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新药产业的“阿里巴巴”
叶静 叶静

药明康德:新药产业的“阿里巴巴”

“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才,对于创新创业,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

“中国出个诺奖重要,还是出个李革重要?”罗培志问。这位抗体专家曾在美国成功创办过一家生物医药公司,后被默克收购。2011 年,他回到中国再次创业,李革是他的投资人,也是他北京大学的校友。

李革创办的药明康德,是今天北大化学系乃至中国生命科学产业最重要的雇主,在全球有近8000名科学家为其工作。

“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才,对于创新创业,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通和资本创始合伙人陈连勇说。“在他之前,中国几乎没有CRO(研发外包服务)这个行业。以前西方对中国的生产企业有恐惧感,觉得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擅抄袭,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李革建立了西方制药企业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信任。从他对整个产业链的构思和搭建,包括以风险投资为切入点,可以看到李革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端。”通和资本成立不到3年,已投资十几家医疗健康公司,它的LP有9位现任或曾任国际知名机构CEO,李革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李革,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好的技术带回中国,在中国做事,并且在全世界获得了影响力。他改变了临床前研究的一些规则。如果你注意看中国医疗现代史,你会发现药明康德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李革的投资人——富达亚洲风险投资管理合伙人欧栢德(Daniel Auerbach)对《创业家》说。他过往的投资名单里还有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田溯宁(亚信创始人)等。

不只是和他有“关系”的人这么说。“李革CRO这仗打得漂亮。”深圳微芯创始人鲁先平对《创业家》评价说,“因为有了药明康德等CRO平台,后来的新药研发者比鲁先平时代拥有了更好的起点。”

在全球著名行业媒体FierceBiotech看来:“李革深信通过降低研发门槛,将帮助释放中国的创新活力,带动整整一代亚洲生物科技公司的崛起。与此同时,这个平台构架起西方新药研发通往中国的桥梁,加大了中国病患得到创新药物的机会。”在这家媒体公布的“2015年全球生物制药25位最有影响力风云人物”榜单里,李革因为“变革中国医药研发面貌”而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上榜者。这一榜单里的其他入选者包括Gilead(吉利德) CEO John Martin、Sanofi(赛诺菲)CEO Serge Weinberg、Juno CEO Hans Bishop等。

李革生于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博士。28岁时,他在美国参与创办的公司登陆纳斯达克;40岁,他在中国创办的药明康德登陆纽交所。

李革能获得行业内如此高的评价,在于他选择的是与鲁先平等大多数人不同的道路:药明康德不研发新药,而是致力于CRO。在成功开创中国CRO产业、为全球上千家企业提供药物研发服务的同时,李革还将药明康德发展成为一站式研发平台,方便科学家们更便捷高效地研发新药,就像阿里巴巴方便中小企业做生意一样。在药明康德的平台上,一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凭着开发的药物被另一家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药明康德还是一家医药产业的投资公司。它目前投资的16家公司里,5家在中国,11家在美国。它的投资领域覆盖基因组学、免疫治疗等热门的前沿领域。药明康德正在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能力和规模,服务中国的大健康产业。”李革说。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当我们探访那些有可能为中国患者研发新药的公司时,线索最终都指向了李革及其创办的药明康德。这家自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药物的公司,已是中国新药产业最重要的推手。在它的周围,一个新药江湖已经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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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CRO的诞生

2001年,先后从美国回国的李革和鲁先平在深圳高交会上相识。他们都还年轻,30多岁,运动员般的体格,在美国时已成功创过一次业。回到中国,都想做点和新药有关的事。

当时,被称作“中国科技第一展”的高交会刚举办到第三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在起步。大洋彼岸的互联网热已经传入,以张朝阳、李彦宏等为代表的海归陆续回国,外资风投随之进入;但是,在美国,与互联网一样热的生物技术却几乎一点没有感染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至少落后于美国20年。

整个会场没有多少与新药研发相关的人。创办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下称微芯)的鲁先平,一度希望吸引美国的风投,在美国继续做研发,但是未能如愿,于是留在了中国;创办药明康德新药开发公司(下称药明康德)的李革,则是想把美国的技术介绍回中国,因为未获前公司支持才独自回国创业。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中国,能不能做创新药?

李革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做新药的环境,从而改变初衷转做了CRO,鲁先平则对新药研发情有独钟。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鲁先平将不断被已成为朋友的李革提醒“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研发新药”,李革也多次被有心人劝诫“你应该做新药,不应该‘挖沟’”。

从零开始的 CRO

“我们开始做服务的时候,有多少人理解呢?”李革说。制药业是个周期漫长、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2000年时的中国,李革甚至找不到一家专业的实验室装修公司。

药明康德第一间实验室,700平米的装修耗时6个月。今天实验室装修必备的“通风橱”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的概念。由于没有专业公司,一群化学家变身装修工,他们的实验室技能于是也派上了用场:比如薄层要防酸,他们就把从家具市场买回的二十多种材料剪成片扔进浓盐酸里,隔天选不变色的那个;做实验的瓶子底儿常常掉,他们就逐一称重,核查质量......

在美国创业,这一切都有专业的公司提供服务。而在中国,这些专业公司尚有待随着药明康德等一批公司的成长而诞生。今天,当药明康德再建实验室时,1万平米的装修也无需超过 60天,而药明康德的实验室规模也已接近46万平米。

药明康德装修实验室的那个冬天,中国成为了WTO第143个成员,但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依然是片陌生的土地。李革记得2003 年时,一位去日本出差的美国药厂CEO特意转到上海,看望和鼓励他。“现在谁还会这样?”李说,“但实际这样的人是会影响很多人的。2008年奥运会前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中国啊?中国的发展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

药明康德成立后,李革又回到了美国。在中国,尽管有着超过6000家的药厂,但几乎没有人需要他的技术服务—它们大多仿制欧美国家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或是生产中成药,很少有公司从事创新药的开发。

但在中国做CRO,对于美国客户来说还很陌生。就像那些掉底儿的瓶留给李革的印象一样,早年间每当李革在海外讲起他在中国做科研服务时,别人抛来的第一个问题常是:“在中国能做化学吗?”尽管他们知道李革在美国能做,也做出了东西来,可就是不相信这位化学家在中国也能做。“中国的化学家在中国能做化学吗?现在回头想想这太可笑了,但十多年前是这样的。”李革说。

除了质量,知识产权保护是另一大担忧。在制药业里,知识产权是最核心的资产。中国制造业里不乏各种仿制、山寨的先例,如何让这些大药厂相信中国的CRO公司不会把他们的东西抄去?“原来的海外背景还是挺重要的。”李革说,“做事的过程中人品还是挺让人认可的,那就有了让我们试一试的机会。我们当时的同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药明康德内部也建立了一套管理系统,确保客户机密不被泄露。一些重要的商业文件和研究资料,还会提交到公证处独立公证。李革的一位朋友说,在药明康德起步期,寄出去的每一个包裹,李革都要亲自过问。

至今,李革也还在大声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新药研发基地,完全取决于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原则上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国家能够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新药研发基地,那会儿你还担心中国不能开发新药吗?那时候是中国开发什么样的新药的问题。”

如前所述,通和资本创始合伙人陈连勇称李革“建立了西方制药企业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信任”。在生命科学领域,陈拥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药明康德如今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000多家客户及合作伙伴,几乎涵盖全球排名前20强的大型制药公司及前10强的生物技术公司。

在中国,李革只有一群有热情但缺乏训练的青年科学家。

为药明康德工作之前,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些在中国堪称优秀的化学系、生物系毕业生大多只能像他们的学长们一样奔赴美国。李革的药明康德成为了这个群体最重要的雇主。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李革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李革一度也认为自己学得挺好,懂得挺多,到了美国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这些年轻人进来我心里是有准备的,我知道他们知道多少,所以,最早都是手把手教的。”李革说。药明康德建立了很好的培训体系,这些年轻人有着与全球顶尖制药公司的资深研发专家平等对话的机会,可以听到全球知名科学家的学术演讲。

除了资本、技术密集,CRO也是个人力密集型行业。李革清楚地记得药明康德的发展速度:第一年48人,第二年128人,第三年250人,第四年500人,第五年将近1000人……在不到500人时,李革花了近一年时间来专门制定人力资源策略,希望既能发挥这些科学家的创造力,又能保证公司运营的精确性。“这套人力体系是药明康德成功的基石。”药明康德投资人富达亚洲的欧栢德(Daniel Auerbach)说。现在,药明康德已有10000多名员工,其中科研人员近9000名。

“真正的科研外包服务,是吸引年轻人才的一个最好办法。”李革说,“大药厂在中国设置研发中心,一开始做的事情也和国外的模式不完全一样,道理很简单,要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人才基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也有大公司挖我们的人了,哈哈。”

在药明康德,每个员工都有独一的员工号。对于人才的流动,李革认为:“这也是创办药明康德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一方面是我们的成功,另外一方面,中国医药行业也需要发展。”过去十多年,药明康德已为行业输出了几千个年轻的科学家。

“做对的事儿”

在全球制药业里,CRO是不受重视的配角。“最早大家看不起做服务的,说你的科研服务和外面挖沟的、铺电缆的差不多。”李革说。有好心人劝诫李革“你应该做新药开发,不应该‘挖沟’”;领导们来考察,也关切地问李革什么时候能做出有知识产权的新药。李革不为所动。

“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正确决定,就是用服务提高自己的能力。”李革说,“实事求是地说,那会儿国内也没有什么新药研发能力,我们那时已经代表挺高的水平了。和国外公司合作的时候,在服务的过程中学习。大家老认为服务就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里,你能给别人服务首先就是你要有知识和经验,否则的话别人找你干吗?”

在药明康德,李革经常提起的经营法则之一是:你要做对的事儿,然后再把事儿做对。在李革看来,研发领域也很难找到其他模式,既能够锻炼能力,又能够挣到钱。过去14年间,药明康德的收入由20万美元增加到6.74亿美元,增长3000多倍。在药明康德收入接连翻番的时候,做药的鲁先平正遭遇着钱的难题。

新药研发周期漫长。鲁先平2000年融到600万美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当时盛传中国的纳斯达克即将开板,鲁及他的投资人也对此充满期待。但它没有如期而至,那轮泡沫后,中国市场很难融资。不同于美国,当时的中国风投只集中于TMT等产业,面向生物医药的几乎没有。为了活下去,鲁先平几乎谈遍了中国所有可能支持新药研发的公司,但都未果。

“李革说在中国不可能做创新药对我是一个提醒。”鲁先平说。鲁将微芯一个在研项目的海外权益转让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一笔资金;之后又与跨国大药厂罗氏的中国研发中心合作,为罗氏提供研发服务。这两笔来自海外的钱让微芯活了下去。

时任罗氏中国负责人的是陈力。陈2004年回到上海,在张江为罗氏建设中国研发中心。这是全球大药厂首次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在这里,陈力也将重复李革三年前的工作,因为没有专业实验室装修公司,他也将自建通风橱。在担任罗氏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的6年间,他兼任了4年多的安全主管。鲁与陈最初相识于美国,曾是一起打排球的对手。当两人再遇于印度某次行业会议上时,才发现彼此都已回到中国。

陈力也认识李革,2001年去出差上海时,身为SAPA(美中药协)会长的陈力特意去外高桥拜访了这位回国创业的生物医药海归。SAPA是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东部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成员主要是在美国从事生物医药工作的华人。SAPA之后,美国西部及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华人生物医药组织,如BayHelix、CABS、CBA等,这些小圈子间也有了很多联系。

如同当年在纽约、硅谷等地相遇一样,如今他们在上海、北京等地重逢。他们的关系也由曾经的同学、朋友变成同行、合作伙伴。如果说李革、鲁先平等人是最早的冒险者,那么从陈力开始,一群在制药业很有经验的“大公司人”陆续回到中国。继罗氏之后 ,辉瑞、GSK等全球大药厂纷纷在张江设立中国研发中心。以罗氏及陈力为代表的“大公司”及“大公司人”成为中国新药生态圈的一股新力量。陈力回忆,张江最初希望吸引产品型生物医药公司,而不是药明康德这样的技术服务类公司。所以药明康德最初落户上海时没有受到张江的重视。李革选择外高桥,是因为这里可以对高值科研器材免税。在服务类公司崛起及这批大药厂中国研发中心入驻前,张江发展一直很缓慢。

“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发产品的环境。”陈力说,“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可以在中国开发产品,因为它不缺钱。开发新药的风险系数很大,从技术到产品,需要漫长的时间,在赚钱之前,首先要有一个投入。政府只能充当其中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靠企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但当时的融资环境又不具备。而CRO公司在中国发展非常快,因为它的客户是国际客户,不依赖于中国。”不只是罗氏,多家大公司也都与国内CRO展开了合作。李革的选择被证明是对的。

李革“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研发新药”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2007年,与鲁先平的微芯同期成立的一些新药公司已经倒闭或是转型做了CRO。后来参与创建中美冠科的陈一友是其中一员,他最初创办的新药公司因为融不到资而倒闭,再次创业转做CRO,与辉瑞开展了合作。和记黄埔(上海)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杜莹也记得,那时候有朋友忽然请帮忙保管一些化学品,再一问他们的公司关张了。

同年,选择做CRO的药明康德成功登陆纽交所,给了中国资本市场很大信心。之后,国内多家CRO公司得到大额投资,包括陈一友所在的中美冠科。中国的CRO公司数量一下突破上千家。之后,晚于药明康德两年多成立的尚华医药赴美上市,泰格医药则成为中国创业板公司。一个产业集群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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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平台

“药明康德更像谷歌”

药明康德登陆纽交所那年,李革40岁。在他28岁时,他参与创建的Pharmacopeia公司就已在纳斯达克上市。

他出生于北京,高中入学北大附中,早早清楚自己的下一步是北大。虽然没有进入当年分数要求最高的物理系,却在化学系里很快摸到门道:即便不那么认真学习,也总是年级前列。1989年北大毕业后,李革飞往美国。

他没去更著名的西部学校斯坦福,而是去了东部的哥伦比亚。他喜欢纽约。“这里高楼林立,北京的最高楼才是北京饭店。”(209 米高的地标建筑京广大厦将于李革离开后的第二年营业。)当时流行的侦探剧《神探亨特》里一句台词吸引着他:“如果你可以在纽约活下来,你就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活下来。”

刚进哥伦比亚,导师给了他一个题,但他却很快在实验室里为另一个博士后做不下去的题找到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一个做博士后的人怎么会搭理一个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呢?前者很快回了英国做教授。李革在没告知导师的情况下,花了一个星期解决了那个难题。之后学业一番风顺,三年级时已发了六篇论文,可以博士毕业,哥伦比亚大学还无此先例。博士毕业后,他参与创建Pharmacopeia公司,成为公司最早的五个创始人之一。

从美国到中国,从纳斯达克到纽交所,李革两次创业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不是他最初的计划。1993年博士毕业,他原打算成为教授,却因为导师的一句话,决心留下来帮助导师创建公司。“北京人义气。”李革说。第二次创业,最初也只是想帮Pharmacopeia在中国开设分公司,但他奔忙半年的结果却是遭到 CFO的否决。“你们觉得这件事做不成,那我就做成给你看。”

看上去,李革每次的选择都不是当时更为安全或短期收益更好的。“很多人特别介意某个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李革说,“实际上没有对和错,在当时的条件下,你是有原因的就没有对和错。当你选择做一件事情,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当因为和所以没有消失的时候,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

2011年7月,CRL(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宣布:因为“家长”反对,终止与药明康德此前达成的16 亿美元收购方案。作为赔偿,CRL将支付药明康德30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3个月前,这桩并购还被视为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场外资并购。

联姻失败,在连线新浪财经时,李革用“失望和自信”来描述那一刻自己的心态。“股东不理解行业的需要是什么,一体化平台正是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没有合作伙伴,药明康德仍然会实现这一目标,对这我有足够的自信,只不过时间上迟一点而已。”李革说。

一年后,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李革用“崇高理想”形容这个目标。“我们这个崇高理想就是:我们相信以知识和经验为背景的行业,新药研发这个行业,应该有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模式。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机制,让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迅速商业化,使得这个行业变得更有创意,最后能有更好的产品,更有效、更快地出来,让病患受益,这才是真正对行业最大的贡献。”这同样是个“有原因的选择”。“医药行业大家都在谈效率,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很多,但与收益不一定成正比。很多人在这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这些知识和经验更有效地发挥出来?药明康德的理想就是打造这么一个平台。”

李的“崇高理想”不只是在现有体系下做出几个新药产品,而是重塑一个系统,从根本上去改变制药这个大行业,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也许做不到最好,但你要有这个意愿,努力做最好的,这很重要。我小的时候是个运动员,那时训练,就希望得冠军。但能不能得冠军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要有平常心。”

作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药明康德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部。“我们设计这个基金有三个投资方向:第一,我们叫能力和技术的提高。药明康德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新的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建,同时别人建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然后我们可以使用。第二,那些有知识和经验但没钱的人,我们可以给他们钱,让他们来使用我们的技术平台,发挥出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的价值,让他们成功。第三,我们看好中国医药行业未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发展,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个行业肯定会不断发展。”

药明康德正在向李革三年前描绘的方向迈进。在自身能力建设上,药明康德从化学服务起步,新增了一系列一体化服务,包括分析服务、生物分析服务、工艺研发服务、API生产服务、药物代谢及其动力学服务、研发生物学、药理学、制剂、毒理学、基因组服务、生物制剂生产服务、抗体及生物诊断试剂的生产和销售服务以及临床研发和产品注册服务等。

一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成为这个“崇高理想”实现的代表案例:Callidus是一家从事罕见病药物开发的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只有两位科学家和一个兼职财务,全部试验都在药明康德的平台上开展。公司成立18个月之后,被这家最初服务海外客户的公司正在日益加 Amicus公司以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药明康德为创业者不仅准备了投资基金,更搭建好了研发平台。创业者无须租赁办公室,无须寻找实验室,不用买任何仪器或者试剂,被收购之后还可以继续与药明康德合作。”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杨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杨青也曾是“大公司人”,2014年加入药明康德。之前,他曾担任阿斯利康全球研发副总裁,更早之前参与了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建设。他还是上文提及的华人组织BayHelix的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里聚集了华人生物医药圈的商业精英,包含创业者、风投等中介机构及大公司的管理者。

药明康德现有16个投资项目,11个来自美国,5个来自中国。在药明康德上市后不久,李革即开始了海外并购。他的并购策略及海外业绩也为业内所称道。“和马云的阿里巴巴不完全一样,马云的技术含量和谷歌等是没法比的,它被看好是因为市场大,而药明康德更像谷歌。李革非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对产业发展的敏感度、他的视野以及对资源的掌控能力。”陈力说。

爆发的中国市场

这家最初服务海外客户的公司正在日益加深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2005年,药明康德融资之时,对于未来并没有完美的计划,但李革相信:“最终政府会意识到中国一定需要科技和创新。在那之后,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新的技术及新的创业者中。”

李革的判断是对的。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千人计划”。如今4000名“千人计划”成员中,1000名来自生物医药行业,其中创业者有 400多名。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

“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迅速发展,以及人才的回归,都是不可想象的。”李革说。2006年,从“十一五”计划起,李革已经感受到中国政策的明显变暖。药明康德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也给行业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说白了海归在这方面也可以成功,而且慢慢政府也认识到科研外包服务可以是一个产业,在这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个产业。”

各地生物医药园区也开始兴起,如今有着40多个“千人计划”成员的苏州生物纳米园 (BioBAY)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去美国招揽这些华人科学家。像当年进入美国的大学、药厂一样,这些科学家如今来到中国的一个个科技园区。在张江之外,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都有了生物医药集群。

国家启动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生物医药被列入七大战略支柱产业之一等等举措都增加了国外投资人的信心。李革当年融资之时,他的风投朋友们所在的基金几乎都不关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回到了中国。不只是药明康德成立了风投基金,李革还开始支持一些风投朋友成立风投基金。中国本土基金也开始纷纷关注生物医药投资。

“所有的事情都达到了一个爆发点:政府支持,资金充裕,更关键的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要做事,他们有能力做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改变中国一个产业的现状。”陈连勇说。创办通和资本后,他与药明康德基金共同投资了华领医药、天演药业等多家中国公司。

继国际大客户之后,国内客户正在成为药明康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与药明康德等CRO公司展开合作,传统药厂也开始关注新药研发。药明康德国内新药研发服务部执行主任黎健曾向媒体披露,中国医药企业百强榜中研发实力排名在前20位的企业,一半已成为药明康德的重点客户。比如人福医药,宣布以 3000万元委托药明康德进行一款新药的临床前研发,服务范围涵盖药物设计、合成、筛选、药理研究等诸多方面。

在李革的中国投资对象中,包括罗氏中国前研发负责人陈力,他们共同创办了华领医药。这是一家立足中国市场以服务中国病患为愿景的新药研发公司,在研项目包括一个更适用于中国糖尿病人的候选药物,现在已进入临床二期。这家公司也采用了与药明康德等CRO公司合作的模式。VC+IP+CRO,正成为中国新一代医药研发公司的主流模式。

“现在的确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变得很好了。”鲁先平说。在摸索14年后,鲁先平的深圳微芯研发的抗癌药西达本胺获批上市。

李革也希望投资这位老朋友的公司,不过被鲁婉拒。直到现在,鲁先平的公司也还没有登上中国的“纳斯达克”。在漫长而煎熬的14年里,他的股东名单越来越长,已经超过了20位。

更多创新药公司正在中国出现。“中国机会太好了。”鲁说,“未来一定是新一波海归创业者的—进入国际化的新兴一代。”

“过去十年,是李革等人英雄造时势,现在是时势造英雄。”再次创业的杜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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