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黑马：今天贷帮网的一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文章开头说：“(尹飞)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他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样做一家为农民服务的银行。”今天黑马哥就来说一说这位“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他的自传。
i黑马导语：
今天贷帮网的一篇文章引起极大关注，文章开头说：“(尹飞)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他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样做一家为农民服务的银行。”今天黑马哥就来说一说这位“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他的自传。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6月28日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这位标准的“富二代”没有选择自己过上豪奢的生活，相反，他目睹孟加拉国的愚昧和贫穷，从小立下为可怜的同胞们做事的理想。1976年，尤努斯走出了第一步，他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这一点点钱，使得这些穷苦的农妇们买上原材料，做起生意，摆脱贫困。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摆脱贫困生活。
格莱珉银行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贷款额很低，通常只有数十美元至数百美元;
第二，主要面向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穷困者;
第三，贷款者之中有96%是妇女;
第四，格莱珉贷款无担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
当然，格莱珉银行具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贷款的收回，实际上格莱珉的还款率高达99.89%，坏账率极低。格莱珉具体的制度创新包括每周还款制度、五人小组制度、违约限贷制度等。通过要求贷款者每周偿还一定数额的贷款，一方面可以减轻贷款者最后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监督贷款者的现金流状况。五人小组制度是一项创新，根本要旨在通过群体的监督力量来规范贷款的用途和确保还款。每个新加入的格莱珉成员必须先组成一个五人小组，然后才能贷款。小组如果能按时还款，累计到一定的份额，小组的信用额度就会增加，组员们能借到更多的钱。当小组中有成员不能或不愿还贷的时候，别的成员就会帮助她(虽然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小组自己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小组在今后的几年里，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的贷款了，甚至会被停止贷款。这其实是加上了一道熟人社会的道德保险杠。那些成员不会轻易违约，因为这个小组对于她来说，是她最最重要的社交圈子，那些组员是她最亲密的伙伴。一旦违约，那么她在村里的信用也会受损，很难再生活下去。
尤怒斯坚信，借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下面，黑马哥摘选了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的一部分，尤努斯如何一步步实现他的理想。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Nabajub)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土地拥有者的贡献是，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的贡献是他们的劳动力，而我的贡献是，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实用技术知识。作为交换，这三方中的每一方(农夫，佃农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开始，村民们对我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管井者操作者与农夫之间积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计划。有人争辩说，付给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尽管我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我的提议还是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损失。他们事先不必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种子和杀虫剂，而只需同意将他们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穷苦的佃农们热情地欢迎我的提议，那些日子过得相对好一些的农夫们则勉强同意一试。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访那些农夫，并和我指定的四个学生“小组负责人”和我的十三人顾问小组一起正式开会，讨论肥料、灌溉、技术、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各类问题。
头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结束。农夫们很高兴：他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于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将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我赔了13000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在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些土地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没有什么如同农夫们收割稻谷的景色这样美丽，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但我还是有一些忧虑。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突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劳动力来把稻米从干穗上脱粒。把这种不用脑子、让人厌烦的工作交给最廉价的劳力：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一连几个小时用双脚将稻米脱粒，紧抓她们面前墙上窄小的墙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个妇女整天持续这种不停扭曲的动作，用她们的双脚扭缠着稻穗，来将稻子脱粒。清晨，她们会飞跑去上工，抢占靠墙比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脚，一天十小时做着枯燥疲倦的动作，只挣40分钱!这些妇女中许多是守寡的，离婚的，或是被遗弃还带着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她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我看得很清楚，一个农夫越富有，他从我的三方分享农作的试验中所得的越多;一个工人越穷，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们怎么会因为你的三方共享农作感到高兴呢?”一个妇女对我说,“干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失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说得对。如果有经济来源去买脱粒机自己操作的话，一个妇女从同样的工作中至少能挣四倍的工钱。
随着对乔布拉村贫困状况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将赤贫的穷人与勉强为生的农夫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国际上一些乡村开发规划总是将重点放在农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在我研究乔布拉村时，政府官僚们与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阐明“穷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当时,“穷人”可能有许多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词指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对另一些人来说,“穷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饱饭的人。还有另一些人认为，“穷人”是住在茅屋顶的烂房子里的人，营养不良，或是没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坏了我们为消除贫困的努力。举个例子，大多数对穷人的定义都将妇女与儿童排除在外。我从工作中发现，使用有关“穷人”的三个广义界定来描述孟加拉的状况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穷人咨询小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与小额贷款高峰运动委员会终于将“穷人”定义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将“最穷人”定义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层的20%(“铁杆穷人”/绝对的穷人);
2.人口最底层的35%;
3.人口底层的50%。
在贫穷的各个界定范畴里，我经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一些子分类。职业或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像收入标准那样可以量化，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贫穷的多维矩阵。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设立航标一样，对于贫困的界定必须是明确而毫无含混的。一种不准确的界定与根本没有界定一样糟糕。在我对穷人的定义里，我将三方共享农作规划中的那些脱粒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贷的小商贩包括进去。我还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进去，诸如那些靠编制篮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为生，而不得不经常乞讨的人们。这些人绝对毫无机会改进其经济基础，他们深陷在贫困之中。
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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