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2000亿且仍在飞速增长的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施侃希望另辟蹊径：对比太多的“有技术的广告公司”，AnG希望做“有广告的技术公司”。施侃，一直在技术和产品领域的“理工男”，嗅到了数据将颠覆网络广告的机遇，于是与另一位斯坦福的“理工男”一起
人物档案
施侃： AnG (无双科技) CEO和创始人。曾历任VMWare(Palo Alto), Intel(中国)的技术、市场、产品和高级管理岗位。Stanford SCPD 2008。交大硅谷校友会理事(08-09)。
同时期的斯坦福朋友圈：冯天放(合伙创业：AnG), 塔尔盖(创业：极橙医疗), 陆奕(创业：全球康), 丛林(创业：优车诚品),冯米(创业：tupo.com)
黑马说：面对近2000亿且仍在飞速增长的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施侃希望另辟蹊径：对比太多的“有技术的广告公司”，AnG希望做“有广告的技术公司”。
施侃，一直在技术和产品领域的“理工男”，嗅到了数据将颠覆网络广告的机遇，于是与另一位斯坦福的“理工男”一起，在学校Ash街与Grant街交叉口的宿舍中，创立AnG。他们希望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技术，让没有太多专业基础的小企业都可以精准投放广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文 | 本刊记者 蒲鸽
在此之前，施侃没经历太多挫折。高三那年因为获得信息学奥林匹克全国一等奖，所以他连高考都没有参加，就被提前保送进了上海交通大学MIT试点班。本科毕业，他又被英特尔实验室录用。
在英特尔的四年时间里，他很快的成长为中国区最年轻的市场经理，负责英特尔虚拟化技术的全球产品市场，并代表英特尔参加SPEC行业标准化组织与业界巨头一起制订行业标准。最高峰时，施侃一年要跑6趟美国，飞行里程绕地球3圈。
“在英特尔的工作让我学到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跨国机器当中，缺少点自己能推动改变的感觉。频繁地出差到美国，让我感觉到硅谷的创业文化的魅力，所以当VMware的合作伙伴告诉我VMWare要准备IPO并向我发来邀请时，我决定去看看。”施侃说，当时这是近距离接触硅谷和亲自见证IPO的绝好机会。
入职VMware的第一天，施侃的顶头上司看着这个中国小伙子，用他惯常管理中国员工的口吻对施侃说：“小伙子，好好干，我会帮你申请绿卡的。”施侃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我不打算要绿卡，我就是来看看硅谷，然后打算回国创业的。”
他说得如此轻易，以至于这位印度籍上司当时并没有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当然，这个时候的施侃，也还只是在创业的门外探身窥视的小伙子，创业的酸甜苦辣，五味陈杂，他还没有尝过。
作为云计算的第一概念股，VMware成为了当年最耀眼的IPO。施侃的期权也随之飙升到了近百万美金，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他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攻读斯坦福大学的战略管理课程。
在斯坦福的校园里，人才济济，施侃见识了太多不一样的人。这些人一方面是所谓的社会精英，高学历，高智商；另一方面，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和独特的经历。他的同学中有前美国海豹突击队成员，有奥运会的游泳冠军，这样的人数不胜数，甚至已经变成了斯坦福的一道风景。“有趣”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他的一位管理系的朋友，是业余赛车手，曾在自家车库，自己动手组装了一辆汽车。
这样的故事一个又一个发生在施侃的周围。在这里，成功没有唯一的定义。在这里，人们崇尚个性、自由、兴趣，崇尚寻找内心深处的自己，崇尚创业，崇尚相互欣赏相互提携，崇尚价值观的多元，崇尚改变世界。在这群有趣的人中间，施侃的创业热情一次次被激发。
2008年，他在美国硅谷创立了AnG。
创业这个决定也并非一时鲁莽。当时，他和另一位创始人，同样毕业于斯坦福的冯天放，聊到了中美之间的网络广告的差异。当时负责Efficient Frontier亚太业务的冯天放了解到，中国的网络广告市场普遍还是比较低级的资源倒卖业务模式，不过是将传统线下的手法搬到了线上，根本没有触及到互联网营销的精髓。在施侃的理解里，真正的互联网营销是可以对用户行为进行全程的量化的，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获得每个受众对广告的反应，再通过复杂的算法，挖掘出广告投放的场景，且能智能地修正广告投放策略。尽管数据营销的方式在美国已经起航，但在当时的中国，“大数据”的概念还比较新鲜，数据营销也是一片远未被耕作的处女地。施侃看好这个机会，准备一搏。
由于方向上的正确，AnG在硅谷成立之初，即在服务多个大客户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美国著名百货公司NordStorm在尝试了施侃写的第一个产品原型以后，整个营销投入产出比(ROI)2周内提升了35%。2009年，在产品原型得到验证后，施侃决定将公司业务转战中国，正式开始拓展中国的网络营销市场。 既然是要做中国的市场，回国是势在必然。对于施侃来说，绕路硅谷，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回归。但是，当真的要准备回国行囊时，当在父母一再地反对之下，他还是犹豫了。
“心里的天平开始摇摆，一边是长久以来的理想，是回国创业的冲动，一边是不能忽视的现实，是继续在美国过着被羡慕的生活，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尝到‘纠结’的滋味。”施侃说，这时候，他才理解当年的印度上司为何对他的不假思索如此不屑了，也是这个时候，他偶遇到了他人生中的“顿悟”。
那是一次偶然的事故。
2009年的秋天，施侃约了朋友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爬山，冲刺最高峰Half Dome。Half Dome是一块斜率为45%的大石头，上下都需要沿着铁索攀爬，其中有一段200米破路尤其陡峭。当他顺利爬上山顶，并从Half Dome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冰雹突然袭来。原本已经很陡峭的山路此番又变得湿滑起来，所有人都只能攀着铁链谨慎地一点一点往下挪。走在施侃前面有一位美国中年妇女，她紧紧扒着铁链，吓得不敢动弹。施侃在等了半小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绕过她往下走。而就在此时，这位中年妇女因体力透支、支撑不住松开了双手。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在施侃面前掉下了悬崖，他愣住了，也惊呆了，不敢相信生命的陨落竟然只在一瞬间。
不知多久回过神来，施侃扒着铁索给冯天放打了个电话，电话无法接通，他只能用发抖的声音在语音信箱里留言：如果不能活着下去，请代为照顾我父母。
所幸，最后施侃平安下了山。然而这段直面生死的经历是极其震撼的，乔布斯在毕业典礼上那句“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演讲，在此时施侃的脑海里，是那么生动而立体。
“这是一次价值观的再造，”施侃说，“它让我悟到了什么叫活在当下。如果明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的这些纠结都是bull shit。”
彻底顿悟之后，施侃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2010年，刚刚过完29岁生日的施侃回到北京，在位于上地的中关村孵化器租了一间不足40平米的办公室，条件很差，而他也终于开始尝到创业的苦。
创业初期，因为既要编程又要做PPT，施侃用的是一个超级重的性能版笔记本，整个单肩包重达8公斤，他天天背着环绕北京，事事只能亲力亲为，谈合作谈客户谈招聘，几乎跑遍了北京的主要写字楼，把颈椎都背坏了。
有一次，施侃说动了一个在上海某银行工作的复旦高材生来一起干，对方满腔热情地跟着施侃一起从上海飞到北京，下了飞机，坐出租车一路穿过繁华市区到了上地，在40平米的办公室待了一下午，然后回到施侃在清河租的房子里暂住。原本豪情万丈的年轻人当场就呆了，一言不发。第二天，他对施侃提出说要高额工资，还要求25%的股份…..最后他还是离开了。
虽然一开始条件很差，但是施侃和他的初创团队每天精神劲头很足。公司的业务一直很稳定地增长，公司也靠着营收不停地越滚越大。与其他的创业公司不同，AnG这个靠科技来支持的公司，一开始走的却是踏踏实实的科技价值换取利润的路，施侃基本上没有在现金流问题上发过愁。
所以，AnG在成立以后，虽然一直有各类基金来表达投资意愿，但施侃一直婉拒并决心把重心放在业务发展。直到创业第三年的时候，真格基金的Anna和胡丹都力劝他借力资本。他便准备了5页的PPT去参加了红杉资本的周会介绍公司、团队和愿景，正巧那天红杉资本的全球合伙人Doug、中国的三个合伙人沈南鹏、周逵和计越都在会上。他们听了演讲之后非常兴奋。当天下午，红杉资本副总裁就拿着融资协议来到了施侃的办公室，“不签就不走了”。徐小平也来电话表态说可以先打钱，以后再谈估值。
“他们的诚意打动了我。”施侃说。
在接受了红杉资本和真格基金数百万美元的A轮融资后，AnG业务增速进一步放大，从原来的广告数据追踪、搜索营销产品，一下子拓展到集展示广告、程序化购买、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网络广告这一块的市场是相当大的。当时准备创业也是因为中国的网络营销市场才刚刚开始起飞，而且也刚刚开始数字化。”据施侃回忆，2009年，中国网络广告的市场为300亿人民币，而到2014年已经超过1500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增长速度，而更惊人的是，在未来5年，整个市场依然会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在风口浪尖，AnG在2014年管理的广告预算已高达25亿人民币，在广告技术平台细分领域排名第一。
谈到客户，施侃说自己喜欢从初创企业做起。AnG刚成立的时候，他先找到了一嗨租车，那时一嗨租车刚融到资，仅30的团队。AnG为一嗨租车带来了硅谷最新技术的方案，在一个月内，帮助一嗨租车将每位新用户的获取成本降低了55%。如今一嗨租车已经是纽交所上市公司，而每年合作的广告预算也超过几千万元。
“伴随初创企业一路走来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他们的每一笔广告费用精打细算，让每一分钱都发挥价值。对于没有经验的初创企业来说，这一点太对他们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很多大客户都是由AnG一路陪伴过来的。如今他们的规模大了，广告预算多了，却始终信任我们”。施侃谈到这里，语气很是自豪。
如今，AnG已在北京、上海、武汉及南京设有办公地点，客户达5000多家大中小型企业，年度管理预算超过20亿，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如去哪儿，中国电信，美国航空，西门子，聚美，百合，搜房等。
在施侃看来，目前互联网广告市场依然处在大变革的初期阶段。基本的行业格局仍然是：大广告公司围着大品牌大广告金主转，不过是有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元素而已。而除此，中国有超过200万家中小企业，有强烈的营销需求，却因为预算有限得不到太多关注，需求也未被满足。
“我们努力让初创企业与大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用科技改变行业，用技术改变世界，这是我的梦想，”施侃说，“希望能够通过实现我的梦想，来帮助更多企业实现他们的梦想。”
因此，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AnG在去年提出口号，要做“人人都玩得转的大数据营销平台”，把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化、傻瓜化，极大降低使用门槛。
“比如AnG去年开发的‘我要投广告APP’，只要会拍照，做一些简单的画面编辑和设置，就可以把广告投到主流门户和媒体上去，按播放量结算，最少播放10次也可以。这样的产品让广大中小企业在营销工具层面又站在了与大品牌的同一起跑线上，也获得了市场的良好反馈——该产品线在2014年增长了10倍。”
谈到竞争对手，施侃自信地表示：“他们是有技术的广告公司，而我们要做的是有广告的技术公司。”这一定位，源于他多年来坚持的“科技改变行业、技术改变世界”的梦想，而一直崇尚技术的他，也将带着他的技术和团队，继续一点一滴、脚踏实地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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