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少年心气，其实与年龄无关，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永远可以成为想成为的人。
推荐人：黑马哥
推荐星级：☆☆☆☆
阅读时长：本文近11500字，阅读需要10分钟。
推荐理由：这是一篇来自创投公号的特稿，讲述了一个“少年”创业者曾经的黑客时光、现在的事业和未来的梦想。本文由峰瑞资本（ID：freesvc）授权i黑马发布。
19，20，21：这分别是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创立事业的年纪。这些如今的偶像都在 20 多岁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一举成名。有的是因为兴趣使然，有的却是一点自尊心。早年曾是美容师的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询问一位女士身上大衣购于何处，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知道又有什么用呢？你永远都无法负担得起。
“我心跳加速，脸通红着走开了。” 多年后，雅诗·兰黛在回忆录中写道。挣脱阶层的桎梏，是年轻人才有的强烈羡慕与妒忌。 “少年心气” 往往被视为理性的敌人，容易蒙蔽双眼。将创业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出口，而非无数美好机遇中的一种选择，更容易被视为一种赌徒心态。
但高明的赌徒并不只善于技艺，还需要在无数正、邪的选择面前保持清醒。在绿色绒布的牌桌上，永远有一根看不见的细弦，是唯一的路径，也是底线。
今年 27 岁的陈正翔在这根弦上走了多年，也曾做出无数可能毁灭一生的决定。他曾经罢学并在中考交了白卷，上课时间全然不见踪影；他为了赚点零花，跟过带头大哥还抡过板砖；他后来念高中时，因为觉得读书无用就让父亲把一年的学费换成一台电脑和两年的宽带；他打算不再向家里要钱，炒过菜、剃过头，17 岁一个人到上海闯荡，卡里剩取不出来的 90 块钱只好买一大堆泡面……
回顾陈正翔的人生，会发现他挺过了一个又一个沉沦的可能。他的公司 Stary 获得投资，很多人归功于他对少年黑客梦想的坚持。而他却仍将自己视为社会最底层，创业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突破阶层设定。
所谓少年心气，其实与年龄无关，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永远可以成为想成为的人。从这个角度看，陈正翔一直都是个少年。
少年陈正翔
撰文 / 季文仪
/ 01 /
▲ 陈正翔
12 岁的陈正翔跑步穿过敦化路时，嘴里还回荡着绿豆汤的味道。这是电子市场一天中的空闲时段。街边往常堆放的朱红木板，有人在上面用白粉笔画出横折撇捺，却没有一个字。午饭刚过，店家张罗起一半打烊一半迎客的主意。门敞开太热太吵，全关起来又怕别人以为今天张都没开。于是那些可疑的字迹又各归其位，密密麻麻地镶嵌在门框上，才知道写的是 “敦化路 X 号”。“X” 号门板没被安上去，看上去这条路竟长了无数颗眼睛。若有急事或者熟客，直接探个头进来，下午的生意就开始了。
他的耳朵里还回荡着两、三句东北口音的脏话。几分钟前，辽宁人刚从城东用黄鱼车拉来台旧冰箱，打算让人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电子元件。铺在车上的报纸浸透了新鲜的油迹，许是机油，也可能是鱼油。
“来错地方了。海边城市他娘的也这么热！” 眼看前面的红灯快转绿了，他擦了擦汗，打算用力蹬完这最后一公里。没想到一个瘦瘦小小的身影从直角方向斜刺过来，脑袋上还戴着顶学校发的鸭舌帽。他赶忙刹车。机油是新加的，但声音同样尖锐。速度还是太快。等停下来一看，白帽早已一溜烟跑到路的尽头，转过头来竟是一张赔笑的嘴脸。这是下午 1 点 42 分的青岛。
陈正翔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虽然他爹是个电子工程师，早年还跟风下海创业，开过一家小小的电机厂。兴许是由于创业失败而感到心灰意冷，父亲从来不像书里写的那样传道授业，一方面帮儿子开启心智，一方面盼望其能继承衣钵。在陈正翔觉得遥控车都牛逼透顶的年纪，他爹却极力反对他研究电子这门手艺。用的理由也很奇怪：上一辈在电子上已经算极限了。这条路再走下去的话，儿子必定拼不过老子。
43号。终于到了。陈正翔昨天就来过一次，为的是给新买的电脑攒一块二手猫。之前的三年，他都在一台超市收银的终端上面练习编程。学校周三兴趣班的机器都是这样的，电源接通后 “滴” 一声，褐绿色的屏幕上除了光标什么都没有。机箱里面只有几个元件，远比不上游戏机复杂。一群四年级的学生枯坐在光标前，时不时把键盘当作钢琴，噼里啪啦打出几行乱码；打得不亦乐乎才发觉声音太大，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朗读白板上的黑字：
“在计算机科学中，指针是 C 语言中的一类数据类型及其物件或变数，用来表示或储存一个记忆体位址，这个位址的值直接指向存在该地址的对象的值。指标参考了记忆体中一个位址……”
陈正翔学了 BASIC，因为他是盖茨的脑残粉。那还是 Windows 95 的年代。盖茨以当代爱迪生的形象成为世界首富，是极为励志的故事。18 岁的盖茨在哈佛认识了保罗·艾伦（Paul Allen）。白天他躲在宿舍里给自己在高中创立的公司填写各种报税单，晚上就和下了课的保罗编程，给一台他们从未亲自使用过的电脑开发完整的 BASIC 语言直译器。
▲ 保罗·艾伦与比尔·盖茨在 1981 年的合影
这个故事让陈正翔度过了初学编程的前 100 个小时。他是因为电子才喜欢上电脑的。即便是只会闪烁绿色光标的终端，也是电子复杂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可一旦沉浸入那个黑与绿的世界后，与非门、1 和 0 都不再重要。他去过市里的图书馆，四层楼，三十多个房间。十万册书在那里，总共两亿多字，他只是没有时间去看。但无论是 DOS 还是 Windows，对于少年来说都像一个无穷大的黑洞。
他开始改造《电脑报》上的案例：输入几个参数，鸭子几条腿，兔子几条腿，一回车就出来答案。这可能是最初级的 “开源” 社区，但陈正翔乐此不疲。当家里的报纸堆到可以卖两百块，连逛商场时也要跑到电脑专柜面前敲两行代码时，父亲终于下了决心，给他买了那台终端。
父亲有种感觉，老师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明显增多了，理由也从踢球砸碎玻璃、不写作业，发展到整堂整堂的逃课。问他上课时候去了哪儿，也死活不说，回回都说在操场上踢球。哪里来长得这么白的 “足球小将”？
揍了几次后，他爹也渐渐麻木了。每次见完老师，走出办公室还得装出一副父慈子孝的美好画面。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讲，各想各的心事。到家关起房门，自己还没发作，儿子先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爸，你今天打算揍我么。”
“当然，揍不死你。”
“那你打算揍多长时间，还是多少下？晚饭前还是晚饭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赶紧办了。”
其实多挨十下揍并不能增长丝毫的英雄气概。这么问一多半是孩子气的逞能，另一半却是为了给闯祸的风险计算提供一点新的参数。即便是创业后的陈正翔，还保留着年少时面对父辈的狡黠与敏感。他今年 27 岁，从事的又是智能硬件开发。在这个烧钱如土的行业，钱对于他来说只是数字，用途是描绘决策风险大小。“当你打工三十年都可能偿还不了公司账上的一笔流水时，风险其实已经超出你的控制了。我只能寻找其他途径来抵消风险，而不是为了数字波动冒冷汗。”
▲ 陈正翔在 Stary 办公室门口
但刚挨完揍的陈正翔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卡里会有那么多钱。他擦了擦鼻血。寡言的母亲给他夹菜，他也没说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此刻在想着什么。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是学校计算机房的老师。陈正翔利用逃学的时间在那里待过无数个下午，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日后为他赚来一块二手猫的维修本事，也是在那儿学会的。经常有学校领导经过微机房，看到只有一个男生对着电脑屏幕摇头晃脑；头伸进来刚想发作，才发现老师也在，只不过坐在紧挨门边的机位上，还对自己笑了笑。
有点默契。
他迅速地扒完饭，回到自己的房间。家里用的门把锁是老式的，转动后上锁不会让弹簧发出 “啵” 的声音。下午在敦化路买的那块猫，此刻正安静地躺在屏幕前，还有前两天从家中橱柜底翻出的一条白色电话线。他吹了吹水晶接头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把它插入猫和电脑各自的端口中。56k 猫拨号的速度比网吧的 ADSL 要慢，但这不是重点。他不再需要将网吧当作秘密基地。这个十平米的房间，原来是一座无人来往的死城。
但这一切很快就会被改变了。他插入 U 盘，里面有上个礼拜在网吧下载的 “灰鸽子” 病毒。中国黑客习惯把受控于他们的电脑称为 “肉鸡”。陈正翔先做的，是看看上周控制的一台韩国 “肉鸡” 是不是仍然可用。凭借这个 1500 公里以外的节点，他可以扫描更广的 IP 段，控制更多人的电脑。
漫长的等待后，印满韩文的 C 盘目录出现在他面前。陈正翔 “哇” 的一声跳到床上：下午翘课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是连接着的。
/ 02 /
陈正翔拿到终端机的 1999 年，中文互联网整年都在回荡着三个名词：OICQ（即日后的 QQ）、72 小时网络生存测试，以及千年虫。它们是互联网的一体两面：自由与控制。在一个拥有广袤疆界的领域中，无限的自由足以形成对其他生命体的控制，将现实社会森严的阶层投射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对于黑客来说，恰恰是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能让他们感觉自由意志的延伸，甚至是一种 “I'm alive（我还活着）” 的快感。
之后的三年中，陈正翔都沉迷于这种快感。他个子瘦小，学习一般，入不了青春期女生的法眼。然而在 QQ 上，这些缺陷并不重要：十个 “轻舞飞扬” 的背后，可能就有五个他这样的普通男孩。他们之间的差别，除了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虚拟形象 QQ 秀外，可能只剩下砸破企鹅蛋的先后次序——注册得越早，号码就越短，就越容易被对方视为走在潮流的前沿。按 2004 年的网络流行语，这种人应该被称为 “大虾”。
陈正翔没有买 QQ 秀。他迷上了四驱车，这是相对于集卡片更为奢侈的爱好。但他已经找到了比花钱装点自己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虚拟世界中，重新投胎一次。肉身的降临完全是一个随机性事件。肤色、身高、智力，乃至语言、种族，他再不满意也没有任何控制权。但在云端，他找到了让时间逆流的漏洞。通过这个漏洞，他可以潜入任何人的体内，利用甚至占有他们的身份；在抹除之前的痕迹后，这个注册于 2001 年的 QQ 号就成了他在互联网中的意志延伸。
一个礼拜内，他用 VB 写了一个盗 QQ 的木马。此后每次去网吧上网，他都先把软盘放进去，植入这个程序。别人在登录伪装的 QQ 时会先将密码记录下来，并显示 “连接失败请重试”，最后把木马关掉打开一个真的 QQ。
一天下来，木马能收获几百个账号密码。他将捕获的猎物写在纸上，和之前利用 CS 素材做的打地鼠游戏一样，很快在同学间抢购一空。他刚读了《巴菲特传》，从书中知道亿万富翁都是从小卖柠檬水发家的。风靡一时的《传奇》他也盗过，但没有真的卖掉里面的装备，“因为觉得太大了。不太敢玩。”
让他改变观点的是一部象征主义作品，《黑客帝国》。影片中的母体（The Matrix）是机器用来统治人类的一个系统，其功能是将人脑接入其中，使人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而无法察觉。作为计算机系统，母体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使得一部分人类逃离了母体，并从外围侵入母体中，解放更多的人。
这些逃亡者被称为母体中的 “黑客”。他们熟悉系统的漏洞，可以使用超能力。当身着紧身衣的女黑客在夜幕下飞跃两座相隔五十米的大楼，像一颗子弹般用肉身撞开玻璃窗户时，14 岁的陈正翔竟感到一丝失落与冲动：只有像他这样的初级黑客，才会以破坏和偷窃作为快乐的来源。而电影中的黑客，找寻、破解漏洞的唯一目的是帮助浸泡在营养液中人类挣脱机器与程式的束缚，在冰冷的机器面前重新宣示人类作为更高智慧体的主权和控制权。
这部 IMDB 评分高达 8.7 的片子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只收获了几个技术类奖项，但这并没有妨碍一代年轻人将其作为发泄精力的新出口。陈正翔很快找到了几个黑客论坛，大多位于 985 院校机房内的某台 IBM 服务器上。这些日后被戏称为 “码农” 的大学生并没有像理工科同学那样将精力发泄在篮球场上，而是选择为一个个看不见的战友和敌人发光发热。只要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分享新的漏洞，隔天就能有新的入侵工具问世。
从此，寻找漏洞成为了他的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网络环境下，他都会下意识地插入 U 盘，用里面的工具看看有没有入侵的可能。早期的计算机杂志为了提振销量，更是把直接把这些工具刻在附送的光盘内。陈正翔有几次忘了关防火墙，导致这些光盘被紧紧挡在门外，始终无法打开。一气之下，他把好不容易搜来破解码的杀毒软件给卸了，世界才再一次畅行无阻。
2004 年，中文互联网接连爆出几个著名的漏洞和木马，“灰鸽子”、“冰河” 都是当时黑客圈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陈正翔这样黑客小兵的努力下，全国的电脑老师都不约而同地碰到了灵异事件。投影仪上演示着常见的艺术字样式，突然空白的文档中出现了班上两名男女同学的名字，中间还用一颗爱心相连。
老师勃然大怒，刚想走下讲台缉拿幕后黑手，回头一看却发现流言如水上的波纹一样消失了。教室里的氛围变得微妙起来：有脸红的，有好奇的，有唯恐天下不乱交头接耳的。唯独没有人注意到陈正翔们嘴角的笑意：用一堂课证实一句八卦，值了。
陈正翔手里的肉鸡越来越多。一台电脑扫描 IP 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可一旦有了肉鸡后可以控制这些傀儡电脑进行扫描和注入。除了最早位于韩国的那台电脑，他的版图由西向东一路扩张，最后到了美国。一旦有了新的猎物，他都会好奇地进去偷窥一番。给它安排好搜索的任务后，原路返回，期待下一次的惊喜。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只是好玩。
▲ 工作台
“好不好玩”，到今天依旧是陈正翔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值得投入精力的标准。他的公司位于一座老式的焊接器材厂内，门外就是吴淞江。三角形的空地上停着一部只有框架的电动汽车，这是陈正翔自己做的玩具。交规规定不能上路，他就半夜开出去，或是开在人行道上去买烟。
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甚至不满足于 “偏安一隅” 的现状。某个夏日午后，他们在老板的带领下偷偷爬上江对岸那座五十多米的红砖烟囱，把印有 “Stary” 的旗子插在那儿，宣示主权。但凡有抽烟的访客前来，站在门外都会注意到那匹红色的布条——位置太奇怪，让人觉得是烟囱里的囚徒发出的呼救信号。陈正翔大约见了太多次这样的诧异，都只淡淡说，“喏，我们的旗子。”
但这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当每个月花掉几百块上网费，为了突破一个远在韩国的系统时，陈正翔自己也早已不自觉地被母体赋予了角色和任务。在这个如同链条一般的系统中，某一环节失误就很有可能满盘皆输，最后的职业选择只能在《新华字典》中体现 “光明前途” 的多样性。
然而他忽略了所有的警告。当他试图洗心革面，在期末考时重新回到考场，却由于长时间把精力花在网吧和电脑上，一道题都答不上来。
这和电影里的 Neo 一样。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穿梭于高速信息流的黑客。凭借自由意志，母体是想回随时都能回的地方。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也不过是被设定的程序之一。从母体来，还将回到母体去。所谓 “自由意志”，不过是杀毒软件失灵而已。
而对于他这样不稳定的程序，母体（社会）唯一接纳他的方法就是消解他的意志与耐心，让他化为社会的肥料。这样才能警示仍被系统豢养的人们：此乃歧途，尔等勿入。
一次，他鼻青脸肿地回到自己的卧室，准备上 QQ 和人聊聊散心。一个许久没有亮起的头像弹到了好友列表的顶端。对方是个机房的网管，私下里是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在过去的几年中，网管经常通过 QQ 教他写代码，还分享自己的作品，解释其中的原理。陈正翔较为系统地学习编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过网管的工作不稳定，有时忙得昏天黑地，有时则闲得在网上和他瞎聊天，说不准。
他正好有几个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位朋友：“好久不见，你在干嘛呢？”
沉默了许久，对方发来四个字：
“他自杀了。”
然后又是四个字：
“别联系了。”
/ 03 /
在父亲打断了几根棍子后，陈正翔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叛逆期。他不再计算挨打的风险，因为出去跟别人打架被拍砖更疼。相比之下，棍子实在不具备多大的说服力。就算被揍到流鼻血，他都会死死盯着父亲，问准备打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作为黑客，他夜晚的生活比白天要精彩得多。在夜晚，他可以躲在房里抓肉鸡，偷窥一个又一个秘密。然而到了白天，他难以适应一成不变的学校生活。学校的生活算不上精彩，甚至可以说是空虚。在他学习 Flash 的半个月中，老师只讲完了全等三角形的两种形式。而他已经可以接外包的活，时薪百元。
▲ 陈正翔与他的 Stary 滑板
他觉得念书没意思，就先从软柿子开始捏起：先是逃生物地理课，然后是物理化学。他要求老师替他保密，否则就辐射周围九宫格内所有同学逃课。
唯一不敢逃的是班主任的课。上课铃一响，他就灰头土脸地从教室后门偷偷潜入，趁老师背过身写板书的时候坐好。如果课安排在下午，教室里还会回荡着一股酒精与汗臭混合的气味：他午饭后刚在隔壁学校打台球。天热喝了几瓶啤酒。
陈正翔开始为提前到来的成年人生活显露出一些个性，包括自负、叛逆，都只能在最 “土” 的孩子身上看到。“我们都是还没到一个人生该转折的点，就自己混到社会里去了。” 他们早早地学会了喝酒、上网、唱 K，将肉身紧贴在尘土飞扬的社会上，毫无文明社会的半点理性。
数学曾是他最拿手的科目，却因为被任课老师唠叨了两句，就宣布罢学。他觉得自己很棒，应该得到老师的宠爱和宽容，而非像个普通学生一样，被 “为什么红领巾不系好” 这样的问题吹毛求疵。他不上课、不交作业，都是为了躲避数学老师那张丑陋的脸。
课堂上，许久没有上课的陈正翔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懂。作为一个逃逸母体的细胞，他以为自己所做的不过是看看细胞壁外的世界而已。待到风景都看透，却发现自己早已被系统识别为病毒。原本虚张声势的假叛逆，也成为了真叛逆——为了证明自己没错。他体会过一些隐约的成功与快感，因此也难以想象读书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拥有这种想法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2014 年夏天，19 岁的吴海鹏刚结束完高考，就坐 37 个小时的硬卧去了青岛。从 2011 年起，他就在深圳华强北市场楼上开设了一家公司，负责制造 3D 打印机。公司很小，加上他只有三个人。他负责采购零件，并教会另外两个工人组装。这种利润率在当时接近 1000% 的机器，他一年卖了两三千台。
和陈正翔一样，高中时期的吴海鹏也经常感到孤独。由于经常参加航模比赛得奖，学校给他安排了一间实验室。航模并不是大多数高中生家长愿意让孩子投入精力的事物，学校里因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相同的人。摆满动物标本的偌大实验室里，雪白的荧光灯下只有他一颗黑色的脑袋。他晚上看论坛学示波器原理，白天把 3D 打印机搬到实验室里继续组装，拼不完就捧在手上带回家。这样花了一个月加一个暑假的功夫，他终于拼出了第一台作品。
“高中接触打印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更多是觉得，拿个文凭真的对我没有太多的作用。” 两年前，他在一个上海的创客活动上第一次见到陈正翔。当时被他称为 “创客圈网红” 的陈正翔并没有摆摊，只是到那里四处聊聊、寻找灵感。随后两人组队参加了一个黑客马拉松，和另外两个团队合作在 48 小时内做出了 Stary 的原型——一个可以用手机 App 控制行动的木制滑板。他们的分工很简单：陈正翔作为项目经理，吴海鹏则负责 3D 打印——每当团队有什么零部件上的需求，他就先在电脑上画出模型，再通过 3D 打印制作出来。
Stary 的 CTO 忻晟（Simon）曾经分享过他的处世哲学：“一个人处在陌生环境下，比如一条非常幽暗、漫长的隧道，走着走着，突然前面有一个亮点。有可能是一堵墙开了一盏灯，也有可能是一个出口。”
“如果是一个人，他完全不知道该继续前进还是后退。但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虽然他也可能不知道往前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只要有两个人，或者旁边有个人告诉你我们一起走，或者他只需要说 ‘这条路我走过’，这时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海鹏那样幸运，在脱离母体的时候就找到同路人。初二，陈正翔开始罢学，并加入了学校后院抽烟的队伍。实在没钱，三两个兄弟去别的学校门口兜一圈就有了。他结识了一群职高生，很快和他们称兄道弟。抡砖挥棒成为家常便饭，《黑客帝国》里打打杀杀的故事也再次上演。同样是偷窃与控制，但这次现实世界里的 Neo 并没有让子弹停下来的超能力。他经常挂彩，回到家又免不了挨揍。
随着初中毕业的逼近，陈正翔渐渐发现他需要考虑更多实际的问题：去哪儿，怎么去，做什么。他知道职高生的选择很简单：毕业后不是家里给点钱做点小买卖，就是去家乐福——他第一台 “电脑” 的老家。年轻的黑客第一次发现：他能控制远在韩国的肉鸡，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人生。社会阶层的分野渐渐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实际上都无法突破社会的最底层。
这种阶层感在他 17 岁辍学来到上海后更加强烈。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缺乏 “见识”。为此，他给自己安排了各种派对，以期见到各种年纪轻轻就拥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相比于面对投资人的机敏，他在这些堆砌满鲜花和酒瓶的场所却表现出了与外在、年龄都不相符的拘谨。无论是两条纹满花纹的手臂，脖颈处的红唇刺青，都应该让他成为全场的焦点。但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角落里倾听：就连一个十六岁 ABC 男孩在某海归派对上谈到最近去了迪拜的帆船酒店，都能使他羡慕不已。
“我渴望成为他们。” 陈正翔说。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也有自由选择国籍、语言的权利。在他十几岁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时候，选择一个他要去生活的国家城市。这也是他创业的目的之一——让下一代在出生时就不受这种层级的约束。
“我主要通过风险来划分阶层。这条线以下的，都是下一顿不知道在哪里的人。你需要靠风险或者靠概率才能赢得这碗饭，哪怕概率是 99.999%。这条线以上的，是一定有饭吃的。创业者也是社会最底层。我经常觉得自己比一个打工的还要不安全。打工的你只要今天伸手把螺丝拧了，明天就是有饭吃。但对于我们来说，一旦失去我连螺丝都没得拧，还要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去找到那顿饭。”
/ 04 /
陈正翔的初中原本是一座大学，因经营不善降格成了一所初中。和化学实验室里那些被砸碎的瓶瓶罐罐命运不同，图书馆并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或许是为了装点门面，也可能是因为书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人愿意处理。新上任的中学校长急于废物变宝，就将它隔成两半，前一半换成所有能找到的儿童书籍，后一半则属于 “历史遗留问题”，近乎《哈利·波特》中霍格沃茨的禁书区，鲜有人迹。
老式的图书馆大多装有巨型的落地窗户，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墨绿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玫红牡丹花图案。为了避免日光直射古书，一到正午时分，窗帘都会次第落下，只留门口的一扇作为照明。从室内看，这是唯一能够射进光线的地方，有点像罗马式教堂。
陈正翔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以窥见这座日后的藏经阁——他恋爱了。在给班里所有的异性用纸条点了遍赞后，一位担任学校图书管理员的女生终于答应了他。他很珍惜这段关系，也就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女朋友也懂得投李报桃，直接给这位黑客最高权限：无限制地往外借书，想看多久看多久。别弄皱了就好。
从此，他又为自己与世界开掘出了一条隐秘的隧道。这是人生最自由的日子。他知道升学无望，就给自己排了课程表：上午是《量子物理学》、《插花入门》，下午是《ASP.NET》、《大不列颠史》。偶尔也会翻翻《枪管制造》，书籍上就是一大红五角星，隔着书皮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光辉精神。还有各类的动物图鉴，每本书只讲一个目，密密麻麻都是小图片。“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让我觉得某一天用得到。” 即便是今时今日，他仍会用 “小时候在图书馆的感觉” 来描述发现新事物的触动。
很难说研究兰花的构造能为他的电动滑板带来多大帮助，但对于一个从未接受过正经设计训练的人来说，这些色彩鲜艳、笔触细腻的解剖图，打磨了彼时正在形成美学感官。以工程师出道的他，至今不会画画，也很少摄影。然而他所创造出的 Stary，却一直以其标志性的视觉风格而被人记住。
用他的实习生 Kenneth 的话来说，“当时看到第一眼就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品牌？如果众筹网站把发货地遮掉，我会以为这是个荷兰或者澳大利亚团队。”
从此，14 岁的陈正翔就开始在校园中以两种形象示人。每天中午，他雷打不动坐在唯一一扇有日光的窗户前，面前散落着他刚从书架上扛下来的几本精装书。有时看上去有些灰头土脸：由于个子太矮，他够不到顶层的书架。从管理员那儿借来梯子，爬到顶被十多年的积灰呛了一口，几乎摔下来。
而在学校里，他留着过耳长发，上课铃刚过才漂入教室，把校服垫在椅子上，才大大咧咧地坐下。老师见过不少问题学生，知道社会将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去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觉得上课无聊，他会径直从教室后门走出去，到学校后院的地方找他的兄弟抽烟，商量晚上去哪儿唱 K。
然而和最初相比，他越发清楚地知道自己和 “兄弟” 不是一路人。在此之前，陈正翔曾将职高作为下一个目的地。和道上的弟兄们混点吃喝，这也是一种 hack。虽然用的是黑客技术中效率最低的暴力破解，但起码有耐心就一定会有结果。但这段短暂的黑帮经历，让他发现无论是职高还是黑帮，不过是另一个幼儿园的套路：把人养在里面三年，养大了直接进入社会。
当年他在道上的弟兄，现在每个人都负责青岛的几条街。 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喝酒叙旧——各有各的忧愁。大家喝着酒，常常会站起来一个人对众人点头哈腰，让兄弟们继续喝着，他去那边拿一下钱，一会儿回来。
“虽然我们一起喝酒也好，但我觉得我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从小受到的这些知识，这些训练，这些东西是他们没有的。他们只能靠坑蒙拐骗去创造一些财富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去创造财富。”
他开始在网上给人做 Flash 外包。给一个网站做静态 banner，收费五十。如果做成交互的，则要一百。到了初三，他自学了 3DMax，也开始接一些简单的二维、三维动画广告。他从来没有学过美术，却也做得有模有样。
然而比起他日后的供应链合伙人吴海鹏，他赚得少多了。海鹏在华强北雇了两个工人组装打印机。周一到周五因为住在学校，就通过视频指挥工人解决技术问题。他们将成品放到 ebay 上卖，一个售价 7000 人民币。当听完高考结束的海鹏说起这个故事，陈正翔的第一反应是：“考什么考？有什么好考的？不如跟我创业吧。”
▲ Stary 团队。其中左一吴海鹏，左三陈正翔，左四忻晟
陈正翔的中学生活终结于一场考试。从初一开始，他在所有的政治考试中都交了白卷。他不认同教科书中带有倾向性的描述，认为政治课只是纯粹的灌输，学习它并不会让能力得到增长。为了抗议，每次考试时他书也不带，往那儿一坐，静静地坐半个小时，到可以交卷了，交白卷走人。
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中考考场。校长直接疯了。中考学生交政治白卷，这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可能会让校长丢了饭碗。找他谈话，他所有的观点都是：
“人家陈水扁好好的，凭什么这么说人家？”
校长说不过他，把他爹找过来。两个大人面面相觑，以为他平时逃学竟然是收听敌台去了。查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线索，只好让这个孩子平平安安上职高去了。
这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次反 hack 行为，将连接他与主流上升轨迹的管道全部从身上拔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就可以脱离母体了。
/ 05 /
2012 年，陈正翔从他 17 岁就开始工作的地方辞职，准备换个新环境。在开工之前，他一个人骑摩托车去了趟大理。和约翰•列侬一样，他认为西行可以激发他更多灵感。然而在这次旅行后，他再也没有 “逃离大城市” 的冲动了。原因是在这个全中国理应最浪漫的地方，他再一次碰到了以前学校后院抽烟的那帮人。只不过混混的抽烟、打桌球，放到大理则变成了喝酒、撩妹。
“我觉得这些人没有创造价值。喝的酒是同一种酒，唱的歌，你如果住在那，你会发现每天唱一样的歌，在撩一样的妹，点在哪？那些人虽然看起来很文艺，实际上过着很俗的生活。”
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这里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文艺女青年。他以为会在洱海边遇见很多具有自我人格的女性，然而看到的却都是 “模板化生产出来的大学女生”。大部分人站在同一个地方，拍同一张照片发朋友圈，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酒。如果有一个男生在她面前弹琴聊天，她一定会耸肩、鼓掌、低头，三个动作如流水线一般利落。“她们让我感到好无聊，就像机器人一样，你给它什么，它就会根据算法输出一个结果。”
待了快一个月，陈正翔觉得有点失望。他把摩托车卖了飞回上海，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最终，他加入了 DFRobot 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图形化编程工具：Mind+。
Mind+ 在圈内广受好评。一个德国老头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去柏林参加黑客大会。他算了算成本，来回 7 万。就提了两箱产品，和同事准备拿到大会上去卖，赚点路费。
几个月后，陈正翔降落在德国柏林。走进会场的一刹那，他觉得似乎回到了圣诞的家中。有人在搭建通讯基站，出售四位号码的电话卡，打电话不要钱。整座大楼每个房间都有管道。把东西放到瓶子里扔进管道，瓶子就会根据标注的数字到达注定的房间。
他狂欢了四天。太困了原地倒下睡觉，醒来后才发现身边的人已经换了一拨。一切的对话都是无意义的。看到一个人在做什么东西，就停下来聊聊，聊得好再喝点酒。想到小时候那块猫的后端竟链接着如此多有趣的人，他为自己在敦化路的那个下午所做的决定感到很值得。
他又一次成为了少年。
匿名用户
