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目睹药明康德上市的马振坤，2013 年在BioBAY（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创建了丹诺医药，从事消化道疾病的新药研发。通和资本和药明康德是其投资人，后者也是其合作伙伴。
马振坤和他的团队
纽约，华尔街一间办公室里，透过窗口，一位华人突然看见纽交所外出现了一个眼熟的LOGO—一家来自中国的CRO（医药研发服务）公司。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时隔8年，马振坤依然难忘那一幕，他无意中目睹了药明康德上市。“这代表着中国的医药行业在快速发展。”说这话时，马已坐在BioBAY（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一间办公室里。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的一员了。
2013年，马振坤从盖茨基金会投资的全球结核新药研发联盟（Global Alliancefor TB DrugDevelopment）辞职，回到中国创办丹诺医药有限公司，从事消化道疾病的新药研发。在中国，幽门螺杆菌的携带率非常高，它是导致慢性胃炎、胃溃疡和胃癌的主要原因，而胃癌则是中国致死率很高的癌症。
一个科学家的20年
“我一直把自己当作科学家。”马振坤说。
过去二十多年，马振坤一直从事抗菌药物的研发。1991年，马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化学系博士毕业，之后加入雅培公司。6年时间，他走完了很多雅培科学家一辈子都难走完的路。这个有着几千名科学家的公司，有一个由几十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Volwiler荣誉协会，马是会员之一。在雅培，还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这位出色的科学家有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全球，抗菌需求最为迫切的是欠发达国家，而它们恰恰没有能力支付新药研发费用；有能力研发新药的欧美国家，市场对抗菌新药的需求并不迫切，人们更为关注癌症、代谢及其他慢性疾病。所以尽管在雅培有很多做得不错的抗菌项目，但出于商业原因，这些项目并没有机会再往下走。作为一个课题小组的研发主管，马也无法影响公司的决策。
所以，在雅培工作的第八年，专门从事抗菌新药研发的Cumbre Pharmacruticals公司向马发出邀请时，他欣然接受。这是一家初创公司，马振坤几乎是从头起步，自己设计实验室，自己组建团队，自己决定项目。
结合美国市场需求，马找到了一个项目方向——用抗菌药物治疗与生物膜相关的医疗器械感染，解决一个医疗上的难题。三年时间里，他带领这家公司开发了多系列双靶标抗菌新药，积累了十多项专利，这些成果未来将成为创办丹诺医药的基础。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后来也成为了丹诺医药的科学顾问，其中一位是哈佛大学分子生
物学系的系主任，另一位是美国西南医疗中心生物化学系的系主任。
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最终打断了这位科学家的第一次创业。电话那头的人告诉马：“一家非营利性的研发机构刚刚成立，为这个世界上看不起病的人，开发结核病药物，正在寻找一位研发部门的负责人。”
这正是马一直以来的心愿。但他并未立刻答应，他已参与创建公司，项目又在进展中，“我不可以离开”。那个人显然很有韧性，持续打来电话劝说：“这个职位很独特，有可能一辈子就只遇到这一次，错过的话就不再有了。”他邀请马去纽约看看。
从TB联盟回来，马做出了选择。之后他为这家机构工作了九年。“确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每天都是非常高兴地去工作。”马是TB联盟的第二位科学家，在他离开的时候，TB联盟已有20多个项目在进展中。成为全球TB新药研发领域的领导者。“离开TB联盟，是因为它已经到了非常成熟、持续发展的时候。”马希望继续做一些高成长的事。
2012年，马开始考虑能否将Cumbre的研发成果继续做下去，他一手推动了那些项目进展，知道那些研究的价值。
中国的机会
有了这个想法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陈连勇。陈、马两人是大学同学。北大化学系毕业后，他们在波士顿做博士后时又重逢，再之后又同在新泽西工作了一段时间，业余的时候还会一起打网球。后来因为工作变化，两人都离开了新泽西。
十几年后再见时，马已是TB联盟会的一员，而陈连勇已决定回到中国发展事业，做了风投。
陈最初也是一位科学家，同样经历过科学家无法左右商业决策的痛苦，后来转型做商务，加入麦肯锡，在欧洲参加过多家大药厂的并购。回到硅谷，又为多家初创的生技公司做过咨询，有着丰富的海外商务经验。他2005年回到中国，对于中国市场也很熟悉。TB联盟期间，马偶尔回国时也曾与这位老同学一起讨论过抗菌新药的市场，陈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需求。
马找对了人。陈的这些经历，将会帮助马解决丹诺医药创建中的一系列难题。2008年金融风暴，Cumbre公司已逐渐停止了业务，相关专利技术已由Cumbre转移到投资人2M手中。之前，2M曾向这家公司注入大额资金，如何为这些成果估价？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是马的公司创建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件事。
原计划半年的谈判持续了一年。“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还掉了很多头发。”马振坤说。
2M是一个家族基金，创始人Morton Meyerson在马振坤眼中颇具传奇色彩，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做到了一家大公司的CEO，该公司后被GE收购。这样的一个人，“具有非凡的谈判能力”。
好在马的背后也一直站着一位谈判专家—陈连勇。在中国，陈的案例之一是推动了富达投资的信达医药与苏州工业园的合作。他创建自己的风投基金时，也得到了前老板——富达亚洲风投的支持。他不只擅长与中国的政府、企业家打交道，也擅长与美国的VC、企业家打交道。
“怎么跟2M来谈这个事，它的价值有多少，这个过程Leon（陈连勇）花了很多精力。”马振坤说，“最后能把这个公司建成，是因为大家往前看，不是往后看，要是往后看这件事情就做不成了。”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2M作为投资人，所有知识产权、所有产品转移到新公司，新公司定位于中国的市场。考虑到中国市场需求以及开发风险等情况，丹诺医药改变了原来的项目方向。“做消化道感染是最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决定把产品开发成一个治疗幽门螺杆菌的新药。”
“做抗菌素的研发，需求和能力的结合点在中国。”马振坤说。中国的研发能力正在提升，有很多的资金，政策也支持新药研发。
筹建丹诺医药的过程中，马振坤先后拜访了许多家美国风投机构。这些美国风投虽然对中国市场表示出了强烈兴趣，但由于并不了解中国市场，最终也几乎没有行动。与此不同，中国的风投们更愿意推动这种跨境的技术合作，不只将国外好的项目带回中国，还帮助这些有潜力的科学家回到中国创业。一批有经验的海归，正是其中的主导者。
在马看来，至少在抗菌领域，还有一些这样的机会，有一些值得开发的药物。在他离开雅培后，雅培逐渐停止了抗菌素的研发。过去十年，还有好些大药厂也陆续停止了抗菌素的开发。IPO前景不好，大药企的并购路径也没有了，很多做抗菌药的公司都没能坚持下去。
又见药明康德
陈连勇创办的通和资本投资了丹诺医药，陈还为丹诺医药引入了药明康德风险投资基金和Allen Chao（Watson Pharmaceuticals创始人）。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和Allen Chao也同是通和资本的LP。
再见药明康德，马振坤对它已经很熟悉。在TB联盟期间，他曾与药明康德有过合作。“无论从技术开发能力、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实验室的规范程度，药明康德在CRO行业都是领先的。尽管它比其他同行要贵一点，但大家觉得信任更重要，宁可多花费一些，也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值得信赖的企业合作。”马振坤说。
现在药明康德不仅是他的投资人，还是他首选的合作对象。“我们的第一个项目，速度非常重要，质量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药明康德来合作。”马振坤说。丹诺医药的第一个项目叫TNP-2092，目标适应症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在中国做新药研发，一个很大优势就是有很成熟的新药研发服务平台。中国可能是新药研发服务平台最发达的一个国家，李革在其中的贡献可想而知。”马认为这种平台不仅对大药厂很重要，对于创新型小公司也非常重要。因为新药研发需要三个元素—知识产权、资本、技术平台，小公司通常只有知识产权和少量资本，如果自建技术平台，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资金。
“如果市场上有这种能力，不需要自己去建，效率会很高，可以把节省的资金用到更该用的地方去。我们公司尽可能采用这种模式运营。”在TB联盟时，我们采用的也是与外部机构合作的模式。
虽然才成立两年，但马认为丹诺医药潜力很强，可以做更多项目。“我们当时转让过来十几个专利，有整个的产品线。”目前，丹诺医药已经完成了TNP-2092的临床申报。2016年会再申报一个新项目。
如同那些先行者，丹诺医药也在用自己的行动与药监部门同成长。“我们可能是很少的几个用eCTD（电子通用技术文档）格式来撰写新药申报材料的。”这一源于美国FDA的做法，规范了企业申报，虽然增加了企业申报难度，但更利于主管部门的审评。在中国，新药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及新药审评的速度都还有待提升。
“最后一件事”
“尽管现在是在做企业，我还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看待。”马振坤说，“通过资本运作建立公司，实质上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手段来实现某一个目标。对我来讲，这个目标就是把一些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新药，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到市场上。这样有很多病人可以受益，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终的动力。”
马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性格偏静，学生时代的目标是成为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他还记得1987年硕士毕业后初到美国，从机场到城里，第一次见高速公路时的惊讶：“车可以开得那么快！”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现在的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回中国，马已是知天命之年，T B联盟CEO挽留他时，他说：“现在到了我最想做事情的年龄了。”
“人的一生是很有限的，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必须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我学了那么多有用的知识，我在想人的一生价值到底在哪儿，可能最大的价值是你留下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你在这儿待过，你对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马振坤说。
匿名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