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
武卿 武卿

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

武卿,奇霖传媒创始人,制作人、主持人、专栏作者,正和岛成员。曾任教师、新闻主播、财经记者。2002年进入央视,历任《公益行动》导演、外景主持、主编,《新闻调查》编导、策划,《焦点访谈》调查记者,同时为央视节目研发创意人。

下周一,我的辞职手续将全部办完。从5月7号提出辞职到现在,4个月。从2002年10月28日进台至今,13年。这一刻终将要来,交记者证、进台证。末了,对着台东门鞠个躬:结束了,调查记者生涯。再见,方楼、卫兵、猫台、同事、老友,老东家。

辞职不谈和东家有关的事,要讲只讲好话,是聪明的,睿智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四个月来我筹备创业公司,天天消耗得多、睡得少,累得厉害,聪明没了,智慧没了,还多少有点缺心眼——每天早上五点半把我叫醒的,不是梦想,而是心中的一个声音: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不努力,中午会脑残。少壮不努力,老大会脑残。残到极致,竟然要发“辞职告白”主谈前东家。

毕竟曾是职业新闻记者,我想用尽可能朴素、准确的语言,忠实记录曾经的人和事,不回避,不粉饰,为铭心刻骨的十三年,郑重打个结儿。至于怎么解读,是读者诸君的事了。文章写出来有它的命运,俺不问了。

 

一、央视十三年,为什么要走?

(一)《公益行动》

2002年10月,在一个助老活动中做义工时,我意外得知央视十套有档名为《公益行动》的纪录片栏目,上网一查其资料,怦然心动。这个栏目当时走现场报道路线,欢迎有主持人经历的人,我一打招呼,制片人就同意了。10月28号,我从BTV辞职,正式加盟。

《公益行动》汇聚了一帮善良有激情的青年,气氛温暖舒服。在这儿,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如鱼得水、充分释放的滋味:洞庭湖上乙肝病人聚居的村落没人愿拍,我拍;和艾滋病人深度接触的“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换”选题没人接,我接------在栏目关注弱势者生存状态的框架内,我更多报道处于患难中的人,比如唇腭裂儿童、白血病儿童、艾滋病人、尿毒症患者、被强暴的幼女、骨癌患者、贫困大学生、山区教师等。

我是大陆地区第一个进入河南双庙村拍摄艾滋孤儿的电视记者,在被柘城县政府非法关押七小时后,台保卫处费了半天劲协调河南省政府,我和摄像老秦才得以脱身。那之后我们又多次潜回双庙,明察加暗访,先后制作了三部共90分钟纪录片《艾滋孤儿 跟我回家》。报道推出后,连着一周,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中国还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把捐给孩子们的大袋衣服、食物送进了我们办公室。此后,国内外二三十家媒体跟踪报道,一些国外的公益组织也赶到那里,对孩子们进行捐助。孤儿们,最终得到了妥善安置。我第一次受到台里、台外较大范围的关注,就在那年——2003年。

什么叫对的事?就是喜欢、擅长、顺应本性、贴钱都愿意干的事。那时,我经常在办公室住,一熬几天几夜,一个女孩子家连个澡也洗不上。我的工作量,几乎年年第一。感恩那四年访贫问苦的经历,它使我以记者和志愿者双重身份走了许多穷乡僻壤,也使我利用职务作品和社会资源帮许多人达成了心愿。我在精神上特别舒展。

(二)《新闻调查》、《焦点访谈》

不过,一个技术活儿不断重复做,人会觉得没有乐趣。那么有没有可能,咱不做“扬善”节目,做点“惩恶”的中不?琢磨了一年,渐渐心有所属。四年后的2006年秋天,我找到范铭、柴静,请她们牵线认识了时任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制片人的张洁。8月28日,我如愿加盟新闻评论部《调查》。

新闻评论部——这是一个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部门:这里曾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精英;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被它吸引,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样,想尽办法要来加盟;还有许多优秀人才,被从这里输送到央视其它部门担任要职。而《新闻调查》,一度是中国电视新闻界最具深度、最专业、最权威的栏目,几乎没有第二。

深度调查报道节目,对记者编导知识结构、调查研究能力、逻辑能力、影像表达能力的要求很高,我这个中文出身、感情丰富、偶尔写诗、偶尔滥情的文科女,初去时适应得很痛苦。减肥的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个110斤的小胖,瘦到90来斤,后来没胖回去过。后来每每在台里碰到走路喘气的胖子时我就会想:真该把这大胖家伙,放到《新闻调查》干干编导去。几年过去回头一看,特别感恩这份工作的滋养:理性、平衡、客观,深入、准确、逻辑---深度调查报道对记者、编导的要求,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人性格特质的一部分。

2009,人员结构向来稳固如铁板一块的《调查》出现了些许变动:张洁离开,升职当了部门副主任;柴静离开,调往《24小时》和邱启明搭伴儿播新闻。我呢,和策划部的同仁吃了聚头饭,一心要去新成立的策划部大干一场。时任评论部一把手的关海鹰主任通过张洁递话儿,说别走,评论部栏目随你挑。我“觊觎”《焦点访谈》已久,心里暗爽,赶紧答应了:我要去《焦点访谈》!

做过《调查》再做《访谈》,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轻松很多。前者45分钟,要求编导、记者俯下身子做研究,一期节目一个领域,琢磨通透深入浅出;后者多为单纯的事件,裸片才十几分钟,一期一个子弹、盯一个“焦点”。我敬重《调查》,但爱《访谈》。《焦点访谈》像是隐藏在摩天大厦楼顶的一架超级望远镜,借着它,你既能遍观八方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认识,又能洞察入微窥视到对面窗户甚至人心里的一切。目光渐渐锐利,世界和人心渐渐看得清晰。我还不知道,中国再有哪个电视栏目,能给记者这种职业快感?

在“焦点”做的第一期节目叫《黑诊所缘何屡禁不绝》。为了寻觅黑诊所,我和摄像张玉虎乔装改扮穿得破破烂烂,在京郊跑了近半个月;为了拍到内幕、拿到证据,我伸出胳膊在某个阴暗的黑诊所,打了十几分钟吊针---并不是不懂这种做法可能面临的风险、付出的代价,只是事情到了那一步,非做不可,这也没啥崇高或者悲壮的,这对我们稀松平常,很多《焦点》记者都这样。

摄像老吕胳膊上有块疤,我问咋回事儿?这人轻描淡写说,某次拍片儿出车祸留下的。对于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样冒险的事有多少?谁还记这个呢。老吕和老范、老法、老刘、老周墨、老林、老翟、老达达这些老家伙进“访谈”时,我也就刚上初中,他们的经历和作品一样,都是传奇。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把这些老哥老姐的故事写出来?谁知道。 那些年私底下常聚,有时叫上静静、小叶,吃饭、唱歌,磨叽,酣畅。似乎好久没见了---我越来越忙,你们见谅。牵挂着呢。我得多没出息,才会在此刻想要流泪。好在,在你们跟前裸露自己的不舍和真情,也没啥好难为情的。

对09年才进《访谈》的我来说,付出也有收获,“黑诊所”节目得到了中央高层、部门和栏目的一致好评,时任制片人的翟树杰在组会上宣布消息时,我觉得倍受鼓舞。

那之后,我是真的喜欢了调查报道:忽悠蒜农的电子交易市场,虚假炒股网站,盗挖黑泥的商贩,将尘肺病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政府部门,面对露天焚烧长期不作为的城管和环保部门,富士康学工事件调查,危险的网络游戏,被当成敛财工具的民办学校,缩水的廉租房,不靠谱的网络投票选举---

舆论监督节目,每期都有风险,能否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顺利拍完、平安播出,真不好说。有时你刚到一个地方暗访,就被对方盯上了。四年前在某省,我们打的出租车被当地某部门追得满街跑,差点出了车祸。有时拍到一半,就会被告之,别拍了,回去吧。有时,花数月起早贪黑拍成了,片子合成审过了,但可能会在播出前几小时被拿下---

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可能有的遭遇------作为电视调查记者面对这些,没啥特别。也因为这个,我一直在接受、承受,偶尔要忍受。但是,内心渐渐有了空洞。

(三)内心的空洞越来越大

生产力、创造力不能充分释放的压抑感,离地三尺找不到着落的空洞感,从2010年就开始有了。虽然五六年来都在和这种感觉朝夕相处,但我并没束手就擒。我开始做新节目新栏目模式的研发,看书、看片,有了灵感就写方案,给外面,也给台里。2011年台里举行节目创意大赛,我独立研发的《电视微博》,是五百个方案中唯一的新媒体节目方案,它在众多方案中一路向前,最终获得银奖;此外,我又在职读了几个专业,法学、MBA---还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做联合发起人、推广大使,或者募集善款救助患病儿童------也四处主持节目、活动,学术界、互联网界、公益圈------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它反而越来越大。这是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吗?我到底爱新闻吗?那是一个迷惑、不安的时期,我甚至跟人说:我不爱新闻,我特么压根就没爱过!

发泄归发泄,可是脚一直实实踏在地上。2014年3月,我开始调查北京四环之外的露天焚烧垃圾事件。因为自己也是类似现象的受害者,我对这个片子分外上心。在摄像敏哥用大机器拍空镜、用小机器拍了部分采访前后,我独自一人拿着小相机,清晨拍,深夜拍,断断续续偷拍了一个来月。家里的阿姨说,卿卿你要注意,你住在附近,别被人盯上,我嘻嘻哈哈笑着:我办事,你放心。

片子终于成了,首次审片就顺利通过。但是,就在播出当天上午,它被通知:不能播出。得知消息,我坐在家里沙发上哭了,一种巨大的委屈和幻灭感袭来。文雁和雪松打来电话劝,他们越劝我越伤心。这是我两年来被拿下的第六个监督报道。每个节目,都是花时间和心血做的,时间是生命,节目是一段生命的结晶。绳命啊---

那一个来月的忙碌,笛总都看在眼里。见我飙泪,他也默默无言。不过还是觉得有点稀奇:一个老记者,干起活来疯狂泼辣,不像个女人。片子又不是第一次被灭,就这点事儿,哭了?按说也是,调查报道不景气,全中国哪都一样。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行?

真的不行。我是个还有赤诚之心的“一根筋”,总想把自己的生命深入交托于一个地方,一心一意干一个事。对这个事,是有要求的;我是手工制品,不是模具制品,有点各色、奇怪、与众不同,对很多事的判断和处理方式跟人不一样;对我来说,做调查记者真不是为了谋生——作为女人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虑生存。我是想,在《焦点访谈》这样的平台,总归还是能干些事的吧——辞职谈情怀,不怕被人扁么?怕。但总不能因为怕“被人”这样那样,就扭曲了自己。我就是有梦想,有情怀,有社会理想,我过往的人生一直被情怀和梦想驱动。真话,怎么着吧?

央视,是给过我磨练、温暖、荣誉的地方,于我而言,也是真心交付一段生命的地方。打来到这世上,有一少半光阴,竟在央视度过。我多想把所有梦想,都在这里安放。但是在为被灭的片子流泪时,我觉得心痛。

乐于以真实本性示人的伙计,往往不愿给心多做防护,痛感自然大于常人。那之后,我的倔劲儿上来了,开始闭门不出,待在家里大量看书、写东西、研究新媒体。就在安静中探索方向吧。

(四)祸事

2014年6月16号,清晨七点,我起床、阅读、写作。此前我已经静坐写了整两天。大概一个小时后,我觉得有些疲惫,就起身到客厅给手机充电。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抬了下头,忽然觉得眼睛发黑、耳朵发沉,然后啥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枕着左胳膊,躺在地上。小时候多次梦到自己昏倒,然后有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哒哒赶来相救。可真正意识到自己直挺挺昏倒时,忍不住哭了——心疼。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压抑,没有因未来图景不清晰导致的焦灼,以及过分的专注和玩命,没有这事。 这种摔法儿,有摔断脖子的,有摔坏背的,有脑震荡的。而我,一个本就有伤的旧“尾巴”摔断了,一个新生的完美的又长出来,除了虚弱,没有任何别的毛病。呀,这是只多么幸运的小壁虎啊。

是谁说的,不历生死、不懂人生? 我在床上趴着痛苦地躺了七八天,思前想后:生命就那么一小段,还随时可能失去。哪些东西应该放弃,哪些应该好好珍惜?我按照毕淑敏书里教的方法,在纸上写了十个名词,划掉一个难受一次。最终剩下的,一是健康,二是亲人,三是梦想。

如果没有梦想,生活和心灵,将是多么宁静。梦想带来的是永不停歇的奔波、忙碌、不自由,甚至还有痛苦,封闭——专注于一条路,就无法再上另一条路。不过,够了!梦想不是负面词汇,它是早期阅读、父母教育、祖先基因或偶然际遇,在人心灵深处置入的奔腾的芯,它的属性就是“奔腾”如果没有梦想,还是自己么?只有认真活过,才能当下安然,随时可死。我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的话:因为梦想,她刷新了个体生命的成长极限,许多人的命运因她的努力而改变。

可是事实显露得越来越清楚明白:央视,不是你安放梦想的地方。也许,我要走了。

(五)像锥子一样努力努力穿透

那之后不久的2014年9月,数年没联系的袁正明副台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听说你研究新媒体,咱俩聊聊吧。”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领导,审过《焦点访谈》的片。

那是我昏倒三个月后,第一次离家超过两公里。晕晕乎乎进了老台,在办公室和领导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时,看着熟悉的方楼、办公室、机房、草坪、花坛,发现自己有点伤感。我没回家,在台附近找了个馆子,一个人坐到夕阳西下。

如果说央视能迎来新的变革,能有合理使用、利用哪怕是“压榨”我的地方,当然要留下来。多年来,我内心的声音不就是“求使用求压榨”吗?一向“贱”气如虹。

2015年十月,在骨伤未愈的情况下,我用近两个月时间,研究加请教专家——做了一份名为《央视转型方略》的研究报告,并把这份报告的精华约三四千字,呈送给了袁台。写作这份报告的过程十分痛苦,因为尾椎有伤不能久坐,我一会坐,一会站,一会撅着屁股写。(专家:郭全中 魏鹏举 段永朝 潘峙钢 方兴东 谢振鸿)

提交报告后,台里半晌无动静。对于一家电视台来说,转型是个大事,急不得;但是对于一个等待多年的老记者来说,分秒都显得珍贵。我不想放弃,想再主动出击搏一下。《央视转型方略》只是一个战略设计,需要有具体的项目来做抓手。为此,我又用了三个月时间,研究在线教育,做出一个名为“央视创业慕课”的项目策划,希望推动内部创业。内部创业?疯了吧,央视从来没有过。是的,我想推动内部创业。

“创业慕课”的创意,我和节目研发部的克宇主任汇报过,他听了眼睛一亮,建议我尽早提交给领导。彼时,这个项目已有投资人表示很感兴趣。为了让项目策划更加稳妥,我加入了多个在线教育群,并通过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的朋友,找到了《慕课革命》的作者、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来做顾问。2015年3月,我和分管新媒体的袁正明台长约了时间,要去汇报。但是此后台里在新媒体方面的事情忽多起来,袁台一直在忙,我等了三个礼拜都没有见到他。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死心眼儿姑娘?“缺心眼”是假的,“死心眼”是真的。我从不轻易放弃一个地方,一个伙伴,除非我该做的事,已经做到极致,而你还没给我回应。

(六)离开,创业

冬去春来,去意已绝。

某次我跟一个已经离职的前同事说,崔老师,这次我真辞了,努力到极致没啥后悔的,折腾不动了。他说,你跟我一样啊,我当初也是,找这个找那个,找不动了。

下周一,办完最后一道辞职手续,我已不再是央视人。实实在在说,我对央视没有任何可抱怨的,有感恩,更多是痛惜。

我真心感谢许多人,感谢我在十套工作时的部门主任熊文平、王新中、李虹——他们多年未联,只有远在异国的新中主任每年春节来往一条短信;感谢在《新闻调查》工作时的领导张洁,同事柴静、范铭。感谢评论部曾经的主任梁建增、关海鹰,如今的副主任孙杰,以及我在《焦点访谈》工作时的几任制片人翟树杰、刘年、刘雪松。感谢所有合作过的同事和帮助过我的闺蜜、好友。感谢袁正明台长和我们曾经的中心主任梁晓涛。愿所有留下的,心里平安,已经走的,一帆风顺。

好比一段恋爱结束,只有当你真正放下先头那人时,才能认真打量身边别的追求者。当我拿定主意要离开时,才真正开始认真琢磨过去一年出现的种种机遇。

过去那八个月,我见了十四五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来找我做合伙人。这个过程既有趣又熬人,有趣的是,可以接触不同领域的人,商学院、投资基金、社交应用、在线教育、互联网金融等等。煎熬之处在于,你可能会在花费许多时间后发现,有的项目喜欢但不擅长,有的项目擅长但不喜欢。我老跟笛总嘀咕:这就跟“相亲”似的,不大好受啊,今天不想出门!笛总的一句话支撑我坚持了好久,他说:这个阶段,你得多换脑子多见人。

终究还是没有发现一个心甘情愿想把事业生命完全交托出去的项目------即便是好友、正和岛岛亲的金融项目,也始终不能痛下决心。不能轻诺轻托。2015年4月中旬,我做了“最终决定”:去某家境外媒体公司做高管,直奔百万年薪而去,缓冲几年独立创业,5月上班。对于一个一年播不了几期节目的女调查记者来说,百万年薪诱惑而又新鲜,那是个什么滋味?好歹咱也尝尝。

然而4月29日,一个陌生的投资人找到了我。他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表示要投的,竟然是我念念不忘四五年一直想做的事!

感谢如今已是我第一个投资人的X老师,他是投资人,也是创业者,读书人,思想者,是战略高手,他比我更勇于乐于谈情怀、梦想。从见到他的那刻起,我离地三尺忽忽悠悠六七年的心,掉在地上了,我知道,这次对了。这是命运,不得不顺从。真实的生活,远比虚构的故事离奇。八天后的5月7号,我提出了辞职。

2015年6月,我创办奇霖传媒。8月,有了心仪的合伙人。9月,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四个月来,我已初尝创业之味,有苦有难有泪有抱怨,但没有一次真正的退缩。

我终于可以淋漓尽致、旁若无人、不急不缓地做事,像在淋浴器底下洗澡脱个精光一样,彻底裸露自己的善良、真诚、光亮、力量,以本性和血肉之躯撞墙。 我想看看,如果足够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到底可以走多远?

       二、央视大转型

离开,不是为了更好地回来。离开,就是离开。但我想,每个离开的人,都无法不对这个地方继续保持关注。对我来说,会继续关注央视的转型。呈给袁台的“央视转型”研究报告,我也曾给一百来位央视好友私下分享过。他们看完这篇文章后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卿啊,你还那么理想主义,这怎么可能?死心吧。一种反应是:这真是太棒了,赶紧呈送台长!

大家都渴盼变革。也因此,我想分享其中的一部分观点。你说画蛇添足也罢,说不合时宜、痴人说梦、一厢情愿也行。

如果不说,怕是再没有心情和机会说了。

(一)让集聚在员工心底的创新火焰,像岩浆一样喷发

1、尊重、信赖、依靠底层员工。

以我所见,央视集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他们是无需质疑的最专业的视频内容生产者,是能在浮躁时代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干活的人。他们不甘、不该也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只需一点制度推动。什么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让人的生产力、创造力释放的模式。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尊严之战,也是生存之战。

2、让局部地区保持失控、不均衡——越失控越动态,越能创新。制造变化、不确定性

马化腾允许内部放手做微信,就是个例子。微信和QQ在腾讯内部共存,就是一种失控和“不均衡”。王冠雄在名为《从柳传志约架看企业转型》的文章说:当社群规模超过领导人传统智慧的临界点后,社群本身便进入自组织自运行的动态失控中。失控越动态,越有价值。内部消耗就是内部进化。译言网CEO赵嘉敏在谈起“均衡即死亡”时说,“当企业效益最大化时,就在顶峰,很难适应新的变化。”失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失控的目的,还是“控”。

3、平等开放,鼓励创新。

有人用八个短语形容硅谷文化,也把这几个词送给前东家:繁荣学术、不断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 ,讲究合作,以人为本。某日下午阅读《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看到石强写的一段推荐语,他说:英特尔能够创造历史,并在四十多年间始终保持对全球数字领域的决定性影响,原因就在于,它永远走在前面。科技是伟大的,更伟大的是人,是那些用创新不断创造和重新定义未来的人们。

     (二)央视转型的几个抓手

1、制度抓手——启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开启内部创业。

让员工自己报项目方案(含电视节目和新媒体项目),对于成熟项目,给予品牌授权、资金支持,甚至是股权激励。这是释放人才生产力、创造力并激发活力的好方法。

这是创业的好时代。抛开“时代”不论,我想每个人心底都有个声音:做自己,为自己而活。不能提供土壤让员工“做自己、为自己而活”甚至利益均沾的企业,不是大格局的企业。方兴东在《阿里巴巴正传》中说:马云目前只持有阿里巴巴不到百分之十的股份,“股权越小,格局越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能走多远,主要看格局。

“创业”之于央视,不陌生,也不遥远。十三年前央视吸引我的,就是它内部的创业氛围——那种创业的热火和对社会的冷静凝视所交织而成的魅力之于我,就如同延安之于当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革命小青年。创业没有失败。创业者永远不死,理想永不凋零。

2、产品抓手——逐步压缩传统内容产品比重,打造全新的互联网产品

未来十年,是移动互联网的大航海时代。按照互联网女皇米克尔的《2014互联网趋势报告》,未来移动互联网或出现百亿以上用户规模。在中国,无论高端人群还是中低端人群(原谅我这么分高低),使用手机上网越来越普遍。手机,将是攫取注意力资源的主要端口。

面对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央视定会有所作为:年轻的有影响力的用户在哪里,央视就去哪里。移动端,也许应成为主要抓手和突破点。照此推理,这意味着将会有一部分员工要把精力,从旧有内容(包括各电视频道)转移到新型内容上来。为互联网上的用户,做新的互联网产品,为电视观众继续做电视内容,这会否成为央视的新常态?期待。

央视已有新闻客户端,做得很成功。也许在未来,央视的所有电视频道都可以转变为视频APP,以用户为中心,不断迭代、完善,提供好的体验,积聚大量用户群。想象一下,未来在你的手机桌面上会有:央视的新闻视频APP,专业财经视频APP , 娱乐视频APP,体育视频APP、教育视频app,甚至其它。不同APP的用户群特征不同,可以做针对该细分人群的社群运营,一个APP一个社群,每个社群还可再做社交。运营产品,运营用户,然后再运营商业。

3、生产方式抓手:

(1)发动草根行动,让草根参与共建视频内容。MH370事件期间,我做了一个新新闻实验,我带着一台摄像机、一台单反相机、一部4G手机、一部3G手机、一个ipad外加一个小米移动电源,跟着游行的家属从丽都酒店步行进入使馆区。一个多小时内,我充分使用各种工具边采边拍、边写边传。部分内容经慎重考虑,发于个人微视帐号,效果非常不错。短短一个小时里,转发量低的三百五百,高的六万、七万。这次实验给我的启示是:职业新闻记者单兵作战己成可能,技术越进步他们越轻松。电视、广播、纸媒、网络的平台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记者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未来会趋于一致,世界上只存在一样的新闻平台,一样的全能记者,而没有电视记者、电台记者、文字记者之分。4G技术驱动下,我曾经的‘草根记者狂欢”设想实操指日可待,且可做到收控自如;新闻报道主体必须有草根的位子,这是挡不住的潮。对专业新闻机构而言,这种勇敢的改变带来的产能,将是不可估量的。

    (2)做大数据节目

每一个重大技术发明,都会引起文化形态的改变,信息革命也将改变传统的线性播出的电视节目形态。在大数据的支撑下,视频节目的形态会有很大变化。据CNNIC数据,2014年3月20日,阿里云宣布打造中国最大的全媒体云计算平台,年内助力200家电视台,利用云计算实现大数据运营,意在帮助电视台在互联网时代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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