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
陈晓维 陈晓维

赵明

从建筑工地到拍卖行,一个河南青年的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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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2日晚上,赵明给河南浚县小河镇老家打了个电话。平常都是跟老妈聊得多,这次他特意提出要跟爸说几句。父亲接过听筒,赵明就问:“爸,九四年我在新乡买的那些铁锅,挣钱了吗?”“没头没脑的,怎么想起这个了?”“没什么,一直想问你来着。”父亲想了想说:“挣了,挣了几百。”

如今在华夏国拍负责名家墨迹专场的赵明,1994年还是个初中毕业生。他感到校园生活不适合自己,在那里成不了材,便决心走上社会。我常常羡慕电影导演们拥有的特权,他们可以给影片中的场景随心所欲地添加晴空万里或是风霜雷电。现在我也可以想象一下20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那是人心思变的20世纪90年代,从浚县通往新乡的柏油路国道上一辆蒸腾着烟尘的长途汽车驶过林荫,透过车窗不断变幻的光影映出一个圆头圆脑的少年人热切的脸,这脸上写着一生中对财富的第一次向往;他内衣口袋里揣着的三千块钱鼓鼓囊囊地紧贴在胸口,随着一壁之隔的心脏轻轻搏动。这个下午,我想让它阳光普照。

前一天,赵明去新乡找同学玩。在新乡汽车站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堆放着大量铁锅的废品收购站。他对铁锅有着特殊的敏感,因为老家就有一个铁锅厂,他的父亲曾是厂里的业务员。初中生赵明走过去怯生生地问老板:这些旧锅多少钱一斤?老板说:三毛。赵明立刻记起父亲曾在一次闲谈时随口提过,铁锅厂常年回收旧锅,把它们熔成铁水,加点铁块、铁砂,再回炉制成新锅。铁锅厂的收购价是五毛。三毛和五毛,两个微不足道的金额并肩站在一起,便构成一个充满魔力的数字阶梯,这阶梯间的落差,就意味着一次朴素的生意。

他当即决定,买上一张返程票,回老家筹钱!到了家,他没有把自己的伟大计划告诉父母,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父亲一句:你们厂收旧锅是给五毛一斤吧?入夜,等电视机里的喧闹安静下来,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黑暗中独自品味着商业社会那财富热舞的强劲鼓点带来的躁动。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等父母去上班,他敲开了邻居的家门。他开门见山地说需要借点钱。邻居是多年的老街坊了,以为是父亲派他来的,没有多问,就拿了存折出来说:这里面有三千,你去信用社取吧。

信用社的办事员很认真。他认识小镇上的每个人。见这个稚气未脱的十四岁男孩,拿了别人的存折来取这么大一笔钱,难免心中生疑。他推说社里现金不够,得临时去调,让赵明先坐着等会儿。当时镇上还没有电话,办事员出了信用社,骑上车就直奔赵明邻居家。等一五一十打听清楚了,确有借钱一事,才回去把现金支给赵明。

怀揣巨款,赵明第二次坐上了通往新乡的长途汽车。这一整天,他只在路边吃了一碗便宜的羊肉烩面。他想,应该尽量把钱省下来,好买进更多的铁锅。

很快, 父亲就从邻居口中得知了儿子携款远行的消息,不禁为儿子的胆大妄为惊慌失措。次日,他乘坐早班车追到了新乡。见到面前满眼的旧铁锅,他心情复杂,他知道儿子做了笔赚钱的买卖。对儿子的鲁莽行为,他无法批评,但也没有鼓励。他只是突然觉得,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自己原来并不了解儿子。他平静地雇了辆大卡车, 把铁锅装上, 过了地磅, 然后把温和敦厚的儿子带回家。一觉醒来,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锅卖掉,好把邻居那三千块巨款还上。

父亲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希望儿子以后找个稳定的工作,不要做生活毫无保障的商人。他不想用这次成功的贩卖,来烧旺儿子决心经商的那团烈火。所以,多年来,对于这批铁锅赚没赚钱,他始终绝口不提。

然而,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脚步已经停不下来了。

赵明真的离开了学校。他在饭馆里切过菜,在小吃店学过擀面皮(老板夸他学得用心),也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在工地上,他有两大发现:第一是知道了自己有恐高症,不适合高空作业,祖师爷没赏他这碗饭。第二是遭遇了社会大学里奇异的工资逻辑,那就是——永远被拖欠。你早上去工地点个名,账本就会记上一天的工钱,可是真正的人民币永远也不会发到你手上。

如果实在需要用钱,包工头会仗义地拍拍胸脯:那好吧,哥先借点给你。也就是说,干了几个月的活儿,你不仅没从老板手里赚到一分钱,反而还欠了他的钱。要想拿到工资,你就只能在付出一切之后,耐心地等下去,像马尔克斯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那个天天到码头盼望退伍金到来的老上校。

深受拖款之苦的赵明多年以后在做拍卖公司的时候赢得了一个好名声——结账痛快。作为收藏品中介,只要买家付过款,他都会尽量早地给卖家结款。账期短,极大地增强了华夏国拍对客户的吸引力。这是早年的工地经历带给他的人生恩赐。

从盖房子的童子军到拍卖行的负责人,隔着一段十年的漫长时光。和许多人一样,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生转折是经亲戚介绍,他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打工,开始了一个北漂的奋斗故事。背负着得到和失去、野心和怀乡。那年他十九岁。

他被推荐到邮电出版社当保安。站岗、做来客登记、整理报纸。在各种机关门口,我曾多少次看到一个个满脸稚气的外地年轻人,有的腰板笔直、一丝不苟,有的衣冠不整、吊儿郎当。我不知道,其中一位就是未来的赵明。

在出版社, 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书。他总是不惜力地去做一些分外之事:帮着从货车上卸下一捆捆的新书,再把它们搬到楼里,汗流浃背,从不计较得失。业余时间,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市场营销、电脑操作、汽车驾驶。同时他也耳濡目染,学习着社会上微妙的交际学,比如怎样在恰当的时机给领导送上恰当的礼。出版社里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勤快、上进、总是笑眯眯的小伙子。他们给他创造各种机会,让他帮着写信封、跑腿办事,并付给他报酬。后来,干脆推荐他到《集邮》杂志社的发行部工作。

邮票,无数人从这方寸之地起步,走进收藏圈。《集邮》的“集”字就是收藏的意思。在这个带有预言性的杂志社里,赵明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浮出水面了。在漫无边际的异乡大海里,他将紧紧抱住这个关键词,像抱住一块求生的木头,游向岸边。

他开始在每个周六的清晨带上手电、背上大帆布包来到闹闹哄哄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像那些老手一样锱铢必较、挑肥拣瘦。他也开始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罗名家签名本、信札。(这是受了集邮里签名封的启发,他发现信札比签名封划算。签名封上只有一个签名要卖五十元,一封信上密密麻麻上百个字也是五十元!以后肯定能升值。)他的业余生活逐渐被名人墨迹占据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潘家园遇到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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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眉开眼笑地说,刚才在摊上看到四本文史书,卖主儿要八块,他递了张十元纸钞过去。卖主儿翻翻身上没零钱,就从塑料布上随便拽了本书扔给他,说这个给你,钱就不找了。一看书名,很常见,是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译》。再把书翻开,扉页上赫然一行毛笔字“行严前辈老先生指正 后学文怀沙”,还恭恭敬敬盖了两个章。赵明赶紧把书合上,塞进包里。原来这是文怀沙签赠给章士钊的。上下款都大名鼎鼎,算平装书里的难得之物了。几个月后,在美术馆的一次展览上,赵明遇到了文怀沙,并把这书拿给他看。老先生睹物思人,感叹岁月流转。老先生指着天头地脚的蝇头小字说:这些校改,也是我的手笔。

几年后,赵明禁不住一位文史大家后人的百般央求,把书割爱了。这就是人和书之间纠缠不清的迎来送往。旧书在苍茫的金钱之河上漂流,从一个个码头飘然而过,若是遇到风水平顺的港口便也会留连不发。

这时赵明已经从《集邮》杂志社调到了一个清闲的国家机关。在这里,他常常觉得无所事事。每天到单位打完热水泡完茶,再把办公室里所有的报纸都细细读过一遍,看看表,还没到午饭时间。下午三点多,领导就招呼他:小赵,没什么事了吧,一会儿该堵车了,早点走吧。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领导。解脱了,赵明长舒一口气,收拾干净办公桌,走出机关大楼。外面的空气是多么的好。单位派他到郊区度假村做两天培训,真正的课程只有一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爬山、打扑克、吃吃喝喝。这样的游玩反而让他觉得光阴虚度、疲惫不堪。单位里开车的老李五十岁了,赵明看着他每天擦车、换座套,困了就蜷在后座上,把穿着深灰色丝袜的双脚伸到车窗外打盹,想着自己到了老李这个年纪, 是不是也像这样守着一套五十几平米的老房子,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

与安逸然而了无生气的机关生活相比,每天和旧书作伴,和收藏圈子为伍,那是一种更热烈、更刺激,因而也更真实的生活。

赵明在这个圈子里结交了一些新朋友。

赵明在网上买的第一本书,是高占祥的签名本《浇花集》,得自河南老乡周兴,书价十二元。赵明去取书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年龄相仿,都是天蝎座,性格都偏内向、自我,就一起吃了饭。此后常来常往,他们成了合作进货的伙伴。

赵明认识了专门收藏签名本的老刘,不久他们一起在潘家园开了个签名本专卖店。

书友李威洲在拍卖行工作,后来李威洲自立门户成立华夏国拍,就拉上了赵明。

借众人的柴禾,把自己的火烧旺。这些新朋友拓宽或者修正了赵明的人生道路,给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有一年春节,他正在老家过年。潘家园的一个书贩打来电话,说弄到四五个烟箱子的美协资料。双方约定过完年回北京看货。一回京,赵明赶紧跑到书贩子家。一看,东西确实好:吴作人的毛笔信四五封;吴冠中手稿好几份,加起来有十几页;黄永玉手稿三份;赵无极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办画展,和郁风的来往信件十数封;其他名头稍小的画家:王琦、赵宗藻……应有尽有。光是华君武的信,一个烟箱子里就有近百封。书贩开价十万,赵明出六万,砍了一下午,最后六万五成交。等一切谈妥,天已经黑下来了。赵明想想卡上的钱不够,就说第二天一早过来付款提货。

回去,他就和一位朋友商量筹款,把两个人所有的现金都取出来了。

人困马乏,一夜无话。翌日,在去送钱的出租车上,赵明的手机响了。书贩吞吞吐吐地说,有人给加了五千,东西卖掉了。书贩自觉失了信用,也有点不好意思,就从里面抽了一小份东西留给赵明,算是个安慰。

买货不能隔夜,赵明曾经有点遗憾地跟我说过,这是个教训。这批东西如果买下来,放个一两年卖掉,至少能赚百万。那么他的生活轨迹就会早一些发生变化。

当然,后来他又碰到了类似的机会,他没有再错失。他挖到了第一桶金,日子变得好过了。

他开始觉得,可以辞掉工作,专心做收藏品买卖的生意。这时候反对最强烈的还是父亲。父亲不懂儿子的志向,每次都忧心忡忡:北京好不好混啊?辞掉工作你能干什么呀?做生意赔钱怎么办?回家多好啊,不用在外面吃这么多苦。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理想,谁说做生意就冰冷如铁,做生意亦可以有十足的温度,亦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上小学时,语文老师问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工作,赵明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三个响亮字眼——做生意!

他开店,四处抓货,找客户;他娶妻,生子,为人父;他听慢歌,看喜剧,读穿越小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直到2010年,创办华夏国拍的李威洲找到赵明,想请他主持名人墨迹专场。当时,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会找赵明?无论眼力,还是人脉,他在圈里都不算拔尖的,而这些对于一个拍卖主持人来说非常关键。但其实要成就一件事情,勤勉、虚心、可信、坚持、懂得变通,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条件也许更为重要。

做拍卖,首先是征集拍品。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东西好,不愁没人买单。可以说,拿到好的拍品,拍卖工作就完成百分之七十了。

不过卖家都希望自己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因此都格外看重拍卖公司过往的成交记录。那么作为一家新开张的公司,一张空空的白纸,如何让客户打消疑虑?

答案是:一张诚恳而可信的圆脸;一个持续良好的口碑;充分而透明的工作;被大大下调的佣金;再加上更灵活快速的结账方式。

工作、工作、再工作。去敲一扇门,有的人只敲一下,门就开了,那是运气好。有的人敲了二十下还没开,但也许你再多敲一下,门就开了。

经过半年的南下北上、穷搜博采、案头舟车、多方寻访,终于要迎来大考了。

可是拍卖前的那个晚上,赵明却罕见地失眠了。妻儿在一侧寄身黑甜,他却睡意全无。兴奋、紧张、担心。鼓槌敲击心脏,他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那个收购铁锅的摇滚之夜。他拿起床头的手机看看,已经两点多钟了。屏幕的亮光刺痛神经,怎么还是睡不着?明天拍卖会上没精神怎么办?

熬过漫长的几小时,赵明早早地来到北京饭店。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精神抖擞,全身的血液都在欢快地流淌。拍卖定在上午九点半开始。九点二十分,他做完最后的一些准备工作,大步走进了拍卖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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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这下完了!只见空旷的大厅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二十多人,那些空着的座椅好像在看着他,发出一声集体叹息。是不是大家还在走廊里喝水闲聊?是不是不守时的买家们还在路上?他又从大厅走出来,结果发现走廊上也没人。北京饭店里静得可怕。人气,人气在哪里啊?

他回到拍卖大厅,硬着头皮坐上了委托席。

随着拍卖的进行,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虽然只有二十多人,但这些人都是实打实的买家,再加上做电话委托的,一场下来,成交额达到了300多万元,成交率居然有60%。也就是说,没赔钱!作为处女拍,这是一个及格的成绩了。

比如一幅20世纪80年代俞平伯送福建作家郭风的书法立轴《息县田居杂咏》,征自一位好友。这位朋友本来2万元把它卖给一个收藏家,不料遭到退货。在此次拍卖会上,这件作品以9.5万元的善价成交。朋友得知结果,当然喜出望外。

能卖出好价钱,说明赵明招商的成功。从此以后,征集加上招商,他的工作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他经手过张爱玲的手稿和信札、鲁迅的签名本、徐志摩的诗稿。去年,他把单场成交额做到了900多万元。现在他不再担心无人光顾了。每次还没开拍,光是电话委托就已经有300多个了。

赵明觉得团队工作能带给他更大的认同感。他说有的人靠倒腾股票一年可以赚上几百万,但没人知道你的钱哪儿来的,你每天都在干什么。而有的人在知名企业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1万多,一年加起来不到20万,可别人会赞许道,这小子有本事。人们除了看你的内在,还要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与以前那个每天睡到自然醒的书商相比,他更珍惜华夏国拍带给他的这身新衣服。

华夏国拍的名人墨迹和钱币专场都做出了特色,在行业里小有名气了。赵明也变得越来越忙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能赚到钱,他觉得自己找对了人生位置。

然而今年公司里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震动。4月的一个晚上,刚从印刷厂赶回公司的同事玄鹰,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撒手扔下一个九个月大的孩子。玄鹰是华夏国拍的总经理,年轻有为,身体好、脾气好、人缘好,被视为拍卖圈的一颗新星。几年前,报国寺旧货市场的002号摊位就是他的。

赵明有点蒙, 大脑一片空白, 就连看笔记本上的字都眼花。就在几小时前,两个人还在印刷厂见过面,商量了调整拍卖保证金的问题,他还亲眼看见玄鹰腾腾腾跑上楼梯。

没人说得清是什么压垮了年轻的总经理。也许是压力(纷繁的债权债务、社会关系),也许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每天都晚睡、痛饮白酒)。也有人说,干拍卖公司太累,尤其是每次拍卖前赶工、熬夜,劳精伤神。

既伤逝者行自念。生者反躬,总不免唏嘘沉吟一番。

玄鹰是内蒙古赤峰市人。出事之后, 赵明跟着大部队去赤峰参加了安葬仪式。魂归故里,他见到很多玄鹰的亲戚朋友,大家执手相看,惋惜落泪。后来有一次赵明和我吃饭,说他在安葬仪式上突然想到了人的归属感问题。他说, 虽然有房子, 有老婆孩子, 但他终归还是觉得北京不是家。最简单地说,在北京如果想搬个柜子,都不知道该找谁。而在老家,做什么都不是你一个人在忙,办事的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比北京润滑有致。春天的一个周末,他妻子指着手机里的微信朋友圈对他说:你看,别人都带着老公孩子去钓鱼了,我们在北京,却什么都没有。其实,他们当然也可以开车去钓鱼,但去的到底不是家乡的河,钓上来的也到底不是家乡的鱼。那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微妙乡愁。赵明说:确实,如果不是为了我,这个城市本来和老婆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离家多年,现在回去,你还能适应吗?他说不知道。他喝了一口茶,说起春节时,在老家和父亲的一段对话。

赵明家有一块地,半亩大小。政府要修公路,他们就只好把祖坟迁到自己的地里。这块地是个窄长条,种着三排瘦弱的小白杨。赵明站在树行间四面望望,对父亲说:爸,要不咱们把旁边的那块地也买下来吧。父亲问:买它干啥?赵明长出了一口气说:等以后,等我干不了什么事情了,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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