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故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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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故事(之二)

一家中国公司在刚果(金)的奇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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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做事业,无论是公司还是员工,需要比在国内付出更多。

开矿建厂,成本很高,保守估计是国内的2到3倍。新建一个矿区,从选址到基建再到生产线建设,不论是发电设备、选矿设备、采掘机械、重型卡车、厂房等生产所需的基础物资,还是桌椅板凳、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要么由国内出口,要么从南非进口,运费高昂。

除特定的大型机械设备和大宗货物(如焦炭)外,一般货物采用船运公司常用的40尺高柜集装箱运输。先走海运,从上海港、天津港或者大连港出发,历时一个月左右到达南非的德班港;再转陆运,用卡车运到坎博韦。满载情况下,全程运费约为12000美元。从南非进口的货物,陆运价为每吨400美元。遇上着急使用的机械零件,则要通过空运加急配送,运费更高。

有些海外公司不具备直接进口设备的资质,需要由国内总部先从国外进口,再出口到刚果(金),往往税费和运输费用就远远超出了设备本身售价。

但是,本地员工才不管这些,他们糟蹋设备的本事比他们操作设备高明多了。

比如,开长途卡车的那帮黑人司机,平时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一旦上了车,把上了方向盘,便成了一群疯子。

当地人不需要经过任何培训,花几十美金就能买到一本驾照。我们花100美金也能买到一本国际驾照,回国后通过科目一考试便能换成国内驾照。

跟佛德一样,黑人开车都喜欢把音乐放到最大声,油门踩到底。载着30吨货物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时速仍然可以保持100迈以上。整辆车剧烈地晃动,司机也跟着节奏摇头晃脑,但他们的技术比佛德差远了。要是半路车坏了,他们就把车连同货物丢在路上,跳到另一辆车上径直回公司去了。

我们矿区现役有二十多辆中国重汽产的“红岩”重卡,拜黑人司机所赐,这些车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伤病”。其中,“伤病”最集中的部位在传动轴,这个零部件的采购频率长期占据进口总榜第一。

严重时,卡车底板断裂,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长短取决于新底板的采购进度),这辆车只能老实地呆在事发地点。最令人费解的是,有几次车门竟然不翼而飞,国内的采购员差点儿因此发文要求对海外公司负责物资采购申报的同事和相关领导进行调查。

还有些卡车彻底报废了,尽管距离合理的报废年限甚远。

车祸时有发生,隔壁矿区就发生过好几起车毁人亡的事故。无所畏惧的司机们给他人造成的灾难更多。受害者大部分没有保险,即使有,也很难从当地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至少我还没见过成功案例。公司司机撞死人,在鉴定为违规的情况下,倒霉的还是公司。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发生过一起,赔了死者家属2000美金。

我是不敢坐他们的卡车的。物流部门的同事小王,经常出门办事,往往找他信任而且听话的司机,每次出门,一路上不断提醒司机:慢点、慢点、再慢点。也有勇敢的同事乐于挑战,从结果来看,运气都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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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车祸,当事人受到严重创伤后,生还的可能性极低。当地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利卡西只有两家医院,一家是吉卡明医院(刚果国家矿业公司所属医院),另一家是一位名叫Telgato的西班牙医生以其个人名字命名的私人健康中心。后者主要为外国居民和当地权贵服务,住院费普通床位每天70美金,单间200美金。我们有同事曾在此住院,一天的药费加住院费高达400美金。即便如此,医院所能提供的服务也极有限,里面最高端的设备是一台在国内医院随处可见的CT机。

普通老百姓得了病,可以选择到吉卡明就诊,医生根据病情有且仅有三种对策:小病开药,大病打针,病危就注射强力抗生素药物。很多人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与疾病作斗争,他们赚的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何况买药治病。我们公司的黑人员工可享受公司提供的每户3人的免费医疗。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医疗服务队伍,“医生”都是从国内招聘的护士,只负责输液和药品管理,无法对病情进行诊断。公司高层也曾想招聘一两位有经验的医生,碍于每年数十万元的薪资,不了了之。

受了严重的外伤,当地医院,包括卢本巴希的私人医院,无法提供手术治疗。医生只是摆摆手,耸耸肩,给出转院治疗的建议。

我的同事老吴,在2011年春遭遇飞来横祸,卸矿时,左脚被黑人开的叉车误伤,发生粉碎性骨折,在利卡西的Telgato私人健康中心进行伤口清理和固定后,被转送回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丢掉了左脚。或许,我们可以把老吴送到首都金沙萨,但谁也不知道那儿的医院是否具备做这种手术的能力。

当地疫病横行, 发病率最高的是疟疾——一种由疟原虫所致的传染性疾病,症状与感冒相似,一旦疏于治疗极有可能发展成恶性疟。恶性疟死亡率极高,是导致当地小孩早夭的主要流行病。

我们出国前一般都要注射三种疫苗:黄热、伤寒和霍乱。疟疾没有疫苗,因此到了非洲后,患病者不在少数。一般的疟疾只需口服抗疟药和注意休息即可痊愈,同事小陈却差点儿因此丧命:头天上午人还是好好的,下午突然高烧到40度,伴随头痛、厌食、疲乏、畏寒甚至尿血等症状,接连一周都只能躺在床上,喝粥度日,注射奎宁(一种治疗恶性疟的药物)后才将病情控制住。对于得疟疾的感受,小陈总结道:就像一个失恋的人得了重感冒,头部还惨遭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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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至今我们的中方同事没有因疟疾致死的。但死亡有时离我们很近。

物流部门的同事小王就经历过一起。2 0 1 2年除夕,跟往年一样,公司准备了好酒好菜,犒赏三军。年夜饭一共上了108道菜,领导拿出私藏的茅台、价值几百美金的进口红酒。老李(化名)来自四川,患有哮喘,第一次在国外过年,多喝了几杯,当场死亡。那天,是他到达非洲的第七天。当地只有土葬,我们不能把他葬在异国他乡,就请吉卡明医院用木炭堆出一个火场,浇上汽油,把老李火化了,然后把骨灰带回国。小王因此抑郁不已,回国休息了一个月才逐渐调整过来。

除了基建及人工投入,应付当地政府部门的公关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每个月,当地的“有关部门”,包括移民局、商检局、法院、海关等,时不时跑到公司,二话不说开出一张罚单——金额从几百万美金到几千万美金不等。我们的经验是:千万不要询问罚款的理由,也不要争论金额的合理性。

公司领导出面了:“万事好商量,坐下来谈谈?”

“OK.”

这就意味着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旁边的秘书赶紧塞上400或500美金小费。

“我们到利卡西的西餐厅边吃边聊,如何?”

“OK.”

罚金由此可减至几千甚至几百美金。

有一次移民局到公司检查,以签证程序存在问题为由,把我们的护照全给收缴了,要求以3000美金赎回。当时领导没同意,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大为光火,拿着护照气急败坏地往外走,边走边说要给我们好看。领导一看势头不对,又是托人,又是花钱,最后花了7000美金才将护照拿回。

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讲道理、讲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不交罚款,他们就贴封条禁止作业,然后由警察出面抓捕胆敢撕毁封条擅自开工的人。一旦到了法院,最终判处的罚金极难改变(一般与最初的罚金相差不大),别忘了,法院也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从这个角度讲,当地人还算团结,对外的时候意见出奇地统一。

我们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作业,规定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六合计45小时,周日休息。就工作时长而言,符合当地劳动局的规定。有一天劳动局突然通知,黑人周六不上班,于是所有黑人员工周六都不来上班。经过与上述类似的“谈判”,劳动局收取5000美金“罚金”后允许公司把周六工作时间改为半天。

时不时,警察把我们出勤的车辆拦住,开口要钱。虽然金额不算多,但招人烦,我们要是不给,他们非得死皮赖脸跟你抬杠半天。

为了尽量减少类似的“非生产性事故”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每个月,公司会向这些政府部门“进贡”,内部代号“月供”。“月供”的内容根据层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小头目每个月1或2袋50公斤装的cima粉,大头目是若干袋cima粉外加几百美元现金。公司用于“月供”的cima粉超过100袋。除此之外,每逢圣诞、元旦、国庆等节假日,则按不同级别发放100到500美金不等的红包。

不仅如此,当地的政府部门要求繁多。比如,汽车没油了,要求我们给加满;办公室屋顶被风刮跑了,要求我们给修葺好。前段时间矿业厅送来一张施工图,让我们去给他们建新办公楼。还有些部门,缺钱的时候就派人到我们公司,死乞白赖地要钱,不停地念叨“boss maguda”(maguda,当地土语,意为“钱”),令人头痛不已。

依靠搜刮外国公司,当地官员敛财甚多,官越大钱越多。他们组成了这个国家最富裕的阶层,他们的子女大多被送往国外读书,开豪车,喝名酒,出入上流社会,与白人子女交往。退休时,他们带着大把大把的钱移居海外,谁还管自己的国家会败落到何种地步呢?

在非洲,工作之余寂寞无聊,很多人受不了,主动要求加班。所以我们会不断给自己找乐子。

刚到坎博韦时,我们30个人住在一栋老旧的别墅里,没有电视、网络等可供消遣的设施。初来乍到,也不敢去酒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来非洲之前,有经验的同事都会准备一到两个大容量移动硬盘,里面塞满了各种电影,相互之间还能互通有无。没有准备的,只能向同事借用,或者在当地的“移动音像店”购买。“移动音像店”,就是几个黑人背着光盘到处售卖,只有少量的中文电影——李小龙和成龙的功夫片。他们还向我们推荐非洲和欧美的成人电影,似乎没有日本的。有一次,我们的厨师拿手机看日本的成人片,几个黑人员工围过来,非说里面的演员是中国人。

我们组建了“美食家协会”,逢周末,时不时凑点钱买只羊或穿山甲,煮火锅喝啤酒。协会的“领导者”是素以“爱吃、会吃”闻名的几名四川同事,当然,敢于杀生也是他们成为头儿的重要因素。

厂区建起来后,接上了卫星宽带,可以看电视和上网,生活又多了点乐趣。我们接入的是BT Infonet公司代理的卫星宽带,1M流量的网络日收费330美金,40多个人共享,平均分配下来的流量只能看网页、发邮件、聊QQ等,有时碰上大附件邮件,则需要集中流量。到了晚上,领导的流量配额多,我们每个人只有2、3kb,质量很不稳定。我们重新陷入了无聊,随后一副麻将的出现让情况有所好转。

平时,我们更愿意通过电话与国内联系,因为资费相比宽带网络便宜不少,每分钟0.12美元(刚果国内每分钟0.1美元)。刚果(金)跳过固话阶段,直接进入了移动通信时代,目前有大大小小十几家运营商在该国竞争。实力较强的三家分别是南非电信集团(Telkom)和英国移动通信运营商沃达丰( V o d a f o n e )合资的沃达康(Vodacom)、法国电信(Orange)以及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这些公司正在当地大力铺设3G网络,像金沙萨、卢本巴希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实现覆盖。其中,沃达康和巴帝电信也提供宽带服务,价格与卫星宽带相差无几,但信号的稳定性较差。

黑人大都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在高端超市里也有品牌智能机售卖专柜,但问津者寡,倒是中国的山寨手机颇受当地人喜爱。在卢本巴希市区,有一条中国山寨手机专卖街,单价在100到200美金。我见过其中一款,功能强大,带有天线,可以收看卫星电视,当地人对其喜爱有加。

再往后,我们有了篮球场和健身房。健身房有两台跑步机和一台多功能健身器,还能打乒乓球。国内电视节目中非洲孩子追着足球跑的画面蒙蔽了我,我带来的足球鞋至今也没能用上。

相比卢本巴希分公司,我们要自由多了,至少不限制外出。倘若我在驻地呆腻歪了,就跟着小王到利卡西采购,逛街买东西。说是逛街,无非就是到黎巴嫩人或者印度人在当地开的超市买点儿中国生产的零食,或者帮朋友买点儿象牙饰品,又或者到白人开的咖啡馆吃顿奢侈的西餐(人均50美元左右。我们求政府人员办事,就带他们来吃上一顿)。

水果成熟时,也去摘果子。当地热带水果种类不多,常见的有芒果、香蕉、甘蔗等。摘芒果风险很大,容易被芒果蝇螫伤。芒果蝇是当地一种常见的寄生虫,伤人的同时会在人皮肤下产卵并繁殖生长,如果不开刀根治,幼虫会在里面长大,最后咬破皮肤钻出,期间引起伤口肿大化脓。跟我同届的女翻译曾被螫伤过,一周后,她拿刀亲手割开皮肤将幼虫抠出。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就叫小黑(我们管黑人小孩叫“小黑”)去摘,每个芒果100刚郎。村民有的顶着大簸箕沿街叫卖,有的干脆坐在家门口树荫下,顾客要买的话,他们就一溜烟爬到树上去摘。

不乏有使坏的同胞。我们公司外协单位的某国企员工,在当地时常干些偷窃的勾当。来得早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刚来时,正好是甘蔗成熟的季节。到了晚上,这帮国企员工便去偷甘蔗,一夜之间把一片甘蔗消灭殆尽。第二天村民到公司门口骂街,讨公道,闹得不得安宁,最后赔了200美金才了事。当地关于他们的传说还有很多,譬如进村扫荡,三五成群,所到之处,玉米地光了、果树光了,家禽也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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