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诉说:国家能不能对民企好一点
田涛 田涛

任正非的诉说:国家能不能对民企好一点

任正非还得到处诉说:国家给共和国长子(国企)各种资源,给外企那么多优惠政策,能不能对收养的儿子(民企)也好一点呢?显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外部环境虽然很复杂,但还相对容易平衡;最难的是内部,10多万人的队伍,每年还要进一两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管理起来谈何容易!“——任正非

 

成功后,欲哭无泪

10 多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向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出了个题目:“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描述一下华为成功后的感受?”孙亚芳脱口而出:“欲哭无泪!”

领导人震惊,无语……

华为脱胎于民企,一开始诞生就烙上了旧体制“养子”的烙印,尽管体制在不断进步,但在夹缝中追随体制演进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脚印,都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以及未知的风险。任正非反复说:“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一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这绝非危言耸听。所以,正因为如此,作为商人的任正非,一方面必须冒险—冒险是商人的天赋秉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其谨慎,甚至胆小,生怕撞了什么高压线,导致企业倾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在冒险与恐惧的心态中来回转换,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44 岁之前,任正非一直处在潮流的主航道上,尽管面对着封闭的时代,但他的个性却是相对舒展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张扬的进取性格,使他在过去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崭露头角:1978 年为全国科学大会代表,1982 年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而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主旋律,任正非选择了经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又一次冲在了主航道上。但不幸而又有幸的是,他是以“民营”的身份从底层起来。不幸在于,20 多年创业与发展太多坎坷,体制障碍、舆论抨击、谣言、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围剿……可以说,华为的成长与壮大,正是不断地挣脱包围与突破围剿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有幸在于,恰恰是这样一个严酷的外部环境,逼迫任正非和华为不存任何侥幸与幻想,在迂回曲折中摸索前进,从而既创立了华为独特的、自成体系的企业管理哲学,又造就了华为的卓越与辉煌。

身份的证明

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任正非给公司高管们推荐过一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其实,这么多年,华为也不断地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

是的,华为是民营企业,但华为不逊于很多国企对国家的贡献,20 多年来累计给国家纳税接近3 000 亿元人民币,直接和间接带动社会就业几百万人;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以及早期的巨龙等中国通信企业的崛起,为中国的电信建设节省了上万亿甚至更多的投资成本。进而言之,正如欧洲一家知名电信企业的高管所言,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为全球几十亿人带来了低价和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其潜在意义是无法以数字进行估量的。同时,于中国而言,20多年的充分开放,使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力量之一,华为自然也功不可没。但任正非还得到处诉说:国家给共和国长子(国企)各种资源,给外企那么多优惠政策,能不能对收养的儿子(民企)也好一点呢?显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而在西方,政客和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从未间断过对华为的猜忌和攻击,什么华为拥有军方背景、国家背景等,竞争对手甚至公然“妖魔化”华为:每年享有中国政府多少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傲慢的西方人不愿意相信: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国企业在2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并快速挺进在世界第一的道路上。

华为要把旗帜插在全球每一处角落,自然,任正非和华为又得不断向世界证明“身份”,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一家商业公司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双重尴尬与困境:在国际市场,华为被当成“社会主义模式”的代表,其迅猛的发展,给西方带来压力;在国内又是民营企业代表,有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夹缝中,华为如何长大?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说到底,组织存在的命理就是如何活得更长久些。过往的20 多年,华为活下来了,华为的许多同行却倒下了,那些貌似“战无不胜”的“巨无霸”企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常见的情形是:几乎毫无征兆地从正午的辉煌急剧地走向没落。

下一个是谁?华为会不会盛极而衰,重蹈前辈覆辙?当舆论将称赞的目光投向“世界第一”的华为时,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华为 任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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