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和资本陈连勇:科学家如何做风投|九月刊封面
陈连勇 陈连勇

通和资本陈连勇:科学家如何做风投|九月刊封面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改变中国一个产业的现状。

 

屏幕快照 2015-10-04 下午7.31.23

从硅谷到中国

1984年,我从北大毕业。那时,中国刚恢复高考不久 ,盛行的观念 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在理工 科聚集了大量最优秀的人才。由于之前的历史缘故,很多东西被破坏了,导师团队不复存在, 没有能力培养博士生,硕士教育刚开始。国家推出一系列公派留学计划,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各有一个。当时,顶尖的人才大多选择了出国,我们也正好赶上。

当初北大化学系我们这一级有153名学生,在我们毕业的5年间,三分之二的学生出国了,大部分在美国。我由于特殊的机会,没有走公派留学这条路,而是自费去了比利时。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比利时官方语言之一是法语,我花了6年时间在天主教新鲁汶大学拿了有机化学博士 学位,也顺带多学了一门语言—法语。

毕业后由导师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学校竞争很激烈,课题都很前沿,凌晨1点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半实验室的灯还亮着。我那时的同学现在有一些已经在世界各地非常顶尖的学校当教授了。我当初也有做教授的机会,但后来决定到工业界去做科研。学术界的科研大多偏理论,与实际运用相距远。

我在麻省理工博士后工作完成后去了位于新泽西的制药企业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我很幸运,所在的团队成功研发了一个降胆固醇的药,目前这个药在市场上还有很好的地位。发现这个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靶点,成药多年后,才有人用BIOINFORMATIC方法依靠计算机找到了靶点。之后,我们又开始做了数个其他领域的新药研发。其中一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一次我们很清楚靶点,可花了三年多时间,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做不出药来。

这两段反差对我现在的投资判断、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制药不只有科学的一面,还有艺术的一面,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的那面。在制药产业里,我也看到了另一些局限。比如科学家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他们并不能决定这 个药的未来,做决定的是这个产业里的另一层 做管理的人。所以我决定不再继续做科学家,而是对如何在这个产业里做出正确的决定更感兴趣。

我加入了麦肯锡,这是一家把管理当科学来做的公司,我也因此回到了比利时。当时恰逢诺华等大制药公司的合并潮,我们参与了很多。当初我们做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事与我们现在也有关系,就是思考如何能提高大公司的研发效率?当时我们做了很多设计,对一些公司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并没有模式化地解决提高研发产出的课题。研发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一个公司的成功,往往就是研发团队里有一两个人非常地有感觉,对药的理解很深刻。

后来我回到了美国加州为硅谷的生物技术公司做顾问,当时是硅谷生物技术最红的时候,中国的医疗产业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通过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内产业一定会有巨大变化。

平台公司也最多。我很幸运,几乎接触了所有的生物技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东西还都是那个时候在美国起来的,现在华人拿回来想要做。

有了这些经历,当我后来回到中国做风投时,这个行业对我来讲已经很少有意外的东西了。在硅谷,我们还有一些华人的生物医药圈子, 比如百华协会。这些圈子里的朋友,多年之后,我们在中国又再相遇,我们也由同学、朋友变成了投资对象、同行和合作伙伴。

朋友圈里的投资

2005年,我回到中国,为一家专门投资生物医药行业的基金建立了中国办公室。那个时候,中国专门投资生物医药的基金,严格来讲可能只有晨兴一家,我们是第二家。

我们当初投资的几个项目都还不错,其中 比较经典的案例是中信医药的并购。中信医药是国企,我们当时买了控股权,走了招拍挂等很多程序。当时对很多国内的事情都不了解,边学边做,在完成投资的过程中也在本土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量子化的飞跃。中信医药的投资给基金带来了非常好的回报,对这只基金的整体业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8年,我加入了富达。这是一家老牌基金,投资也非常成功。它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它的钱是百分百自有的钱,虽然同样要求回报,但时间段放得比较宽,这就给了我们空间去投资一些创新的企业,甚至可以从创意开始。现在回头看,在富达做的这些投资还都很不错。这些项目现还在不断增值,有些表现非常突出,比如信达,4年多的时间可以有这样的成长,我自己非常满意。

2011年,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贵人。在一次“千人计划”评审会场,我遇到了苏州工业园生物纳米园(BioBAY)的董事长林向红。我们之间因为信达而认识,之前我代表富达就信达项目与园区谈判,争论得最激烈的那次就是与林董谈的。也正因此,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和做事风格。林董的另一个身份是苏州创投集团负责人,这只母基金当时想发起两只子基金,投资生物医药,正在寻找管理团队。

我没有理由离开富达。第一次,我并没有动心。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多次沟通。当时人民币基金开始兴起,势头很猛,因为不需要经过外资审批等烦琐程序,竞争力很强。富达因为是管理自己的钱,不可能有人民币基金。富达亚洲的负责人丹尼尔(即欧栢德,DanielAuerbach)是个非常聪明及有远见的人,我最终得到他同意做一只人民币基金。但他同时建议我不要只做一个人民币基金,还可以同时做一个美元基金,富达可以投资这只美元基金,大家来共同做大一件事,建立一个投资生态圈。

除了丹尼尔,在做这件事情中,我还跟很多朋友做了沟通。比如李革(药明康德创始人), Allen Chao(华生制药创始人)等,他们都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只是我的LP,他们也都是我所钦佩的人,对我做人做事有很多影响。

我和李革是1993年在美国认识的,当时他快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毕业。我们是北大校友,他比我晚五届。我们同住一个小镇,都爱运动,锻炼身体时经常会相遇。后来我们在中国又相遇,富达是他的投资人。我们的想法、做事风格也比较接近,我们还同是北京长大,所以走得较近。

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才,对于创新创业,他个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在他之前,中国几乎没有CRO这个行业。以前西方对中国的生产企业有恐惧感,觉得中国企业不尊重知识产权、擅抄袭,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李革做的企业令外资企业对其刮目相看。他建立了西方制药企业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信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李革对这个行业的贡献非常大。从对整个产业链的构思和搭建,包括以风险投资为切入点,可以看到李革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端。从整个大趋势来讲,他真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对他一直很敬重。而作为一个比较早成功的创业者,对于后来那些想要创业的人,他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

Allen,大家都知道他是华人医药界的鼻祖,但不知道他更是一个慈善家,捐了很多的钱建当地的医院。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从不声张,非常低调,跟人交往从来没有架子,非常难得。早在2008年我们就曾经探讨过合作。后来几年中,Allen对我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他一直是我做人的榜样。

通和资本后来的很多投资项目是从富达开始的,比如新药领域的华领、信达和丹诺等。而我们的很多投资也是和药明康德一起进行的,我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生态圈。我们有了好的项目会与圈内的合作伙伴分享,反过来也是同样。我们已经一起投了好几个项目,未来我们肯定还会有更多合作。

在这个生态圈里,产业链也很重要。比如我们投的一些企业,华领、丹诺等,由于有了CRO,很多生产就可以外包。制药行业里最可怕的是数据出问题,而药明康德做出来的数据很可靠,这样我们就很放心。对于这些被投公司来讲,也没必要招很多人,只要招一些高质量的项目管理人员就可以了。现在做药和十几年前的模式不一样了,将来这也会反映在药的质量上会与现有有很大的区别。

今天我做投资时的很多合作者,十几年前, 甚至二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了。比如罗培志, 2002年他在美国创立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就为那家公司做过顾问。我和马振坤是大学同学, 我们来美国后一直保持联系,我在富达的时候, 就知道他要创业。我总觉得这批人是这个行业 里面最优秀的一批人,他们有创业的心与热情,而且他们有做新药研发的能力。

通和资本在成立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已经成功地领投或参与投资了十几个医疗健康领域的优秀企业,并在业界打造了良好的生态圈。能做到这样光靠我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优秀的团队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团队中每位合伙人都有超过20年的丰富行业经验,我们的顾问团队由CEO、公司创始人、退休评审专家及美国科学院院士组成。另外我们的投资人中有9位现任或曾任国际知名机构的CEO,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如虎添翼。

历史性的机会

这些人回来创业,一是因为他们不甘于在大公司里打工,骨子里想创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大环境,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创新、创业。从几年前开始的“千人计划”,到后来的七大新兴产业,都对我们这些创业者给予很大的支持。

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很好,资金比较充裕,投资机构也很多,不像2005年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经过了20多年的人才积累,我们看到这么一批人,他们都有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到了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有心要做事,且有能力成事;与此同时,我们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外围资金又充裕,那么如何将这批人的能量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改变中国一个产业的现状。中国的医疗产业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通过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内产业一定会有巨大变化。

从做产品上来讲,这批人做新药、做医疗器械,很有可能做出很多新的东西。而再往后的医疗服务、医疗互联网,可能我们需要与更多的年轻人合作。

在中国做事,需要中国式的领导能力,这点非常重要。要做成事情就一定要尊重中国的本土文化,这一点往往是我们这些海归的短板。

在当下中国,做药的一大风险是来自于对自己做的事缺乏风险的评估。有时一个人要研发的药可能没有前景,但因为能够拿到政府的钱,他就继续做,还会花很多时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浪费钱财与人才。有时候我跟创业者讲,如果你的那件事情不靠谱,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要只是因为你现在拿到了资金就花时间去做。现在中国申报的新药有 300多个,虽然不是每个我都看过,但是我基本知道,这里边有一些靶点的药即使做出来也可能没太大意义,因为这几年科学的进步已经把以前做的东西超越了。譬如有些药病人吃了一段时间就产生抗药性;还有些药只能延长生命一到两个月,一个疗程却花费昂贵,远高于10万美金。我们觉得在中国做这种药,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美国是顶尖的生物医药投资人,与他们的频繁交流对于我们自己做投资也有很多帮助。我们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投资的同时,也必须在专业上与世界同步。 

通和资本 陈连勇 风投
赞(...)
文章评论
匿名用户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