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可穿戴“:仿制者的狂欢

深圳“可穿戴“:仿制者的狂欢

深圳,中国硬件之都,近期因“创新”而广受赞誉。这些“创新”真的改变整个产业了吗?不久前,《创业家》记者深入深圳,以当下炙手可热的可穿戴设备为切口,近距离观察深圳硬件产业的进化状况。

黑马说:深圳,中国硬件之都,近期因“创新”而广受赞誉。这些“创新”真的改变整个产业了吗?不久前,《创业家》记者深入深圳,以当下炙手可热的可穿戴设备为切口,近距离观察深圳硬件产业的进化状况。

 

我们发现,像过往的MP3、MP4、手机、平板电脑一样,可穿戴浪潮再次证明了深圳电子产品产业链的完备和高效。也仅此而已。这是又一次仿制者的狂欢,只是由于市场接受度低因而规模大不如前。

 

北京时间3月10日凌晨,Apple Watch正式发布,不到24小时后,深圳就诞生了第一个仿制品。从“山寨”到“创新”,路漫漫其修远。深圳仍然像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待来自苹果、谷歌等大公司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召唤。它能迅速地完成任务,但还远远不能发号施令。


文 | 本刊记者 王方

编辑 | 刘建强
 

仍在涌入的创业者 

2014年,Funcode创始人李凌霄把10个传感器、一块5*5cm的主板缝进内裤,并配备一个“大哥大”外形的控制器。购买者可以使用这套成本30-40元的可穿戴设备自慰。

李欲以此融资。他拒绝了一位想出200万元占50%股份的投资人。当他把主板缩小至3*5cm时,迎来了愿出几百万元占10%股份的投资者。

“在深圳,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多。”1989年出生的重庆人李凌霄对《创业家》说。他加入的“智能硬件联盟”,已有400-500人,大多是可穿戴设备创业者。

张冲,Galaring创始人,记者的一位老朋友,1982年出生,也是“联盟”中的一员。2013年,在智能戒指流行的窗口期,他成立了公司,并用7个月做出了Galaring G1,戒指内存储的个人信息和验证信息可传给有NFC(近场通讯)功能的手机。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下工厂,东莞深圳来回跑,每天2-3趟,凌晨1-2点回家。Galaring G1销售额100多万元,给他赚了点儿小钱,但很快就卖不动了。2014年2月, 张又做了智能名片——Galacard,定价299元,卖出5000-6000张后,又卖不动了。现在,张冲进入了李凌霄的领域,正在开发一款“飞机杯”(男性成人用品),内置传感器。用户使用时,它会记录次数、时长。这一产品的想象空间比前两次要大:它能采集数据,上传到云平台,与医院对接。“比如发现有一哥们儿时间特别短,可以向他推荐一家男科医院。”

这位在不到两年内频繁转换阵地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可穿戴这个圈子很热闹,大部分是想赚点儿钱的创业者。“我做情趣用品的初衷也是赚钱,它简单,且有刚需。”这个圈子钱也很热,深圳一家本地投资机构已经给张投了500万元。

这些“想赚点儿钱”的创业者,把MCU(单片机)、传感器、通讯模块轮番加入到各种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中,如尿布贴、充气娃娃、儿童玩具等,使它们具备“智能”,并声称当用户变得足够多时,他们会搭建一个云平台,进行大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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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疯狂的时刻 

2013年是深圳可穿戴设备最热的时候,友宏科技总经理颜宏武对此记忆犹新。

深圳松岗长约6公里的广田路旁,全是各式各样的电子加工厂。一路东行至路尾处,有座普通的三层楼小院,院里堆放着杂乱的包装纸盒,厂房面积5000平米左右。

这是规模据说可列深圳前三的可穿戴ODM工厂——友宏科技。负责接待的彭经理介绍,这里有6条生产线,员工300人,一年营收超过1亿元。

在一个面积约20平米的会议室,记者见到了颜宏武。颜是做计步器起家的。2006年,日本计步器开始风靡,这是智能手环的前身。 “时逢日本一个类似卫生部的机构,提出‘日行万步’对身体有好处。单靠日本的订单,就把工厂养得肥肥的。”颜宏武回忆。计步器的主要部件是运动传感器,核心是算法。颜从日本引进技术,算法由西铁城提供。“上世纪70年代,西铁城就发明了机械式计步器,把它戴在身上,走一步响一声。后来,日本把它改造成电子感应式,走路时不发出声响,但必须别在腰间,垂直状态时就会计步。”颜说,当时主流计步器有几大品牌:西铁城、雅马哈,还有一些来自日本军工。那时尚无”可穿戴“一说,叫万步计或步数计。

之后,颜开始生产3D计步器,能别在身体任何一个位置,且精准度更高。

2009年是一个转折点,颜不再跟随日本,而是单独成立了一个团队专门研究算法,推出了USB计步器。“这是我们做智能的开始,第一个客户是雅马哈,一次性下了10万部的订单。”颜说,USB计步器的商业寿命大约维持了1年半。

市场没起来前,深圳同期的计步器工厂也与友宏一样,被一代又一代技术推着走,给国外厂商供货。2011年,欧美一些手环品牌流行起来,如Jawbone、Fitbit,国内厂商咕咚也上市了一款健身追踪器。2012年,谷歌推出了智能眼镜,苹果被曝正组建一支100名的工程师团队研发智能手表Apple watch。新公司如Pebble成了弄潮儿:在Kickstarter创造众筹1026万美元的纪录,吸引了摩托罗拉、三星、LG和索尼等众巨头的注意力。

对于深圳可穿戴市场究竟是被谷歌眼镜还是被欧美手环点燃的存在不同意见。深圳矽递科技(Seed Studio)创始人潘昊认为,“当时这些深圳的创业者,他看东西很少有举一反三的,一般是看这个东西好,然后做一个一样的。所以他如果是看谷歌眼镜的话,大概会做谷歌眼镜。做手环的远比做智能眼镜的多,所以我觉得点火的是手环。”

无论如何,深圳可穿戴设备市场爆发了。

“那时候,我刚好碰上日本经济全面下滑,对工厂冲击巨大,若再这样下去,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颜说。颜很少提前做市场分析,习惯坐等客户找上门来。“根据他们找我们的迫切程度,就知道这个行业火不火。”

2012年某天,颜宏武正在办公室侧倚着沙发休息,麦开创始人李晓亮一行人突然带着图纸闯进来。颜打开图纸,两眼随之放光,当即决定免费给这个“迫切”的闯入者研发,快速切入可穿戴设备。

那也正是李晓亮最窘迫的时刻。“我正在开发一款运动追踪器,很缺钱,总公司投资50万元,研发了半年花掉40多万,账上只有7万元。由于订单小,我们先后找了30多家工厂。”李对《创业家》说。

李给同处困境的颜带来了方向。 “我没想过这东西能赚钱,”颜说,“只是觉得有意思,要跟着行业一起走。”

当年6月,麦开运动追踪器A190上线,售价259元。“在京东、淘宝 、天猫等渠道上架后,销量处于全国第一。” 订单从最初的1000个慢慢上涨到5000、10000个,上市一年半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同时段国内有两大追踪器品牌:一个是咕咚,另一个就是麦开。李晓亮说“根据得到的数据,我们的销量是前者的5-6倍。”咕咚追踪器早在2011年便已上市,但销量平平,到第二年已基本无人问津。

某种程度上,麦开是第一个让颜宏武尝到甜头的国内客户,给他很大启发: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团队,服务创意型客户。经过反复思考,他还为工厂提了个新口号——专注于智能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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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趁着运动追踪器热卖,李晓亮再次找到友宏,想做一个智能手环。他买来Jawbone UP、Fuelband等各种手环,研究其材料、电池、屏幕、工艺等。

但到2013年4月,李晓亮把手环方案停掉了。“我感觉苗头不对,做的人实在太多。”他决定不再往里面钻,转而开发lemon智能体重计、Cuptime智能水杯。

他的感觉是对的。2013年,可穿戴设备已经遍地都是:6月,盛大果壳电子GEAK Watch发布;8月,深圳本土厂商映趣in watch面世;10月,耐克推出手环Nike+ FuelBand SE,安全卫士360上市了儿童手环。

可穿戴设备的形态早已不局限于追踪器、手环、手表,扩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为国外产品,如iHealth 智能血压护腕、Reebok Checklight智能帽子、Sensoria 智能袜子... ...

各式各样的创业者仍在争先恐后进入,这与众筹(如点名时间)的推动不无关系。“2013年是最火的一年,”Galaring创始人张冲对《创业家》说,“似乎谁都能做,资本热、团队多。”

友宏的订单越来越多。2013年,一大批蓝牙追踪器厂商找到它,其中新锐品牌ibody首个订单下了10000台。

ibody的价格低得惊人,仅售99元。同类产品里,FuelBand价格约492元,Jawbone UP3售价1598元。“2014年年中,ibody在京东上团购,首次1000台几十秒卖掉,后来上了10000台,5小时内被抢光。紧接着60000台,最后也卖完了。”现在回想,颜宏武都觉得不可思议。

ibody的订单让颜信心倍增。2014年4月,他参加了香港电子展,与三星、LG等世界一流品牌商站在一起。这时,颜才感到泡沫真的来了。在现场,他看到各式各样的手环,毫无科技新鲜感:只是外观漂亮,功能无非监测心率、血氧等,这些在ibody上已部分实现。“行业已经爆发,做手环的人一下太多了,更多是在吸引眼球。”

展会结束后,5-8月,颜的订单进入高峰期。“每天有7-8拨客户,多的10几拨,3个会议室早晚忙不过来。”颜说,此前月产40000台是极限,6月份后,各类计步器(不论传统、USB,还是蓝牙)月产10万多台,最高月份达到17万台。 “大家都疯了,都要下订单,都要定制。我们开发能力跟不上,只能筛选一部分。”颜回忆,极端的情况,有几个老外客户,装着几万美元现金,直接丢到柜台上,吓到了几位外贸小姐。

通过筛选的客户,颜会按照惯例用编号标记,从AD01往后排,现已排到AD196。“目前,至少有150个客户还在做。”在友宏的车间里,几乎保留着每一个客户的样品,它们被精致的小塑料袋装好,钉在墙壁上。

看似高科技的可穿戴设备瞬间就跌入了价格战的泥潭。2014年7月,小米推出一款79元的手环,据颜宏武说,其成本大概为50-60元,并不亏钱,但对高价产品的冲击是致命的。“Jawbone销量一路下跌。”价格底线还在被突破。2014年底,一位客户向颜宏武定制一款产品,欲以底价打入沃尔玛超市(国外),售价3.5美元。“预计年产量约400万台,1月份是第一批货,在60000-80000台之间。”

现实是,可穿戴设备越来越卖不动。而据政府部门统计,深圳涉及可穿戴设备的企业已超过1000家。

可穿戴设备品类众多,却极少出现爆款,销量多在几千至几万台。即便是麦开——2014年京东“双十一”,销量在所有智能硬件中排名第二,健康类排名第一——2014年销售额也不过5000多万元。

 
没有创新的“可穿戴” 

深圳可穿戴设备能在得到市场信号后迅速爆发,源于其完备的产业链——在这方面,可穿戴所需与山寨手机、平板电脑并无不同。”整个供应商已经很成熟,大多是做山寨机的,山寨机有多成熟,他们就有多成熟,可穿戴只是外形变一下、主板变一下,说实话还不如手机复杂。”张冲说。

张的看法可以代表诸多业内受访者,包括大联大商贸(深圳)应用技术部经理冀雯雯。大联大商贸的母公司是亚洲最大的电子元件分销商。冀在此工作了10年,是资深技术专家,深圳的每一波电子浪潮,她都亲历过。“先是一拨人做MP3,之后分成两拨,一拨人转做MP4、数码相框,另一拨人进入手机行业直到现在。做MP4、数码相框的那批人继续分流,一部分去做手持导航,另一部分人生产上网本。之后这些都没了,全部涌进了平板行业。手机还在慢慢增长,而平板电脑已经平了,甚至有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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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绝大部分智能手机、平板厂商都进入了可穿戴领域,如智能手表。他们已经摸爬滚打10几年,拥有成熟的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强。

在冀雯雯看来,可穿戴产业链分为五个环节:芯片厂商——芯片分销商——方案设计公司——工厂——可穿戴厂商。一个正确的流程应该是这样:你是一个创业者,先拿图纸找到ODM/OEM工厂,如友宏。工厂简单设计后,再找到专业的设计公司,如大联大,它们提供技术支持、方案设计等,向原厂采购芯片。冀雯雯认为,与山寨机时代相比,可穿戴行业只是多了几个新的参与者:工业设计、众筹、云。

手环的核心部件主要为MCU、传感器(运动、心率、血压等)、通讯模块(蓝牙芯片),与手机等产品一样,这些核心部件分别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MCU为德州仪器、博通、Silicon Labs等,传感器为亚德诺半导体、美信、飞思卡尔等,蓝牙芯片厂商有CSR、博通、高通。智能手表结构更为复杂,和手机很像,分别为CPU、内存、存储、主板、屏幕等,供应商大同小异。 “厂商开发一颗芯片要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卖的都是1-2年前就设计好的。可穿戴(智能家居)等的芯片原来就存在,但在物联网时代,需要连接云,因此用于连接的芯片是新的,比如低功耗蓝牙、Wi-Fi。”

分销渠道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多了科通芯城、云汉芯城等线上渠道。至于设计方案,“之前也有,更重要的是把已有的东西整合,搭配出来一个新的产品、生意模式。”冀雯雯介绍,大联大做出方案后,ODM通常拿回去改改,不会重新开发。

另外,由于可穿戴设备的设计要求较高,一些工业设计公司也参与进来,比如洛可可。生产环节“有一些新的原材料供应商进来,如注塑“。”工厂都是当年生产蓝牙音响、山寨手机转过来的。“

冀雯雯所在的应用技术处,团队有80人,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方案设计,目前研发的方案已覆盖26个行业,如平板、可穿戴、手机、车载应用等。大联大有充足的可穿戴芯片。在深圳,可穿戴设备每天有200-300条产品线销售,单智能手表就有5-6个品牌。尽管如此,大联大还是没吃到可穿戴这块“肉”。“出货量几乎没有,或者说开始有一点点。”冀雯雯说。“我们有70-80个可穿戴客户,大部分是ODM工厂。”

缺乏创新、同质化严重是可穿戴设备市场接受度低的重要原因。张冲认为,真正的创新是“芯片级”的,但是显然,与过往的手机、平板电脑一样,本土创业者远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你只能做一些应用来创新,做成情趣用品也好,做成玩具也好,只能做应用层的。这些你要说有多大创新,我个人感觉不那么算。“

销售量不大又导致“云计算“所需的海量数据无从取得,从而使这个听起来美妙的前景变得云苫雾罩。

在方广资本CEO洪天峰看来,可穿戴设备根本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本不喜欢戴东西”。更重要的,可穿戴是一个“很窄的领域”,不值得大家“那么关注”。“硬件智能化的范围很广,这就是万物互联,不要只围着人来做文章。人身上没有什么文章,人本身就是高度智能的。我就是高血压患者,都已经20多年,哪天血压高哪天血压低我根本不用量都知道。真正的机会不在这儿,不在于量个血压,测个心跳,搞个睡眠。可穿戴设备只是万物互联里面的九牛一毛,物比人多得多。所以创业要脱离人,要变成人以外的东西。搞智能家居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有更广的东西。之前都是人和人对话,以后是人和物、物和物;关键还不只是一个对话的问题,它是智慧,来自于连接、感知和大数据、云计算。“

可穿戴市场中抱持“挣快钱“想法的创业者不在少数,对于他们,洪的理论显然过于宏大了。同样看好物联网的科通芯城董事长康敬伟认为,只要苹果Apple Watch没上市,中国就不会有可穿戴这一波。

现在,Apple Watch真的来了,人们对可穿戴的热情会被再次点燃吗?

案例

麦开:放弃智能手环

 

文 | 本刊记者 李丹

编辑 | 王冀

 

以Google Glass为源头的智能硬件,在2012年开始发源。一心想捣腾点好玩东西的李晓亮强烈看好这个市场,凭着早期自筹的50万资金,他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智能硬件创业者之一。

 

麦开的第一个产品是当时最流行的运动追踪器,半年研发花掉了40万元,开卖之前账上只剩7万块钱。一个月后产品开卖,从1000个订单到后来的5000、10000个订单,“当时国内主要有两个运动追踪器品牌,我们的销量是另一家的七八倍,成绩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达到80万、90万的销售额,这样持续了一年半,运动追踪器已经卖了1000多万的销售额了”,李晓亮说。凭借运动追踪器这个可穿戴的小产品,李晓亮解决了创业初期的生存问题。

 

没过多久,智能手环开始风靡,李晓亮也盘算着杀入这个市场。他买来Jawbone UP、Fuelband 等各种手环,研究材料、电池、屏幕、工艺,最后到了开模阶段,但是他还是放弃了。李晓亮指着自己手上带着的手环,“我的手环虽然还戴着,但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上传过数据了,每次都要掏出手机、滑动屏幕、输入密码、找到App、点开App、等待启动……这一系列操作太繁琐。”李晓亮拿杀毒软件举例,“我们只需将其放到后台就行,智能硬件也是这样,传输数据这种乏味的操作一定不能让用户去做,更不能依赖手机通道。”

 

李晓亮 麦开创始人

 

李晓亮发现,智能手环不是强需求,而且App的社区用户黏性有很大问题,大部分人新鲜劲过了,也就丢在一边。“智能手环需要持续培育市场和教育用户,并不适合我们这样的创业团队”,李晓亮说。

 

“真正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硬件,应该是基于已有的刚性需求”,暂停了智能手环项目后,李晓亮调整了方向,启动了新的项目——能进行体重管理的智能体重计Lemon,以及智能水杯 Cuptime。之所以选择水杯和智能秤,是因为它们都基于用户的实际需求。Cuptime的诞生源于李晓亮观察到中国人喝水不健康的问题。Cuptime根据一种饮水计划的算法,通过个人体质(身高、体重、性别、流汗体质否)、运动量、周围环境和喝水习惯等各方面数据,在特定时刻提醒用户及时补充水分。李晓亮相信,健康秤和水杯的市场容量都是非常巨大的,这甚至不需要调研。2014年,Cuptime的出货量达到5000万个,是京东健康类智能硬件销售的第一名。

 

眼下,李晓亮认准了健康类智能家居产品的方向。他认为,下一个爆款智能硬件应该具有“主动感知”与“无感互联”这两个特征,例如麦开新推出的健康感知仪here不需要用户打开手机,就能将用户的身体数据自动上传到云端,并可以通过云端感知运动、睡眠、饮水、天气等综合生活健康数据。李晓亮判断,2015年将出现众多具有“主动感知”与“无感互联”功能的产品。

 

李晓亮坦言,目前的智能硬件仍然存在太多问题,产品通常都是短命的,包括Cuptime被用户抱怨不好用最后成为牙刷杯,但从整个产品系列的发展角度来看,智能产品的生命会特别顽强。正如Fitbit在2010年的第一款运动追踪器,是依靠USB连接电脑的方式传输数据,这种糟糕的体验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依靠不断更新换代,现在这一系列的产品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所有产品的出发点都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

 

大联大:最先感知“水温”变化

 

文 | 本刊记者 崔婧

编辑 | 王冀

 

大联大控股(以下简称“大联大”)是一家总部位于台湾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商,业务规模在亚太区位居首位。它的上游是英特尔德州仪器英飞凌联发科等250多家半导体厂家,代理各种基础与核心元器件;下游对接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原始设计制造商(ODM)、电子制造服务商(EMS),以及大量中小企业。

 

简而言之,大联大在产业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为了提升销售业绩,大联大会把芯片和元器件组合成不同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给下游客户,还可提供方案设计思路,以及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等支持。在近年的多次电子产品浪潮中,大联大都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比如给深圳备受关注的开源创客SeeedStudio(矽递科技)就是大联大的客户之一。

 

过去6年来,大联大的业绩以每年25%的速度在成长,这得益于其对产业趋势的准确把握。2009年-2010年,大联大主要依靠手机产品带动业务增长。2011年以后,工业领域就成为了大联大最大的业务增长点。

 

大联大把工业、汽车等业务比作长期食用的“米饭”,而MP3、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则是“肉”,抱持“吃得着最好,吃不着也没关系,只要吃上一口就是赚到”的心态。大联大认为,消费类产品的火爆虽然能一时带动相关业务,但是市场大起大落的消极影响也很大。

 

深圳电子圈中也有许多大联大的客户,其中不乏山寨机时代的从业者。他们走了这样一条路径:最早是扎堆做MP3,风潮过后分道扬镳,一部分人做MP4、数码相框,;另一部分人开始做手机,直到2014年下半年,手机销量才开始大幅下滑。而做MP4、数码相框的这部分人又分离出来两拨人,一拨人做手持的GPS导航,另一拨则选择做上网本,之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平板电脑。

 

如今,IOT(物联网)成为了下一个浪潮。大联大又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做硬件的人不了解软件,搞互联网的人不了解硬件。于是,他们积极与SeeedStudio合作做创客,与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做硬件的对接,希望在IOT时代,自己能成为一个软件的通路商或者是云的通路商。比如,一个客户的手环要和京东云连接,大联大就用自己的芯片和设计方案帮助客户把手环京东的云协议接口调通。今后,数以千计的客户也需要通过大联大的帮助,令它们和BAT、京东、小米等互联网公司的云联接起来。

 

大联大能够踏准产业变化趋势,这和其组织架构不无关系。目前,绝大部分的公司还是沿袭这样一种思路:以销售驱动来带领技术,哪里业绩好,技术就往哪里走,而大联大却很早就分离出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技术和市场。

 

在大联大内部,面对客户的有三个部门。第一是市场部,专门和上游原厂打交道。第二是销售部,主要和下游客户打交道。销售部不针对某个客户,也不特别针对某个品牌,而是按产品线划分业务职责,比如一组人负责平板电脑,一组人负责手机,一组人负责可穿戴,一组人负责智能家居等等,他们主要是把代理的芯片组合出最优方案,来与客户做互动。第三是应用技术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前瞻性的趋势判断,让公司提早进行储备。

 

按照大联大对《创业家》的描述, IOT芯片最关键的配件就是MCU和连接的IC,其实这些都没有手机芯片复杂。也就是说在物联网时代,技术的创新并没那么多,更多的是如何把已有的东西组合起来,搭配出新的产品、新的生意模式。

 

根据目前智能硬件微小的出货增长量,大联大也无法判断到底要多久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这也是为什么在大联大的客户里面,一些人还在做平板电脑和触摸屏,一些人在探索IOT,朝着可穿戴方向尝试,而更多客户还处在观望状态。不过,大联大把一半内部资源配置在IOT领域。如果浪潮袭来,这家总能最先感知“水温”的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

 


 


版权声明:本文作者王方、李丹、崔婧,由刘建强、王冀编辑;文章为原创,本刊版权所有。如转载,请联系zzyyanan授权。未经授权,转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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