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除了吹牛喝酒,也该静下来想想新一年的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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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家除了吹牛喝酒,也该静下来想想新一年的计划了

你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为什么创业?”、“创业以来我犯了哪些错误?”、“新的一年公司规划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你还在北京,会发现这些天的帝都,天晴了,人少了,路通了。

因为有近千万的北漂回家过年了!

回家过年,少不了父亲会拉你在身边打问工作的情况,也免不得在各种酒桌聚会上回答家乡父老“在北京挣大钱了吧”的追问。本着做子女的孝心和人性的一丢丢虚伪,“吹牛”估计会成为不少北漂的必备口活。

而对于创业者来说,吹(hu)牛(you)可是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立足之本啊!如果不在家乡父老亲朋好友面前吹上两嗓子,怎么证明自己是从中国的创业圣地北京回来的人呢。

当然,就像做爱一样,高潮过后是极度的空虚和孤独感。牛皮吹大了,酒喝多了,第二天醒来少不了的是头疼和母亲的责备。

不过有个好处,你终于可以有个理由一个人独处了。

从喧嚣、无序、虚空中凝下神来,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

作为写了一年创业方法论的黑马哥看来,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去看什么“冷启动热传播”、“股权分配的十个问题”、“团队建设的三不法则”等等细枝末节的东西了,那些被说了无数遍的创业教条你看的一定够多了。

你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为什么创业?”、“创业以来我犯了哪些错误?”、“新的一年公司规划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9本书中选了一些内容做成《过年读点书》系列书摘推送给你,比如7-11的第一家店铺是如何在日本成立的,星巴克的创始人是怎样在危机之中重回CEO职位的,等等这些故事。

我们希望这些伟大企业创立之初的故事,能够让每一个还处在从0到1过程中的创业者,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最后,黑马哥愿你在酒桌上牛皮吹上天,独处时初心再回味。

以下是向你推送的第一篇书摘——《费尔做了哪四个决策让贝尔公司一直处在时代前端?》,选自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

有效的管理者不做太多的决策。他们所做的,都是重大的决策。他们重视的,是分辨什么问题为例行性的,什么问题为策略性的,而不重视“解决问题”。他们的决策是最高层次的、观念方面的少数重大决策,他们致力于找出情势中的常数。

所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决策往往需要宽松的时间。他们认为操纵很多变数的决策技巧,只是一种缺乏条理的思考方法。他们希望知道一项决策究竟涵盖什么,应符合哪种基本的现实。他们需要的是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决策的技巧;他们需要的是合乎情理的决策,而不是巧妙的决策。

有效的管理者知道什么时候应依据原则做决策,什么时候应依据实际的情况需要做决策。

在美国商业史上,有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企业家,他也许是一位最有效的决策人。

他就是20世纪初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总裁费尔先生。费尔担任该公司总裁,是在1910年之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将近20年。在这段时期中,费尔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具规模、发展得最大的民营企业。

电话系统应该民营,在今天的美国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电话系统中,只有贝尔公司经营的北美洲(包括美国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不是由政府经营。尽管享有垄断,而且原有市场也已饱和,但是作为一家公共事业公司,能经得起风险并能在风险中飞速成长的,只有贝尔公司。

贝尔公司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绝非由于幸运,也绝非由于所谓“美国人的保守作风”。主要的原因,在于费尔担任该公司总裁将近20年之内,做了四项“战略决策”。

起初,费尔看清了一个电话公司如果想保持其民营形态,自主经营,必须有突出而与众不同的局面。当时,欧洲各国的国营电话公司都经营得很稳健。费尔想,贝尔公司如果也认为“平安就是福”,就能不被政府收归国营,那是靠不住的,迟早难以避免政府的接收。他认为仅采取防守政策,最后结果肯定是失败,防守政策将麻醉管理层的创造力。

因此,费尔有了第一个重要观念:贝尔公司虽是民营企业,但是应该比任何政府机关都更加照顾社会大众的利益,而且更为积极。出于这样的考虑,费尔做出了第一项大决策:贝尔电话公司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

所以,费尔担任公司总裁后,提出了“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公司的根本目标”的口号。在20世纪初期,这是绝难为人接受的口号。而且,费尔并不以提出这句口号为满足,也不以管理层应确能兼顾服务与盈利为满足。

他还制订出了用以衡量管理人员及经营水平的统一尺度,用以衡量服务工作的好坏,但他从来不强调利润完成的情况。经理只对服务情况负责,至于公司的管理和资金的筹集,那是公司高层的任务,他们要负责把公司的最佳服务转化为适当的收益。

与此同时,费尔还有一项新认识:一个全国性的电信事业,绝不能是传统的自由企业,换言之,绝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事业。他认为如果想避免政府的收购,唯一的方法便是所谓的公众管制。所以,一项有效的、公正的和有原则的公众管制,是符合贝尔公司的利益的,而且事关公司的存亡。

所谓公众管制,在当时的美国虽然不是个生疏名词,但在费尔先生提出这项结论时,公众管制并无力量。当时企业界坚决反对,法院方面也不支持,所以有关公众管制的法律条文无法实施。公众管制委员会的人手和经费都不足,所以委员一职都成了第三流政客无所事事的闲差。

但是费尔先生却决定把实现公众管制作为贝尔公司的目标。他将这一目标交付各地区的子公司总经理,责成各子公司设法恢复各管制机构的活力,倡导管制及等级审定的观念,以期能有公平合理的公众管制,一方面确保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又能使贝尔公司顺利经营。由于贝尔公司的高层管理成员包括子公司的总经理,所以整个公司及其所属每一子公司,都能朝向这一目标而努力。

费尔先生的第三个大决策,是为公司建立了贝尔研究所,并成为企业界最成功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他的这项决策,也是以一个垄断性民营企业必须自强不息才能保持活力的观念为出发点。他在做这项决策时,曾经自问:“像贝尔公司这样的垄断性企业,应该如何永保其雄厚的竞争力?”当然,他所说的竞争力,并不是通常在有同业竞争情况下的竞争力。

但是他知道,一个垄断性的企业如果没有竞争力,就很容易变得刻板和僵化起来,无法适应变化,无法谋求自身的发展。

在费尔看来,一个垄断性的企业虽然没有对手,但是应该以将来作为对手。电信事业以技术最为重要,有无前途,都视其技术能否日新月异。贝尔研究所就是在这一观念下成立的。老实说,贝尔研究所绝不是企业界所设立的第一个研究机构,但却是第一个以更新现有产品为己任的研究机构,尽管那些产品当时收益还不错。

贝尔研究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成立的时候,确是当时企业界的一项令人迷惑的创新。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了解所谓研究,其实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和“今天的否定者”,目的是创造一个不同的明天。大多数研究机构都进行的是防御性的研究,但求能维持“今天”,而贝尔研究所一开始就放弃了防御性的研究。

最近十多年来,费尔的观念已由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贝尔研究所第一步发展的通信技术,已使整个北美洲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自动通信网。后来更发展到连当初费尔本人也没有梦想到的领域中了,例如电视节目的转播、电脑资料的传送,以及通信卫星等等,都是最近几年成长最快的通信技术。今天种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包括信息处理的数学理论,以及诸如晶体管、电脑逻辑设计等的新产品及新方法,大部分都得归功于贝尔研究所之首开其端。

在费尔任期的最后阶段中,他又做了第四项重大决策。那已是20世纪20年代初了,他开创了一个大众资本市场。这项大决策的出发点,依然是为了要贝尔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能继续生存下去。

许多企业之所以被政府接管,多半是由于无法取得所需的资金,而非由于社会主义。在1860~1920年间,欧洲的许多铁路公司被政府接管,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煤矿和电力公司由政府收归国营,也是因为缺乏推行现代化所需的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期间,欧洲大陆的许多电力公司也是因同样的原因被政府接管。当时各公司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不能提高电费,结果弄得虽然有心改善经营,可是却无法筹措资金。

费尔做这项大决策时,他本人是否已看了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证。不过,他确实已经了解到贝尔公司需要大量资金的供应,而这些资本又不能从当时的资本市场取得。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当时许多公用事业尤其是电力公司,都曾经设法发售股票,以期吸引投机者。他们组成了控股公司,设法使公司普通股具有较佳的股息,但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仍要按传统方式从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来获得。

费尔认为,把企业的资金来源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风险是很大的。

费尔的构想,是发行一种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通股。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他的设计着眼于社会大众,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莎莉姑妈”的中产阶层的主妇。“莎莉姑妈”手头拥有游资,想投资,但却担不起风险。费尔设计的AT&T普通股,正是针对“莎莉姑妈”的意愿:这种股票股息有保证,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通股,能享有资产增值带来的好处,还可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

但是严格说来,所谓“莎莉姑妈”型的投资人事实上尚未完全形成。拥有资金有购股能力的中产阶层当时才刚刚出现。他们仍沿袭传统的习惯,有余钱都存入银行或购买保险,敢于冒风险的,就进入投机股票市场。当然,这并不是说费尔创造了“莎莉姑妈”。这只是表示他诱导当时的“莎莉姑妈”成为投资人,动用她们的储蓄,符合她们的利益,也符合贝尔公司的利益。这一决策使贝尔公司在近50年来,一直有充裕的资金来源。

直到今天,AT&T普通股仍旧是美国和加拿大中产阶层投资的对象。

而且,费尔也设计了自己的一套实施办法。那些年来,贝尔公司一直没有依赖华尔街,而由公司本身成为股票的承兑人和包销人。当初费尔的财务助理季福特是这一制度的主要设计人,在后来他接替费尔出任贝尔公司的总裁。

费尔先生的四项重大决策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为了解决公司和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这些大决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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