通过科目一考试便能换成国内驾照。
 
跟佛德一样,黑人开车都喜欢把音乐放到最大声,油门踩到底。载着30吨货物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时速仍然可以保持100迈以上。整辆车剧烈地晃动,司机也跟着节奏摇头晃脑,但他们的技术比佛德差远了。要是半路车坏了,他们就把车连同货物丢在路上,跳到另一辆车上径直回公司去了。
 
我们矿区现役有二十多辆中国重汽产的“红岩”重卡,拜黑人司机所赐,这些车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伤病”。其中,“伤病”最集中的部位在传动轴,这个零部件的采购频率长期占据进口总榜第一。
 
严重时,卡车底板断裂,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长短取决于新底板的采购进度),这辆车只能老实地呆在事发地点。最令人费解的是,有几次车门竟然不翼而飞,国内的采购员差点儿因此发文要求对海外公司负责物资采购申报的同事和相关领导进行调查。还有些卡车彻底报废了,尽管距离合理的报废年限甚远。
 
车祸时有发生,隔壁矿区就发生过好几起车毁人亡的事故。无所畏惧的司机们给他人造成的灾难更多。受害者大部分没有保险,即使有,也很难从当地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至少我还没见过成功案例。公司司机撞死人,在鉴定为违规的情况下,倒霉的还是公司。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发生过一起,赔了死者家属2000美金。
 
我是不敢坐他们的卡车的。物流部门的同事小王,经常出门办事,往往找他信任而且听话的司机,每次出门,一路上不断提醒司机:慢点、慢点、再慢点。也有勇敢的同事乐于挑战,从结果来看,运气都还不错。
 
一旦发生车祸,当事人受到严重创伤后,生还的可能性极低。当地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利卡西只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吉卡明医院(刚果国家矿业公司所属医院),另一家是一位名叫Telgato的西班牙医生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私人健康中心。后者主要为外国居民和当地权贵服务,住院费普通床位每天70美金,单间200美金。我们有同事曾在此住院,一天的药费加住院费高达400美金。即便如此,医院所能提供的服务也极有限,里面最高端的设备是一台在国内医院随处可见的CT机。
 
普通老百姓得了病,可以选择到吉卡明就诊,医生根据病情有且仅有三种对策:小病开药,大病打针,病危就注射强力抗生素药物。很多人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与疾病作斗争,他们赚的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何况买药治病。我们公司的黑人员工可享受公司提供的每户3人的免费医疗。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医疗服务队伍,“医生”都是从国内招聘的护士,只负责输液和药品管理,无法对病情进行诊断。公司高层也曾想招聘一两位有经验的医生,碍于每年数十万元的薪资,不了了之。
 
受了严重的外伤,当地医院,包括卢本巴希的私人医院,无法提供手术治疗。医生只是摆摆手,耸耸肩,给出转院治疗的建议。
 
我的同事老吴,在2011年春遭遇飞来横祸,卸矿时,左脚被黑人开的叉车误伤,发生粉碎性骨折,在利卡西的Telgato私人健康中心进行伤口清理和固定后,被转送回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丢掉了左脚。或许,我们可以把老吴送到首都金沙萨,但谁也不知道那儿的医院是否具备做这种手术的能力。
 
当地疫病横行,发病率最高的是疟疾——一种由疟原虫所致的传染性疾病,症状与感冒相似,一旦疏于治疗极有可能发展成恶性疟。恶性疟死亡率极高,是导致当地小孩早夭的主要流行病。
 
我们出国前一般都要注射三种疫苗:黄热、伤寒和霍乱。疟疾没有疫苗,因此到了非洲后,患病者不在少数。一般的疟疾只需口服抗疟药和注意休息即可痊愈,同事小陈却差点儿因此丧命:头天上午人还是好好的,下午突然高烧到40度,伴随头痛、厌食、疲乏、畏寒甚至尿血等症状,接连一周都只能躺在床上,喝粥度日,注射奎宁(一种治疗恶性疟的药物)后才将病情控制住。对于得疟疾的感受,小陈总结道:就像一个失恋的人得了重感冒,头部还惨遭痛击。
 
所幸,至今我们的中方同事没有因疟疾致死的。但死亡有时离我们很近。
 
物流部门的同事小王就经历过一起。2012年除夕,跟往年一样,公司准备了好酒好菜,犒赏三军。年夜饭一共上了108道菜,领导拿出私藏的茅台、价值几百美金的进口红酒。老李(化名)来自四川,患有哮喘,第一次在国外过年,多喝了几杯,当场死亡。那天,是他到达非洲的第七天。当地只有土葬,我们不能把他葬在异国他乡,就请吉卡明医院用木炭堆出一个火场,浇上汽油,把老李火化了,然后把骨灰带回国。
 
小王因此抑郁不已,回国休息了一个月才逐渐调整过来。
 

 
除了基建及人工投入,应付当地政府部门的公关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每个月,当地的“有关部门”,包括移民局、商检局、法院、海关等,时不时跑到公司,二话不说开出一张罚单——金额从几百万美金到几千万美金不等。我们的经验是:千万不要询问罚款的理由,也不要争论金额的合理性。
 
公司领导出面了:“万事好商量,坐下来谈谈?”
“OK.”
这就意味着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旁边的秘书赶紧塞上400或500美金小费。
“我们到利卡西的西餐厅边吃边聊,如何?”
“OK.”
罚金由此可减至几千甚至几百美金。
 
有一次移民局到公司检查,以签证程序存在问题为由,把我们的护照全给收缴了,要求以3000美金赎回。当时领导没同意,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大为光火,拿着护照气急败坏地往外走,边走边说要给我们好看。领导一看势头不对,又是托人,又是花钱,最后花了7000美金才将护照拿回。
 
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讲道理、讲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不交罚款,他们就贴封条禁止作业,然后由警察出面抓捕胆敢撕毁封条擅自开工的人。一旦到了法院,最终判处的罚金极难改变(一般与最初的罚金相差不大),别忘了,法院也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从这个角度讲,当地人还算团结,对外的时候意见出奇地统一。
 
我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作业,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六合计45小时,周日休息。就工作时长而言,符合当地劳动局的规定。有一天劳动局突然通知,黑人周六不上班,于是所有黑人员工周六都不来上班。经过与上述类似的“谈判”,劳动局收取5000美金“罚金”后允许公司把周六工作时间改为半天。
 
时不时,警察把我们出勤的车辆拦住,开口要钱。虽然金额不算多,但招人烦,我们要是不给,他们非得死皮赖脸跟你抬杠半天。
 
为了尽量减少类似的“非生产性事故”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每个月,公司会向这些政府部门“进贡”,内部代号“月供”。“月供”的内容根据层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小头目每个月1或2袋50公斤装的cima粉,大头目是若干袋cima粉外加几百美元现金。公司用于“月供”的cima粉超过100袋。除此之外,每逢圣诞、元旦、国庆等节假日,则按不同级别发放100到500美金不等的红包。
 
不仅如此,当地的政府部门要求繁多。比如,汽车没油了,要求我们给加满;办公室屋顶被风刮跑了,要求我们给修葺好。前段时间矿业厅送来一张施工图,让我们去给他们建新办公楼。还有些部门,缺钱的时候就派人到我们公司,死乞白赖地要钱,不停地念叨“boss maguda”(maguda,当地土语,意为“钱”),令人头痛不已。
 
依靠搜刮外国公司,当地官员敛财甚多,官越大钱越多。他们组成了这个国家最富裕的阶层,他们的子女大多被送往国外读书,开豪车,喝名酒,出入上流社会,与白人子女交往。退休时,他们带着大把大把的钱移居海外,谁还管自己的国家会败落到何种地步呢?
 

 
在非洲,工作之余寂寞无聊,很多人受不了,主动要求加班。所以我们会不断给自己找乐子。
 
刚到坎博韦时,我们30个人住在一栋老旧的别墅里,没有电视、网络等可供消遣的设施。初来乍到,也不敢去酒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来非洲之前,有经验的同事都会准备一到两个大容量移动硬盘,里面塞满了各种电影,相互之间还能互通有无。没有准备的,只能向同事借用,或者在当地的“移动音像店”购买。“移动音像店”,就是几个黑人背着光盘到处售卖,只有少量的中文电影——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片。他们还向我们推荐非洲和欧美的成人电影,似乎没有日本的。有一次,我们的厨师拿手机看日本的成人片,几个黑人员工围过来,非说里面的演员是中国人。
 
我们组建了“美食家协会”,逢周末,时不时凑点钱买只羊或穿山甲,煮火锅喝啤酒。协会的“领导者”是素以“爱吃、会吃”闻名的几名四川同事,当然,敢于杀生也是他们成为头儿的重要因素。
 
厂区建起来后,接上了卫星宽带,可以看电视和上网,生活又多了点乐趣。我们接入的是BT Infonet公司(Infonet是一家全球性的通信服务供应商,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2005年被英国电信收购后更名“BT Infonet”。)代理的卫星宽带,1M流量的网络日收费330美金,40多个人共享,平均分配下来的流量只能看网页、发邮件、聊QQ等,有时碰上大附件邮件,则需要集中流量。到了晚上,领导的流量配额多,我们每个人只有2、3kb,质量很不稳定。我们重新陷入了无聊,随后一副麻将的出现让情况有所好转。
 
平时,我们更愿意通过电话与国内联系,因为资费相比宽带网络便宜不少,每分钟0.12美元(刚果国内每分钟0.1美元)。刚果(金)跳过固话阶段,直接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目前有大大小小十几家运营商在该国竞争。实力较强的三家分别是南非电信集团(Telkom)和英国移动通信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合资的沃达康(Vodacom)、法国电信(Orange,2011年,Orange通过收购中兴在刚中电信全部51%的股份进入当地市场。刚中电信由刚、中两国合作创建,2001年网络投入使用)以及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这些公司正在当地大力铺设3G网络,像金沙萨、卢本巴希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实现覆盖。其中,沃达康和巴帝电信也提供宽带服务,价格与卫星宽带相差无几,但信号的稳定性较差。
 
黑人大都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在高端超市里也有品牌智能机售卖专柜,但问津者寡,倒是中国的山寨手机颇受当地人喜爱。在卢本巴希市区,有一条中国山寨手机专卖街,单价在100到200美金。我见过其中一款,功能强大,带有天线,可以收看卫星电视,当地人对其喜爱有加。
 
再往后,我们有了篮球场和健身房。健身房有两台跑步机和一台多功能健身器,还能打乒乓球。国内电视节目中非洲孩子追着足球跑的画面蒙蔽了我,我带来的足球鞋至今也没能用上。
相比卢本巴希分公司,我们要自由多了,至少不限制外出。倘若我在驻地呆腻歪了,就跟着小王到利卡西采购,逛街买东西。说是逛街,无非就是到黎巴嫩人或者印度人在当地开的超市买点儿中国生产的零食,或者帮朋友买点儿象牙饰品,又或者到白人开的咖啡馆吃顿奢侈的西餐(人均50美元左右。我们求政府人员办事,就带他们来吃上一顿)。
 
水果成熟时,也去摘果子。当地热带水果种类不多,常见的有芒果、香蕉、甘蔗等。摘芒果风险很大,容易被芒果蝇螫伤。芒果蝇是当地一种常见的寄生虫,伤人的同时会在人皮肤下产卵并繁殖生长,如果不开刀根治,幼虫会在里面长大,最后咬破皮肤钻出,期间引起伤口肿大化脓。跟我同届的女翻译曾被螫伤过,一周后,她拿刀亲手割开皮肤将幼虫抠出。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叫小黑(我们管黑人小孩叫“小黑”)去摘,每个芒果100刚郎。村民有的顶着大簸箕沿街叫卖,有的干脆坐在家门口树荫下,顾客要买的话,他们就一溜烟爬到树上去摘。
 
不乏有使坏的同胞。我们公司外协单位的某国企员工,在当地时常干些偷窃的勾当。来得早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刚来时,正好是甘蔗成熟的季节。到了晚上,这帮国企员工便去偷甘蔗,一夜之间把一片甘蔗消灭殆尽。第二天村民到公司门口骂街,讨公道,闹得不得安宁,最后赔了200美金才了事。当地关于他们的传说还有很多,譬如进村扫荡,三五成群,所到之处,玉米地光了、果树光了,家禽也全没了。
 
 
非洲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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