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察觉的革命——许知远对话牛文文
许知远 许知远

未被察觉的革命——许知远对话牛文文

在创业的青年人中,牛文文被称作“创业教父”。他相信,中国正在经历的这股创业浪潮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将深刻地塑造中国社会。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政策释放,而是来自技术与资本的驱动。这也是一场未被细心察觉与描述的革命

在创业的青年人中,牛文文被称作“创业教父”。他相信,中国正在经历的这股创业浪潮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将深刻地塑造中国社会。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政策释放,而是来自技术与资本的驱动。这也是一场未被细心察觉与描述的革命,它早已溢出了商业与经济的范畴,也许将带来一整套价值观的变迁。

  

“突然间,有这么多愿意常年累月拼命地工作,并且自愿选择高风险的小公司而放弃有安全感的大公司。对此,我们该怎样解释呢?那些享乐主义者、追求地位者、仿效他人者以及墨守成规者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些15年前就唾弃物质价值、金钱、财产、世俗功名,希望美国回归轻松舒适的自然环境的年轻人又去哪里了?”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85年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写道。

自1939年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以来,奥地利人德鲁克就以非常规的观察角度著称。他用组织与管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历史,洞察那些常被忽视的现象与趋势。在1970年中期,“康德拉季夫经济停滞”的论调广泛流传,越战的失败、石油危机都使得美国的未来悲观不已。德鲁克却发现了一股强劲创业浪潮的到来,那些蜂拥而现、很少被注意到的小企业,给美国经济提供了新动力、创造了崭新的就业机会。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把这一令人惊异的创业浪潮置放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他相信一个“创业型社会”正在美国出现,它不仅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最鼓舞人心的事件”,还将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走进牛文文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时,我想起了德鲁克在20年前“创业型社会”的论断。出生于1966年陕西榆林的牛文文,是中国几次重叠的商业革命的见证人与参与者。当他在1980年代来到北京读大学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处于开始阶段,它甚至不能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它是“商品经济”。他在90年代初加入《经济日报》时,加在中国经济的意识形态之困终于减弱,邓小平的南巡之后,一场浩大的转变开始。1999年,他加入《中国企业家》杂志,这个“企业家”群体开始逐渐获得显著的社会声誉。不过,真正让他激动的却是2008年后开始创办的《创业家》杂志与随之组建的黑马训练营。他不仅成为这股巨大的创业浪潮的鼓吹者、还是实践者。在创业的青年人中,他被称作“创业教父”。

“秦晖2004年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中国将来大街上都是没有工作、没有希望的年轻人,在石头屋子里坐着的都是有钱衰老的人,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在坐下来之后,他用他一贯激情的高语速说起这些年的感受。他相信中国正在经历的这股创业浪潮比之前的任何一次,不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还是1992年的市场改革,都更将深刻地塑造中国社会。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政策释放,而是来自技术与资本的驱动。

倘若你置身于此刻的中关村,历史学家秦晖的忧虑没有成真,牛文文的描述更为现实:“我认识的每家创业公司都在招人,我们黑马大赛年底会有一个‘千企万人’大招聘。对年轻人来说,央企进不去、公务员考不上,小的创业公司还是可以练练的。原来大家不愿意来,现在很有可能拿到期权和股份。这种中国合伙人和美式创业公司导致的风向,意味着谁都可以加入颠覆者的行业,很有可能是下一个亿万富翁。”

这是此刻中国未被细心察觉与描述的革命,它的意义值得更多的探究。它不再是传统的以政治视角或经济视角考察的中国,因为这股创业浪潮早已溢出了商业与经济的范畴,它将带来一整套价值观的变迁。

问:在2008年创办《创业家》时,你感觉得到这股创业浪潮的到来吗?

答: 这都是事后看到的,当时看不到什么信号。如今想起来,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出现了一大批新公司,包括京东、微博、聚美、YY、光线和乐视,它们基于移动商业,都获得成功。要是没有这些人,我们还在黑暗中,没有这么多创业机会。第二件是以徐小平李开复代表的天使革命,从硅谷来看,天使就是好的。中国第一批天使是雷军、周鸿祎,真正职业天使是徐小平、李开复。人人都明白学会做天使,怎么做天使。这些事导致基金革命,年轻人也可以做基金,原本年轻人都在塔底,上面都是老人。现在颠覆过来。基金和VC整个变得和创业者一样,分散、去中心化,多元化,分层化。大部分成功人士都转过来做天使,不管是不是职业天使。我都投了好几个,我是根本没钱的,就算没成也很高兴嘛,但是万一有个成的呢?社会资本把VC的规则引入早期创业和技术革命。

过去有人问中国有多少人创业,从来没有准确数字,有人说一百万、二百万。上次我去参加腾讯的会,光是腾讯平台统计的数字,每年有四百万人。理论上讲,没有一千万也有五、六百万人。这是美国也没有的数量。这么大的创业基数,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变化。中关村有一条创业大街,你去街上一看,过去说混在中关村都是住在唐家岭的码农,现在在创业大街混总会有人给你钱。只要你在BAT(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混过,哪怕当个门房,都能融点钱。每年有两万人参加黑马,不管是大赛还是会员,每年68%拿到钱。

问:1992年后,中国有一轮创业浪潮,它与这一轮有相似之处?

答:有,但是1992年是政治周期。2008年开始的这轮创业跟政治没多少关系。92年更多的是释放被压抑的活力,所谓的“92派”是主流政界人士进入商业,坏处是权贵资本都是92年产生的。今天的创业浪潮更是来自于技术和商业的驱动。

问:这一轮创业潮的核心驱动是什么?

答:是两大因素,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过去20年,中国经历了三波商业革命。第一波是制造业的复兴,把廉价劳动力发挥到极致,成为世界工厂。接下来发生在制造过剩之后,把制造能力和消费能力对接起来的革命,BAT加上京东是它的代表公司,它们是基于PC平台上。马云做的是零售,制造过剩后,给你一个去物流化、去门店化的低成本的销售;百度是说,你想卖东西,就在百度买关键词;腾讯是人跟人的关系。只有人跟人联系起来,才是统一市场。他们这种平台型的公司,差不多1999年开始的,2008年时已经成功了。

2008年金融危机,摧毁了中国制造业的链条。新一轮叫做“智能商业革命”,也可以叫“移动商业革命”,不摧毁你的基础商业的因素,但是让基础商业与人相联系。按照马云的说法,移动互联网通过移动终端,所有的信息获取、娱乐、消费,都是在手机上。

当13亿人,人人变成智能终端,他们和供应商们成为即时互动的社区,这就产生了颠覆性的力量。过去,制造商想把消费者变成粉丝,如今消费者把企业变成宠物了,消费者成为养宠物的主人,参与产品形态的塑造。个人的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移动时代我可以用手机点赞、购买,宠物要不断地讨好主人。商业变得柔软、有温度,有了情感的附加值。

它还有社会学的意义,中国人终于实现了兴趣、价值观、年龄、性别、区域的细分、聚合。美国社会有很多社团,很多美国人都归属于众多社团。中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根据兴趣、爱好和价值观聚合过,现在你可以是微信的用户、陌陌的用户。移动互联网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兴趣组织、中国企业和用户互动的方式。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的欧洲,有那么多个国家、民族和语言,中国也成为一个内在多样性的国家。表面上是大一统的国家,内部已经多样化了,这个革命比传统意义的政治变革更大力量。我现在是技术的信徒。

它也实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只要100万的粉丝和用户,就可以成就一个价值30亿到100亿的公司。过去的时代必须做到海量生产、海量用户,做到亿万级。移动时代把人群的兴趣打碎,我同时可以是好几个社区的会员,商业的活力被激发,生产过剩不那么严重。它实现了按需定制、按兴趣层分,服务商根据细分的人群来提供服务,再根据人群升级。奢侈品的优势在于小批量制作,不断地迭代,限量版的前提是永远有一个人群基础在。中国的商业进入限量版,再也没有卖牛仔裤卖13亿才叫成功,门槛降到极低,只要精准地满足100万人的爱好就足够了。多样化的市场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公司,就跟在欧洲一样,如果你想做一个专门削土豆的机器也可以。

问:那这种时代的垄断会破坏这种创新吗?比如BAT这样的巨大公司。

答:商业再也不仅仅是巨头了,后五百强时代来到了。PC时代是赢家通吃的时代,可是现在30亿美金的公司批量产生。

比如说打车这件事,你不是要垄断吗?那就垄断吧,滴滴、快的解决了多少事?在技术革命面前,所有的行政垄断是可笑的。一旦技术革命来临,行政的垄断是没有意义。商业垄断呢?腾讯又挡住了谁?我做了一系列“挑战腾讯的人”,他们都成功了。先是周鸿祎,360成功了,再是YY李学凌,2012年我做了陌陌的封面报道,面对微信的强压,陌陌居然也成功了。阿里巴巴很厉害吧,京东没挡住,聚美也没挡住,唯品会也没挡住,后面还有口袋购物。巨头根本挡不住任何人。行政垄断和巨头垄断都是无力的。这与硅谷很像,IBM垄断电脑,我不做电脑了,我做语言系统了。微软垄断了,我直接搞Facebook和 Google。如果某一块板结了,我就不玩这个了,如果你是石头,我就是水。

问:除去技术变革,这一轮的创业者与之前的不同是什么?

答:这一轮创业是没有生存问题的创业。在早先,一个人创业必须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凑在一起,放弃工作,成功又很难,失败了之后被周围人看不起。成功是偶然,不成功是必然,不成功的代价大到——成为家族的罪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现在的创业都是想改变世界,就像刘强东和马云的创业,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种创业是从天使投资开始,A轮开始,一轮一轮往后走,一轮都不能差,这是全世界经典创业模式。中美经典创业模式的前提是,一是要创造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产品,二是我吃饱肚子,根本不担心生计,动机是改变世界成就自己。这是美国人最厉害的地方。

比如说我要认识新学妹,Facebook就出现了。进而一步是把自己的创意推介给全世界,在哈佛大学里面一个学妹上传照片的事,往外推了之后每个大学都有这个东西,等于全世界的大学生都需要这个生活方式,从入学开始就知道漂亮姑娘在哪住、长啥样,那就上Facebook吧。对于年轻人来说成本就是时间,失败之后生活没有变化,创业的钱都是风险投资。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创业失败就和大学里实验失败一样,没有什么影响。

问:在这场全球性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的独特性是什么?

答:这次移动互联网革命是美国、是其他地区都没有的。它可能也是唯一由中国主导的商业革命。美国的线下商业很完善,在我们这边则先天不足。银行被干掉了,媒体被干掉了,打车、买房子、买汽车,教育和医疗这些中国人在线下满足不了的欲望都在线上被满足。它是近代以来唯一一次零时差的商业革命,用13亿的市场做实验。对创业者来说,我只用到达每个人群,把他们的兴趣爱好捕捉到,这就够了。这一轮革命之后,会甩台湾、香港一大圈。

问:小米是否正是这新商业革命的代表?

答:雷军代表的是硅谷方式的成功,是用普世价值的方式创业。雷军在创业之前跟我讲,老牛我做烦了联合创始人,我天天帮他们忙他们还不欢迎我,这回我要做一把Founder,我要用美国人的钱,在美国公司干过的人,用美国式的技术和方式成功。说实话当时我还是有些半信半疑,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式的互联网在中国不能成功,因为中国是一个泥潭。我认为雷军是第一个先算后胜的人,把今天遇到的所有困难和成功都算见了。创业是实验室,先有公式再做实验。

雷军的第二意义在于他是移动商业革命最好的诠释者,他的参与感、粉丝经济、饥饿营销,他的温度和情怀,所有这一切就是C2B的宠物经济,今天讲移动互联网思维都是讲小米案例。前两天台湾的媒体界二、三十个人来找我,他们看不懂小米是怎么回事。甄嬛传、淘宝、微信这一切东西台湾人都没有,甄嬛传是文化内容,所有这一切连在一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台湾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明基、手机、富士康、林志玲。

他很低调的一个人,他的成功大家也能。早年他说过另一句话,要顺势而为,要做万人之上的磐石。

问:再说说你认为的创业的社会学意义?

答:我是认为中国在这一轮实现了社会革命。中国过去讲男女平等、贫富平等、有自由选举权,经过毛时代和邓时代,大部分是实现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没有完成的是,中国人作为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在移动互联网实现表达的自由、集社的自由、金融的自由,过去个人不能有银行账户,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得病了,我陪他去银行,问说家里没钱、得了大病,能不能贷点款。大家都笑话我们,我们第一次知道个人不能贷款。

过去我们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讲“构建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不要有条框分割、地方分割,本质上说人人有消费兴趣的表达权、能够结成社区。移动社区是说根据兴趣在手机端集结一百万人,这些发生后,这个社会的多元化就实现了。我的小孩是1994年出生的,他通过手机什么都知道。当你站在创业者一边,你发现所有事都不是问题,中国梦的核心是创业者的梦。人有自由创造财富的权利,社会财富自由流动,没有管制、税负不严重,实现创业权就意味着很多权利都是流动的,而不是板结。

上周有VC告诉我说,你错了,创业也是围绕在几大门阀的。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你以为就你们几家?他说再笨的人如果认识我们,我们也能让他快速成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创业和基金一定是去中心化的,任何人如果有傲慢一定是先死的。当然大家说如果认识雷军一定会先成功,但是大部分成功的,不认识雷军。创业的社会意义在于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自由的迸发,只要你愿意创业就一定有人投资。只要创业者还活着,社会就还是好的。创业者是中国社会的金丝鸟,只要创业者自由快乐,表明中国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国际交流没有中断。

现在的标准化创业,80后和90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担忧?老爸老妈三十年奋斗的结果就是房子和钱,都在他们独生子女身上。今天上午我碰到“饿了吗”的兄弟,1987年的小孩管着两千人的团队,和美团打价格战,估值十亿美金以上。成和不成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所谓?他们当然想成,但是不成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吗?80后、90后从一开始就是没饥饿过的一代,对他们来讲创业就是玩,去打工又怎么样,公务员又怎样。这就和美国一样了,社会保障网没有让创业失败变成人生失败。这有两个前提,一是创业变成职业选择,二是标准化的创业,从天使投资开始一轮一轮往下走,不是父母的钱,都是社会资本帮助你成功。创业的人不用个人举债。2008年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把上市的规则引到了天使阶段,意思是说你的资本社会化了、风险社会化了。

我记得秦晖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他说中国将来大街上都是没有工作、没有希望的年轻人,在石头屋子里坐着的都是有钱衰老的人,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中国要是变成这样一定会动荡。但现在北上广年轻人的机会多的是,我认识的每家创业公司都在招人,我们黑马大赛大概有五千到一万人吧,年底会有一个“千企万人”大招聘。对年轻人来说,央企进不去、公务员考不上,小的创业公司还是可以练练的,原来大家不愿意来,现在很有可能拿到期权和股份。这种中国合伙人和美股创业公司导致的风向,意味着谁都可以加入颠覆者的行业,很有可能是下一个亿万富翁。

问:今天的创业者一代与“92派”会试图交流吗?

答:陈东升是我们的创业导师,每年都会在黑马营讲一次大课。他发现这些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是“92派”的代表,开始做保险,现在做养老。这两个领域里有无数的创业者。他想的都是千亿级以上的想法,这些小朋友看着说,你是跟人斗,我们玩的技术。“92派”关心的事,新创业者不关心。“92派”对于中国这个泥潭商业环境里做事、碰到困难不放弃,对创业者的作用极大。他们讲的商业都是合伙人、改变体制,这些事对年轻人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92 派”和80后出生的人在一起,我认为基本没什么可聊的。“92派”需要被人仰望,可是87年的人本质上不崇拜任何人。你发现周鸿祎和周鸿祎之后的人很容易跟年轻人打交道,共同对技术和商业的爱好会拉近代际关系。王石讲的话对大家打动很大,但是他从没讲过房地产。他第一次讲课是说“男人像一颗出膛的子弹,笔直的向前,但总有掉落在地的一天。我已经到了要考虑退休的年龄了,希望你们看着我掉落在地找到出膛的感觉。”我带着一些创业者跟王石一起吃饭,大家都很崇拜他,我说大家每人讲讲自己,再向王总提问。讲完之后王石说:“我只能讲点精神的,对他们的商业判断没有用。”

问:你觉得这一轮会是一个很大的泡沫吗?2001年,你在《中国企业家》时经历过Nasdaq的泡沫破裂,2008年又是制造业的困境。

答: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出现泡沫。这一轮和上一次有本质的区别。上一次,投IT做IT的就是那一些人,整个市场很窄,钱多钱少对市场的影响很厉害。这一轮把全社会都牵扯进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大泡沫。社会财富去做房地产、非法理财、转移到海外才是大泡沫。中国的社会资本会激活整个商业社会。中国整个制造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动机停了之后,所有的财富必须往内转。消费文化、青年创业、制造业升级,这在美国是因为石油危机,日本广场危机、韩国金融危机之后都发生了。五大湖区的钢铁业和汽车生锈后,资本越过沙漠到了好莱坞和硅谷,美国现在基本是IT和娱乐的国家,制造业在哪?东部是华尔街和议会,西部是互联网和娱乐,中部整个就完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美国已经灭亡了。

这在韩国也发生了,三星、金星和大宇之后是韩流。之前,年轻人毕业后参军,进入大企业娶妻生子,这和日本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公司动物。金融危机把这一切打破后,年轻人蹦蹦跳跳去玩了,玩游戏、玩音乐、玩娱乐,结果就有了“韩流”。“韩流”就是年轻人的流行文化,这倒是让三星火了。因为有了内容之后,消费电子就出去了,如果没有韩流在全世界的流行,三星怎么可能做成这么大的公司。中国的游戏产业来自韩国,下一步中国的基因革命肯定来韩国。

资产给到年轻人创业的钱是极少数的一部分。这些钱直接跟上市公司的转型连在一起。转型多向年轻人的产业寻找灵感,现在有多少中国的上市公司买游戏?如果没有游戏好多上市公司都死了,A股起码有一百家。因为几个年轻人就可以有几个亿的利润,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一亿的利润就是非常了不起了,而且不用什么投入。还有影视公司,买这些上市公司就能活。年轻人创造的财富没有变成泡沫,而是现代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为什么美国没有泡沫?因为大的公司会不断收购小的创业公司,一些二十人的小公司花十几亿美金去买,为什么值这么多钱?灵感是这样传播的,创意是不死的。现在是给中国制造业一个喘息的时间,等到大家都学会雷军的思维,年轻人创业的思维,制造业的发动机就起来了。中国就像台湾一样内需化了。台湾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世界工厂的台湾,一个是只对台湾本地人提供品牌的台湾。

问:这代年轻人的弱点是什么?

答:跟我们每一代人的弱点一样,首先是中国人与生具有的对空间和机会的过度渴求,充满了对出人头地的渴望。硅谷的创业者相对比较平衡,中国的创业者会渴望成功得多。这有好的一面,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好的是功利心太强了,没有美式创业的优美、优雅。我最讨厌的话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我生在中国就输了。这种暗示就让人想到,我要是认识雷军、上了黑马营就成功。现在黑马营排队排不上,我恨不得有教无类。你来问我行不行,我一准说行,等到你要融资的时候我再说哪里有问题,需要修改。我现在最反精英,我不相信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成功,这对我们农家子弟太不公平。我觉得年轻人只有这个软肋,但也不怪他们,中国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时候中国社会能够更从容。

问:你担心这种财富的高度集中——以前不可想象一个人身上有几百亿美金,会变成创新或是社会变化的阻碍吗?

答:还是用教会这个例子,基督教会在欧洲的地窖里藏了许多珠宝,在几个世纪里这些财富没有进入商业流通,所以整个社会是板结的。但是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让地窖里的钱出来了,变成流动资本,让整个人类的这三百年迸发多大的活力。我认为财富观应该从工业革命开始说起,你说这些年轻人,三年几百亿的财富,这些钱是他们的吗?埋到地下的吗?不。这些人的钱都在股东手里,你说我去把它都套现了,你能吗?只要一卖,你的公司就破产。理论上讲,这是最合理的发明,钱存的越多,越要分给别人。一旦你想存在自己家里,一夜之间你就没戏了,就像中国对美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样,你是不可能卖掉的。一个人聚集了财富,是社会把钱给他,让他创造更大的价值,分钱给更多的人。一旦这个分钱的机器变异了,想要变成人,我想把钱存在家里,这个机器自动报废。

互联网创造的财富没有真正的财富,都是股权,而这个股权谁也不敢兑现超过十亿美金。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雷军有多少钱都是纸面财富,他们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大量的变化是拼命散钱,出于恐惧散钱,投资别人造出一个生态,让我周边充满了跟我一样的人,万一我的事业不行了还有别的发动机能拉我一把。我认为互联网一定是平均机会和财富,而不是创造出一个更大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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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作家,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伪装的盛世》《抗争者》等。曾任《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牛文文:活跃的媒体人和记者,曾任《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现在是《创业家》杂志的总编辑兼社长、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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